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病人十分有趣，因为对置身的环境有足够的洞见，他们还会开玩笑。有一天我下班时，一个病人叫住了我。那时我正插进钥匙，打开康复病房的大门。“把住门！”他说。随后，他像顽童一样笑了笑，说，“开玩笑的，别当真。”还有一次，我有幸在重症病区听到一位天才音乐家的即兴钢琴独奏。他的思维飘忽不定，像是一架不会落地的小型飞机。他与周围的世界失去联系，但也十分快乐。
然而，大多数病人在饱受煎熬。在这群病人中工作使我渐渐放下了超然的姿态，也放下了那种无法描述的类似优越感的感觉。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人们在与我们生活的同一个世界中举步维艰地生存时，一种优越感就会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我曾观察一个患有间歇性紧张症的病人从病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两端相距约有100码。每前进一步都是意识受到操控的结果。这一受到操控的意识可能仅仅说，“不管你做什么，保持前行。”我可以看到病房尽头的墙壁，当他抵达那儿时，就会用力拍一下墙，代表无声的胜利。我不由轻声对自己说，“见鬼去吧。”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病人如何面对各自的病魔，但从未想到再过几年我也会碰上这样一个家伙。我当时若是知道，可能会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些人。
生物学十分有趣。舒勒出生前，我总是对某人的孩子长着妈妈的鼻子或爸爸的下巴这样的言论半信半疑。我理解人们希望在后代脸上看到自己某一特征的心情。但坦白地说，当人们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我总是认为其实新生儿长得都大同小异。一句老话说得好，他们看起来都像温斯顿·丘吉尔。
但随后，生物学起作用了，因为当我看着还是婴儿的舒勒时，我也毫无疑问同时看到了朱莉。我可以看到朱莉那双又大又圆、睡意蒙胧的双眼，和她让人忍不住掐一下、咬一口的可人脸颊。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看到朱莉的微笑。然而，一仔细斟酌，我就变得难以肯定，开始怀疑生物学是否真的可以让我们看到遗传给婴儿的这些特征。而对着舒勒，朱莉看到的却是我。我从来没看出孩子哪点像我，这样也好，我可不希望世上任何一个小姑娘长着我这样的脸走来晃去。要知道，想靠我这张脸谋得好处可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舒勒来到人间的头几个月过得可真够呛。她是个早产儿，长得又小，因为患上黄疸而全身发黄，出生的前几周又因为湿疹而皮肤毛糙。她长有绒毛的一侧显得格外娇小。我舒了口气，因为她浓密的黑色毛发很快变成了淡褐色，就连耳朵尖上的黑毛也变色了。而“星际时代”的光毯也很快地解决了她胆红素偏高的问题。我们搬到了纽黑文，空气中泛着咸咸的海水味，舒勒的湿疹也立马消失了。待到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活步入正轨，舒勒也有了她作为一个小婴儿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看起来似乎有了。
婴儿似乎像个无脑人，你有了孩子后才会知道。他们的一贯行为是哭。这是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你的唯一方式，当然他们也不会矫情做作地来添乱。他们饥饿时会哭，萌生睡意时会哭，解完大便时会哭。他们需要什么就会哭。我想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是一个超级爸爸，但对于孩子号啕大哭还应付得过来。你要做的只是在清单上一个个往下数，尝试所有可能性直到某个方法奏效为止。
有一件事初为人父时没人会告诉你，那就是有时婴儿哭只是因为他们生气了。原因很难解释。可能他们是因为身子太短小而气急败坏。我知道我得思忖半晌才能得出答案。在纽黑文的头几个月里，我白天工作，朱莉晚上工作。这些夜晚，舒勒会不明原因地大哭。我很难不把原因归咎为个人问题。我也知道这样想很愚蠢，但这么多个静谧、衣食无忧的夜晚，舒勒却号啕大哭，仿佛有蝎子钻进了她的尿布。她的抽泣听起来像是指责，仿佛在告诉我，她可以用婴儿的直白洞察出我是一个冒牌爸爸。
有时孩子哭另有原因。大多数夜晚，我们变着花样玩着同一个游戏——“一不抱我，我就哭”。至于游戏规则，我试图再次协商，都无果而终，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有个晚上，我俩面对面地坐着。舒勒开始发出那个声音，那个意味着不久（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号啕大哭的声音。我叹了口气，无助地看着她。
