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方式却也有许多优点，例如对一件事理解的迅速与深刻、想象的灵活等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这些优点显得格外可贵。对此，诺特罗伯的见解值得我们考虑，他说：“我怀疑是否还有第二个民族有中国人一样的本领，中国人一与另外一个民族相处，很快就会直观到这个民族文化与心灵生活。一个中国学生如果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生活了一个时期，往往会比法国人更表现出典型的法国风度。同样地，如果他住在美国，也会完全与美国人同化：他会领略到美国人所特有的幽默感和语调；而原来和美国人言语相同的英国人，却始终达不到这样的理解程度。”
———王造时
一. 墨家兼爱、集权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尚同，墨家管理思想的根本宗旨
《墨子·旗帜》讲：“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竞士为云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之旗，弩为狗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
如今航海中的旗语早为墨子所发明。每一面旗帜代表一种意思，约定俗成后，就可以大大减少传递信息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可以实现快速沟通。在墨子看来，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就是混乱的来源，所以他设想出一个权威来平息混乱局面，让其他因素都众星拱月于它。
集权的思想为秦始皇打开了治国的锦囊。他称帝六国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成十二个金人。
这样的行政体制，严整划一，有如军队，便于令行禁止。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决策者制定的远景战略、近期目标、规章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定者内部，只有让每一位执行者充分理解才能达到目的。这就需要“尚同”，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持有共同的沟通方式，上下之间就能及时进行人性化的交流，不仅避免错误的延续，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所以《墨子·尚同中》说：“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
要达到“尚同”除了“一同天下之义”这一方法外，还要增强主动性，提前消除影响团结的企业文化的不和谐因素。《墨子·尚同下》说“故古之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这样，企业决策者就能提前掌握情况，“先人得之”，并且及时处理。对于执行者来说，自然就规范了自己的言行，走上决策者预期的轨道。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就是运用监察制度来使王朝正常运行的。在西汉，中央设御史中丞，兼掌中央监察之职，行使监察。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一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让被监督者达到了认可“天子之视听也神”的效果。
“尚同”是墨家思想的根本宗旨所在，是墨家汲汲追求的社会理想。现代企业管理哲学汲取其中精华，必将受益匪浅。
尚贤、节用，墨家管理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在“尚同”的总原则下，墨家还提出了两个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具体方法。一是“尚贤”，二是“节用”。前者是企业管理中的选人标准，后者是企业管理中的经济智慧。
“尚贤”就是首先建立贤人的声望，树立风向标，使得民心所向；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选拔出来，为时代所用。墨家成员大都出身贫贱平民，渴望被知己发现，积极向上的心情尤甚于其他思想派别的成员。墨子指定了选贤标准：“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尚资》），只有满足条件的人才能入选人力资源备用库，如此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正义。
虽然现代企业制度的硬件已经建立，但许多现代企业精神的软件却被搁浅。在它们的企业管理群当中依然存在“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现象，实际操作中依然任人唯亲，任人唯熟。信奉着传统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亲亲原则，陈旧的软件系统无法驾驭崭新的硬件装备。许多企业昭示着自己的“尚贤”标准，日积月累，顽固地形成了自己的企业人才文化。
一个企业建立了一套真正现代，具有科学精神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怎样才能顺利地操作和实践呢？墨家对自己的“尚贤”思想颇为推崇，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他们强调统治者要“尚贤”有术。墨家把它归纳为“置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墨子·尚贤》）。即要保证选拔上的贤人有他合适的职位任命，丰厚的经济收入，有力的权力行使。这样才能人尽其能，完成贤人选拔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一套完整流程，贤人的巨大作用才能得以施展。
“节用”是墨子对管理企业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它是从经济角度来为管理群出谋划策的。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混乱来源于高端，“乱自上来”。具体说来，是因为“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使得民众“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墨子·尚贤》），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奢侈无限，放纵欲望。历史也证实了墨子的话：
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营造东都洛阳；二是开凿大运河。建造东都的原料要从五岭以北运来；月要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劳作；御用花园穷其工巧，甚至别出心裁，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要用彩色绫剪成花叶，挂满树枝，以保花园四季常青。隋炀帝又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开凿“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疏通“邗沟”。在运河岸上，每两个驿站间设置一座行宫，供隋炀帝巡游休息，从洛阳到江都行宫四十余座，弄得民怨载道。
鉴于历史，企业管理者应该警戒自己，并推行实际方案，即“开源节流”。一方面要节约不浪费，改变不良经济行为，在经济资源分配有限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员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另一方面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新的生产，新的流通才是财富更新的根本原因。“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企业上下共同做大了蛋糕，自然分到每个人手中的蛋糕就更实惠了。
