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尊于钩戟长铩小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殽函为官；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西汉·贾谊
一. 唐王朝的贸泛型守业模式
公元7世纪的唐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最为灿烂辉煌的一页，尤其是从贞观之治一直到开元盛世这个时期，更是其中的顶峰。它缜密得近乎完美的内部组织是当时世界的典范，而帝国的对外威信也蒸蒸日上。这一切得益于唐太宗不拘泥形式的宽泛型守业模式。
西方历史似乎是一种“英雄性”的。如讲政治，古代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凯撒，到了近代法国的拿破仑，这不过是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讲。这是由一领袖，领导一个集团，而成功了那时的一番事业。这都带有一种英雄性。而中国呢？“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所以好像不见英雄性。
中国人认为事业以集团性为重。集团必有一领导，但领导性的重要，次于集团性。所以每一集团中的领导人，不易见其英雄性。而英雄性的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宜为领导人，亦不易成大事业，如项羽即是一例。
———钱穆，《中国民族性》第18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宽泛化用人，收罗天下人杰整编精悍智囊团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当时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的是一片混乱景象。隋朝末年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找出一条富国强民之路。唐太宗先是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运动的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和手下大臣们经常在一起总结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唐太宗出生于隋朝的盛世，当时社会是“海内殷阜”，可隋炀帝继位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戒。从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国君品行的好坏。尤其是唐太宗年轻时曾和许多大臣参与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看到了隋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的事实，他发出了“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的慨叹！唐太宗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唐太宗极有雅量，能够从谏如流。唐代名臣魏徵，以倔强不屈，敢于犯颜直谏著名，但在唐太宗眼里，他还有另一番形象。唐太宗说：“人言魏徵倔强，朕视之更觉妩媚耳。”可以说，唐太宗之外，是绝少有这种雅量的君主的。
唐太宗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借古察今，李世民从几千年文化中汲取了教训，在守成的过程中处处从大处着眼，形成了一套宽泛化的守业政策和一个有才能的领导集团。
内外皆修，唐王朝怀柔宽泛守业成
隋炀帝的急功近利而国破家亡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李世民在内政方面更有远见，更注意休养生息。唐太宗继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唐太宗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由于唐太宗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医好了隋末战争的创伤，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贞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以后一百多年唐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重修国子监；搜集与整理典籍和文献；鼓励发展科技文化，对于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唐太宗立即给予奖励。唐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兴文教，创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对外方面，唐太宗注意各民族的关系，采取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不轻易用兵，但对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却给以坚决的回击，这种先礼后兵的政策保证了他在军事行动中掌握主动权。他先后出兵西域打击突厥，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唐太宗更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与吐蕃的联姻加强了友好关系，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通过这些政策，消除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密切了其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通过与唐朝的交往，学习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加速摆脱了其原始、愚昧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作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的政策大开大合，深具王道之气，自他以后，高宗武后玄宗都堪称守成之主的典范。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自太宗之后国力日趋强盛，直至开元达到顶峰的繁荣景象。贞观之治开创体制与建设格局，是框架性的。开元之治是继承与发展，它从根本上延续宽泛化的大气的守业模式，虽然没有能适时地因势利导，致使社会矛盾激化，但大唐盛世依然足以名垂青史，值得所有“唐人”为之骄傲了。
二. 明朝的内向防御型守业模式
