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骄傲之所以危险，在于很难为当事人所察觉，因为骄傲伪装成一种“天使之光”。骄傲之人可能学会为了责任与荣耀去放弃很多东西，为他人谋福祉，并且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幽默地承认他人的优点。即便如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仍会觉得自己的做事方式是最好的，别人之所以不同意自己，只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理智以及常识罢了。我认识一些坦率、友善、善良、高效之人，与他们在一起始终感觉不到他们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自己。这些人都十分耐心、善良与讲道理，但别人还是时刻能感觉到，这些人虽然表现得很善意，内心其实很顽固，还是会深思熟虑地批评别人的鲁莽、意志不坚、为人软弱抑或多愁善感等缺点。解决的难点在于：假设甲君意识到乙君是一个卑鄙、庸俗、缺乏正义感乃至无法无天的人，难道甲君会努力地说服自己，觉得乙君可能是一个高尚、正义与守法之人，然后赞美一番？在我看来，要是将丑陋说成美丽的，或是肥胖说成苗条，这是很荒唐的。要是认识到自身的某些优点，这算是一种骄傲吗？当事人是否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呢？问题的答案是，倘若某人意识到这一切，就不能对他人的缺点视而不见。假装一切都很好，这显然是虚伪的做法。当我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时候，认为别人的错误只能凸显自身所持美德的优越感，真正的伤害才慢慢显露出来。因为，接下来自然的结果是，当事人会对自身的缺点视而不见。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必要沉湎于夸大自身的缺点，虽然这通常只会让人停留在自满的谦卑之中，但这是骄傲最危险的伪装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做事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但仅限于自己。在一定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完全有权利或义务找寻最佳的办事方式。要是他人的办事方式更具效率，能以更好地完成工作，或是能以自身不喜欢或不赞赏的方式获得圆满的结果，我们一定不要试着去干涉、嫉妒或瞧不起他们。相反，我们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谢：无论怎样，事情都圆满结束了。就以作家为例吧。假设某位作家看到一位被自己视为愚蠢、庸俗、廉价乃至感情夸张的作家，竟然更受大众欢迎，读者群更广，比自己受到更多的关注，他必须高兴地接受这个事实。他绝不能给这位作家泼冷水，称那些作品纯属粗制滥造。他不需要放弃自己的写作，而应心满意足地认识到，别人也是以其最好的方式去写作，他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他是一位牧师或是老师，当看到其他人在所属的行业中更加优秀的时候，一定不能嗤之以鼻或是无奈地耸耸肩，声称他们为博得众人眼球而牺牲教义，或是放弃了严谨的标准而迎合大众。他一定不能含沙射影，而是要为别人以他们的方式产生的正面效应感到高兴。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时候，骄傲就潜入心灵了。因为，一旦我们感觉到这点，就开始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觉得人类不是按照上帝的影像制造的，反而认为上帝的影像必然与自身有几分相像，指引世界前进的方向也必然是自己所默许的。
骄傲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让人无法认清或察觉自身的缺点。骄傲之人会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某些人的愚蠢与固执，而无法在不幸与灾难中看清楚，原来自己是那么愚蠢、懒惰与粗心。相反，骄傲之人会极富耐心的庄严感去面对，以此彰显自身妙不可言的重要性。他们会认为这些缺陷只是白璧微瑕，实际上这些错误就如本应扔到垃圾堆里的陶瓷碎片。
对很多人而言，人生阅历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掏空的过程，让我们不断回归常识，让我们慢慢知道，原来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是那么少。我们开始变得愉悦，更为自信，深信自身良好的出发点，觉得自己的修养、洞察力都有某种非凡之处。大多数人则会渐渐意识到，其实很多事情都并非想象中那么重要，我们也不能妄想去改变这个世界，而应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为自己还能有所作为而心存敬畏。我们不必感到忧郁乃至绝望，让脆弱的自己在别人面前可怜地低头，沉沦在消极之中，不能自拔。我们要知道，即便此时深知自己处在闸门之内，离天国的诚实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我们最好还是要注意眼前的道路，无惧面对一些恶魔，不要在脑海臆测着自己升华到天国的宫殿的情景，惦记着谁能进入天堂以及为什么能进去，抑或是向望着自己能取得胜利，然后奏响天国的号角。实际上，当人对此不再有所期待，反而会发现自己的双脚踏在风信子的阶梯上。当他意识到自己所做之事获得了最大的失败，被遗憾、失望的汹涌的浪潮所压倒时，天国悠扬的乐音就会在迷雾的空气中响起。
民主好简单
据说，某人在与泰德主教谈论教堂事宜的时候，使用了“当前的危机”这个词语。“危机？”主教说。“教会事务一直都存在危机，从我懂事以来就有了。”也许，同样的话语适套在政治或是宗教领域上都是成立的。当前，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及其普遍存在危机所持的忧虑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民众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也没有努力地去争取。他们只是发现如何使用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利罢了。问题在于，这将在多大程度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呢？这也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仅存的一点兴趣。多数人所希望的，就是能尽可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尽量不受管制。诚然，对深谙政治游戏之道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带劲且让人兴奋的游戏。但是，一个国家对政治的需求越少，国民就越幸福。要是每个人都能变得理智、细心与无私，那也不再需要政治了。
普通民众对专业性政治的兴趣还不上对烹饪厨艺呢，他们只需要一位手法娴熟的厨子，薪酬合理就行。只要他们能享受到美味的食物，就不会太在意这些食物是如何整出来的。要是晚餐的菜肴不好吃，厨子索要的薪水又高，主人就会走进厨房，大发雷霆，打翻锅盘，甚至炒了厨子。而放在政治领域，就要闹出一场革命来。但是，普通民众所只是希望生活能更精彩一些，更丰富一些。在让人生精彩的过程中，最糟糕的是，不少人只感到愤懑与单调的劳累。我们不能默认这些负累的存在。有一位高尚的老者关闭了原先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他说，每当看到游人在离自家五百尺内的范围里游览，就让他感到很苦恼，觉得私人空间被打扰了。当然，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只要这样能带给他舒适。但要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么，也将没有那么多的私人空间可供享受。