“我的小祖宗舒勒，请别哭，好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不哭我就给你钱。好不好？”
我说“请”时抬了抬眉毛。舒勒止住了她哭前小声的咕咕声，盯着我看，突然睁大了眼睛。随后，她也抬了抬眉毛。
我舒展了眉毛，她也学我的样。我再次抬起眉毛，她也跟着我这样做。我张开嘴巴，露出吃惊又好笑的表情，舒勒的嘴巴也鼓成了一个小鱼嘴。我“呸”了一下，她也试图呸我。这可把我逗乐了。而我笑时，她也跟着我一起笑。
3个月大时，她就开始模仿我了。这起码是某样东西的开端，来自舒勒的一种认可。虽然她牢骚满腹，但还是明白我不会离开她，每时每刻都可以给她带来快乐。我给她读故事时，她会安静地坐着，睡眼蒙胧地眨着她那双小小的、跟朱莉一样的眼睛。她费力地睁着眼，出神地望着我的嘴巴。舒勒爱听我们给她念故事，我们也爱念故事给她听。当然，由于年龄太小，她还听不懂故事的内容。有个晚上，朱莉念起了一个故事，故事中提到了桦树。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因为折断邻居家桦树上的枝条而惹上麻烦，”她若有所思地对舒勒说，“当时我好像觉得没人会注意到。”
“你在给她讲你的少年犯罪史，”我说，“这可真酷。”
“你在念《好奇的乔治》时不也这么做吗。”朱莉说道。
“哦，我知道。他不光抽烟还吸乙醚，这才是乔治的魅力所在。我照着做了。”
朱莉的目光回到她的书上。“你们是两只可恶的小猴子。”她喃喃地说。
事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了好转。达娜会过来带我们一家去购物或外出吃晚餐。我发现舒勒成了她快乐的源泉，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达娜厌倦了平淡无奇的生活，我们外出闲逛时，她都沉浸在观赏影视大片之中，这是她的全部世界。我常常在这些外出时段作为她的向导和陪同，加之我自身也是一个极易感到无聊的人，我成了达娜外出探险的结伴对象。这是一个自发形成又能历经时间考验的规律。舒勒对我和朱莉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我俩也学会了发挥优势。朱莉是一个居家型的人，渴望安全、熟悉的环境和舒适感。我是一个冒险型的人，喜爱追寻视觉和听觉上的全新感受，是一个令同伴唏嘘感慨的人。我猜大多数家庭在一开始都是这样的组合。
舒勒稍大一些后，我同她的关系有了扭转。不管之前由于我的原因她哭过多少回，等到她6个月大时，我已不会再使她大哭，一切因我而起的不安似乎都消散了。但直到9月的一个午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天我们全家在惠特尼大街的屋外草坪上散步。达娜刚报名参加一场由艾滋病慈善机构组织的马拉松比赛，全程以波士顿为起点，纽约为终点。无独有偶，设置在纽黑文的跑道会从惠特尼经过。我们在户外铺了一条毯子，享受午后的阳光。自行车手们飞驰而过时，我们向他们挥手致意，同时我们也在等达娜。朱莉来到户外，同我们一块儿待了一段时间。在我心中，这是我所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之一，虽然这一天中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事情的经过十分简单：那天，舒勒抬头望着我的眼睛，作出决定她爱我，不是一丁点儿的爱，也不是有条件的爱，而是倾注了全部、用她整个幼小的心灵去爱，至于原因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件事回想起来十分有趣，似乎整件事情都在瞬间引发。但那天舒勒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在这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感到了彼此的爱意。我知道这听起来十分土气，像是陈词滥调，但却没有半点儿谎言。
这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夏天，属于我俩——我和舒勒。她和朱莉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亲密，因为这是建立在温暖、安全和“给我食物”之上的关系。我与舒勒之间的纽带更为复杂。这一纽带的逐渐牢固似乎是基于我对她所在世界的探索和对事情进展的把握。她全神贯注地审视着擦肩而过的世界，我也努力尽可能多地将这个世界展现在她眼前。然而，我与舒勒越亲近，就越为她和她置身的世界感到焦虑。显而易见，这个世界想要将她整个吞下，再吐出骨头。我现在还回想起这些古怪的恐惧感似乎很是奇怪，再加上它们的出现完全随机、无根无据，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自己有问题。