“尚同”的根本原则，再辅之以“尚贤”、“节用”的管理基本点，使得墨子的思想充实完美着现代管理的规则。
厚德、博术、辩言、不厌不倦的领导素质
关于“道德”、“德行”的论述，墨子是这样认为的：“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墨子·修身》）正如墨子说的人虽然有学问，但品行是根本，若只是重技术，轻道德，就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
现代企业管理要应付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一个企业若想“鹤立鸡群”首先要打造诚信，进行道德建设。因为声名不会凭空产生，是几代甚至几十代的经营者努力的积淀，形成后就会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前，为使群众信服、支持变法，他就在南门立了一根木杆，张贴告示谁能将此木杆搬到北门，便赏黄金十两。然而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又贴了告示：谁能扛去给黄金五十两。有一个人试了一下，扛到了北门，果然得了黄金五十两。这样，大家终于知道商鞅是个守信用的人，也就支持他的变法条令了。领导力的发挥程度首先就是修炼自己的道德，建立信誉。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知识变更日新月异。领导者的知识结构越复杂，越多元化，就越能适应社会的进步的要求，创造财富来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企业社会价值。这就涉及墨子的“博术”的思想了。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通六艺之术”（《淮南子·要略》），讲学常常引用《诗》《书》和《春秋》的内容，博取“北方圣贤人”的称号。他还通数学、逻辑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物理学等知识。他比公输般更早发明了云梯并用于攻城作战。与先秦的众多思想家相比，墨子真正堪称博学。
但是，作为领导者一面要不断学习知识，也要注意分辨轻重缓急，才能真正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宋徽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所创的“瘦金体”书法和他的花鸟画非常著名。他的《柳鸭芦雁图》实为艺术的精品。但他轻佻治国，把北宋江山断送给北方的金。纵然博学多术，但他没有平衡此术与彼术之间的关系。
关于怎样历练“三寸不烂之舌”，《墨子·小取》中总结道：“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倨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或”指有可能；“效”指立个标准；“辟”指举别的事例来说明此物；“侔”指两个词义相同的命题可以由此推彼；“援”指援引对方已肯定的命题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推”指的是类比推理，即用对方不赞成的观点，类同与对方赞同的观点来反驳对方，这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口才训练术。
墨子崇尚先王圣哲，以他们为楷模，即使“摩顶放踵”也要“利天下”，只要是为天下谋取利益，就永远不知道厌烦和疲倦。这也是孟子常说的心中“浩然之气”的巨大精神作用。
当然，墨子在行动的过程中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有人劝说他不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他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展示了墨子甘愿为大义奉献的坚持不懈。
作为思考如何进行管理的领导者首先要胸中有大局，以员工和公司的利益为重，爱自己的工作，心中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外在表现才会是绵绵不绝，将工作做得长久。
厚德、博术、辩言、不厌不倦是墨子思想的精华，也是优秀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尤其在当今繁华多变的世界，这些人格因素更具魅力。
社会的风气仍然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让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行为；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糊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心，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背礼弃义，寡廉鲜耻。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蒋中正，《中国民族性》第5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 专注于应用哲学的纵横家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
纵横家思想与《鬼谷子》其书
鬼谷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是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也是游说学、谋略学大师。他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透晓纵横捭阖谋略，深刻地了解中华民族劣根性，能灵活地运用“钓人之网”，“欲取反与”、“揣摩”、“权谋”之术，被后世尊为神。
其生平已无确考，最早记载鬼谷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苏秦列传》中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也有记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但乐壹在注《鬼谷子》一书时却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提出鬼谷先生是苏秦特意造出的，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无鬼谷其人。
也有人考证出鬼谷子本姓王名诩，因不愿入仕，过着隐居生活而自号鬼谷子。还有人认为鬼谷子大约是一个地名，但这一地名究竟在何处，又有河南登封、陕西三源、陕西韩城、湖北当阳四种说法。与学者的观点不同，道教将鬼谷子列入神仙谱系，把他称为“古之真仙也”，所以《鬼谷子》一书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更认为鬼谷子是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预知吉凶、妙手回春的神仙，这使得鬼谷子其人更加充满神秘莫测的色彩。
那么，鬼谷子究竟是何许人？从《史记》记载中考察推算，鬼谷子大概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曾教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是当时的知名人士。鬼谷子终其一生，创造并完善了纵横家学说。通观鬼谷子的学术思想，其实鬼谷子更像一位专注于应用哲学的学者。秦国之所以得以统一中国，便是得益于纵横家的连横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