当然，一个国家的宗旨应该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权益，哪怕可能要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诚然，这个过程必然会不时出现诸多的不便。要是某人得了天花，他自觉待在家里接受疗养，这肯定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社区里的人也完全有权利要求他住在被隔离的医院里。多数人不会愿意冒染上这种疾病的危险来成全此人的舒适。确实，多数人强迫少数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公。相比起让少数人强迫多数人，这样做显然又更为合理。国家有义务让所有的国民都享有平等的机会，让他们人尽其才；同时保障弱小群体，教育国民对他人的权利抱有一种合理、理智与健康的态度。
也许要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国家的利益，就要尽可能地鼓励一切富有才华与勇于进取之人。国民一心想着要发展自己，挖掘自身的才华与智慧，那么这个国家也会更加健康与强大。要是国家过分压制民众，要求每个人都付出等量的劳动力，罔顾他们的才华与兴趣，这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平等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活力与进步构成致命的打击。查尔斯·金斯利①到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一位编辑对他说：“金斯利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其实我也是。我的铭言是‘枪打出头鸟’”。“天啊！”金斯利说。“这是对人类智慧多么恐怖的认识啊！这种观念不是想着激发每个人发挥自身的潜能，而是压制一切的潜能、创造力与高尚的举止，让所有人都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要是这算是民主，那我就不是民主主义者。”
某天，我与一位名人进行交流。他说，自己的妻子对政治所持的女性观点总让他感到惊讶，让他充满了兴趣。他曾阅读过一些政治讲演相关的材料，他的妻子对此进行了饱含蔑视意味的批评。“我觉得你对民主并不感兴趣。”他说。他的妻子沉默了一下说：“是的，的确如此。我只关心民主激发出的那些领军人物。”这是一个符合常识且富有教益的批评。很多人不愿去谈论民主，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是让普通人蒙上了一层光环，不见伟人的身影，而普通人似乎很难引起别人的兴趣。不久前，《斯特兰德杂志》上连载了一些图片。我觉得，这些图片是在同一敏感片上拍摄的，图片里是数百人的合影，让读者对普通人有某种印象。在我看来，这些相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制造了一种极其平凡甚至模糊的效果。相片中的普通人不仅没有半点魅力，而且显得卑鄙、表情呆滞、相互猜疑甚至无聊。很多人最不愿意看到人性的本真，就以无趣的方式使之排列起来，显得极为单调。
①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历史学家，小说家。
普通人的观点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是很有趣的，值得去研究。很多人无法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一般而言，他们显得沉默寡言，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只有当别人需要他们表达的时候才会说出来。但他们很难被说服或是信服他人的。要是他们听到某个与舆论相共鸣的观点，就会说：“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要是他们听到一个与舆论相悖的观点，就会说：“那是瞎扯！”多年以后，当年那些被他们所谴责的观点也许会获得他们的共鸣，此时，他们就会说：“是的，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这种转变到底从何而来，潜移默化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开始的，这仍是一个团谜。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公众舆论对任何生动或可悲的事物都极为敏感。单个震撼的事件要比一大堆理论推敲都更具说服力。有趣的是，舆论倾向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而是带点戏剧化与多愁善感的味道。有时，舆论会被某人的个性、外貌、姿势或是流畅的语言所影响，然后就据此笼统地给予分类。“某某人这样说过，所以这肯定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很像一种孩童的本性，总喜欢那些让自己快乐与觉得有趣的东西，而根本不会理性地看待。也许，人们为后世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简明与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尝试一些合乎常理的原则，借此推动公众的思想启蒙。
就个人而言，最糟糕的是趋向于悲观的恐慌心理。事情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缓慢渐进的。即便法国大革命疾风骤雨般的革命，也并没有深刻地改变法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某一个阶层时常深受这种恐慌成见的影响，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财富均化，社会平等也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增强。普通公民的职责，就是怀着友善的心态作出适当的让步，然后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大多数国民赞同动荡的局势或是掠夺的惨乱。“不，绅士们，”在斯蒂文森著名的寓言里，甚至连残忍的海德都这样说。“都希望避免一场混乱。”大多数理智之人所渴望的，是工作、秩序与和平。大多数具有常识之人都热爱工作，觉得要是没有工作的话，生活会很枯燥。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一个井然有序、平和的家庭。民主本身所感兴趣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摆脱哪怕最开明专制者的统治。民主所要求的权利，就是提升工作环境，让人不会陷入到无助的苦累之中，让和睦的家庭成为现实。但是，民主不能靠怖的政策来获得。民主的确值得夸耀，但不能陷入于懒散、无序、蔑视或是压制这些“副作用”之中。舆论已经让人们察觉到这一点了，而且研究还有更加深入的趋势。一个国家的希望，在于努力地改变国民的生产坏境，在职权范围内带给国民全面与高尚的乐趣，让国民专注于简朴的生活与彼此间真挚的关系。这些都不是一时就可实现的，也无法通过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运动，抑或让人们带着怨恨之心勉强去默任它的实现，我们必须爽快地答应。正如《福音书》所说的，最好还是要满足适宜的要求，也不去索取哪怕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