举个例子。大多数购物中心有两层楼，二楼有一块空旷宽大的地域，通向底楼。这你应该知道。我非常害怕带舒勒到二楼。即使我们上了二楼，我也会带着她离平台远远的，因为我确信一个疯子会飞奔过来，将她从手推车里拽走，扔到栏杆外。我从未听说这样的事发生过，更别谈自己亲眼目睹，甚至这个城市也没有类似的传闻。这只是我头脑中萌生的最糟糕的想法，随后我又试着避免这样的事发生。直到现在我还略微感到我的警觉多少阻止了舒勒被掳的悲剧。
走在人行道上呢？一辆汽车会跳到跟前，将她撞翻。在公园玩呢？千万别离她太远了（超过两英尺或是更远），要不一只大狗就该跑过来，用淌着口水的牙床将她叼起，然后掉头跑远，永远都不回来。
如果说我为舒勒付出了过多的担忧，那她就似乎以面对混乱处事不惊的淡定平衡了我的焦虑。曾经，在一个自助洗衣房里有两个女人开始破口大骂，还威胁说会使用暴力，简直快要引起围观了。等到她们最终怒气消退，只是充满恶意地瞪着对方时，整个房间鸦雀无声，唯独听到舒勒这个小婴儿在咯咯地笑。
一旦有了孩子，你很快就会经历到挫败感。你对事情本该发生的期望和预先假想都会像浮出水面的气泡那样化为乌有。通常这样的幻灭来的速度惊人，并且杀伤力也颇大。拿我来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所经历的历时最长的一件痛心事有关贾斯珀，这件事说来十分悲惨。
贾斯珀的故事可以从朱莉怀孕时谈起。当时朱莉提议，如果我们未出生的孩子是个男孩，那么贾斯珀这个名字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意识到我们不需要在此花费过多的心思，因为我早就知道将要出生的是个女孩。坦白地说，这个事实令我松了一口气。我在私底下想要一个女儿。我还记得我和我弟弟小时候，我可不愿意家里有一个像我小时候那样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当然，上帝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我最终得到的这个女儿有着同妈妈一样的美丽外表，但也有同我一样的捣蛋脾性。
5个月来，我一直对孩子的性别守口如瓶。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归因于我混淆不清“他”和“她”，而不是一成不变地试图说“它”如何如何。如果只用无性别指示的“它”，你一次说漏嘴就全部露馅儿了。可以说，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到了我们该给孩子起名时，要在性别问题上遮遮掩掩就变得十分难办了。
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多亏了一位卡拉马祖的女侍者，我们在很早之前就确定了“舒勒”这个名字。但要取个男孩的名字问题可就大了，加上朱莉在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钟爱的名字，一直不愿意放弃。
贾斯珀。
你会觉得“舒勒”这个名字很糟糕。
我想这还不算太糟。朱莉甚至可能还会考虑“考奇”、“卡西莫多”这样的名字。并且，我确实没有必要为“贾斯珀”这个名字费太多口舌，因为我知道这个争论就目前而言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我也不能只说，“哦，是的，贾斯珀这个名字太棒了。”
我俩聊到贾斯珀这个名字时，正在一家婴儿服饰店闲逛。聊着聊着，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被橱窗里的一只小泰迪熊吸引了，它表情严肃，十分滑稽。它是一打小熊中的一个，每个小熊的表情都各有千秋。而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
“好，”我对朱莉说，“我跟你说，我要买下这个小家伙，把它放在车子里。它可以坐在车里的座椅上兜风，我会叫它‘贾斯珀’，等着看我会不会喜欢上它。”
“你打算边跟一只泰迪熊说话边开车？”她困惑地问我。
“嗯，当然，”我说，“这样我也可以好好在意我的谈吐。”
确切地说，我也不确定这会不会奏效。（“贾斯珀，看到那个白痴挡我路没？”）但贾斯珀坐在我的大众汽车的后车座上，在结伴同行的过程中，我确实喜欢上了这只憨憨的熊。我正当地享受着它的陪伴，这或许是在朱莉怀孕期间有关我精神状态的最佳写照。我从未把“贾斯珀”看成我未来的孩子可能拥有的名字，这一命名反倒让一只小熊捷足先登了。这是一个完美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不久的某一天，它在我未出生的女儿心中也会占有一席之地，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
然而，舒勒讨厌贾斯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