明代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里，整个工程都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防御和建筑技术，堪称冷兵器时代最为坚固的作战要塞和防御体系。除此之外，它所耗费的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多为人所诟病。它可以看做是有明一代对外政策的缩影，面对蒙古、瓦剌、女真，皆是采取了这种防御性的态势。但事与愿违，最后却终于没能够防御住外族的入侵，为清朝所灭。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剑桥明史》中的描述是极具代表性的：“他兴起于赤贫而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他没受过任何帝王的训练，甚至没有受过人生的训练，他只是饿了而进行创业，却出人意料地创造了历史，这样一个草根阶级的成功史，他的故事极具励志意义。但这个曾经的小农民显然没能脱尽小农意识的狭隘思想，他一心只想“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黄仁宇语），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内向型的庞大帝国，这种自始至终的防御态势是明代守业的基本模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其形成也有着独特的历史原因。除去战略需要，与朱元璋的个人经历及性格也不无关系。
向内防御，明太祖用特务机构控驭下属
朱元璋的内向防御的态势在内部表现为特务机构对下属的控驭。
每当谈起朱元璋对功臣不分亲疏贤愚的大肆屠杀，总是不免令人骇然，也因此，人皆谓朱元璋是一个兼英雄与无赖的角色。其实，他诛杀功臣的最大原因是子儒孙弱。
其时，太子朱标与朱元璋的性情大异，他生性仁厚，俨然一介文儒，对其父的为政之风不以为然。朱元璋一见急了，为了保证日后太子的安平和泰的统治，他不得不对功臣大肆屠戮，而遍封子弟为王，以拱卫京师。据说朱元璋曾让太子去拿一根长满利刺的棘杖，太子不敢，他就对太子说：“如今我所诛杀的人就好比这根棘杖上的利刺，我把它们都拔掉了再交给你，难道有比这还好的事情吗？”可见其用心良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元璋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检校和锦衣卫（后来又设立东厂、西厂），使侦查大臣和百姓的机构制度化。
检校是朱元璋特设的特务人员，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其中最著名的头目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等，专做告发官员隐私的勾当。朱元璋曾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几个人得势时，李善长等人非常忌惮他们，日夜提心吊胆。
在朱元璋打击宰辅重臣过程中，检校起了重要作用。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到，甚至深入将官家属。华高、胡大海妻子信奉“金天教”，被检校侦知，朱元璋下令把两家妇人一起丢在水里！宋濂请客喝酒，朱元璋对酒席情形一清二楚，幸好宋濂据实禀报，不然难保不落个欺君大罪。
检校是职务，不是正式机构，只能执行察听、侦伺工作，没有扣押人犯和处刑之权。胡惟庸案发以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出于打击功臣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明代许多硬骨头大臣在这里受尽折磨，含冤而死。
朱元璋还利用底层社会对高官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广织冤狱。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利用市井无赖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折磨。那些无辜的功臣对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这个办法也被他的子孙当作祖宗制度一直继承到朱家统治被推翻的时候。
当然，他的这种措施就其集权来讲是非常有效的。直至明代，君主集权统治才达到了高峰时期。
陆疆海域齐设防，边关九镇驻藩王
朱元璋内向型防御政策对外主要有三点措施：修筑边墙，实行海禁，分封亲王。
公元1368年，朱部徐达入元大都，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宣告了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居草原，割据长城以北广大地区。但由于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所以元朝残部和明廷的斗争在相当广的地区仍激烈地进行着，致使明朝不得不把消除边患作为明朝的头等大事。为了清除及缓和这种对立局面，防止蒙古诸部落南侵，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即修筑长城，增设重镇。建国第一年，明太祖就把修建长城作为头等大事，派遣大将军徐达开始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前后历时近一百多年，才完成了明长城工程。尔后，明朝更坚定了由高压转为防御措施的决心，所以“终明之世，边防甚严，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设守”。而所说的“分地设守”就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九镇”。附属“九镇”的边墙，称为“九边”。
“九镇”建置的设立，是明朝所采取的重要防御措施，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庞大防御体系，而其工程本身也是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明朝政府禁海，从理论上讲，有它的必然性。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它不同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换言之，它认为正当的文化与道德行为，就能够自动
地解决一切社会实际问题。因而，政府只注重文化教育，而对军事—经济性目标———如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不予重视。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提倡“怀柔致远”的“王道”哲学，这种哲学的倡导，必然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
此外，防御倭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明太祖出身赤贫，小农倾向严重，他一心恢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社会，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徭役繁重，经常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点城砖或一摞纸到南京，被派到这项任务的家庭往往破产。军队也如此，卫所制的官兵自耕自食。对此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儿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