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君王十分重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亡的关系，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君王或统治者顺不顺从民意，就决定了他能否继续执政的命运；而民意可以决定统治者的安定、强盛、衰败和灭亡。人民对统治者有怨言，有负面的舆论，统治者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民意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故吕坤指出：“使马者知地险，操舟者观水势，取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机也。”管仲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唐代陆贽也提出了尊重民意，接受批评。他主张民本主义，处处以生民为重，力求下通民情，解除民病。陆贽认为：“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圣王者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他进一步提出：“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他甚至分析认为，一国的舆论不能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君王身上的种种弊端。
要巩固政权，必须深得民心，统治者必须留意民怨，消除民怨，防患于未然。丘睿深刻独到地对国君察民怨、弭民怨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
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机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
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好者亦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了：财穷民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徵于色也。
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
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犹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丘睿认为，要防止负面舆论的传播，就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即舆论还隐藏在内心，尚未通过语言符号，或是通过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符号的进行传播“未然”状态时。
民意与政绩，即范围触及人民对政府施政满意与否的问题，也是古代统治者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国语·晋语三》说道：“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意思是统治者在施政上有好的表现或坏的表现，都会引起人民的反应，因此不能不谨慎行事。孔子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认为把正直的人举起来安置在枉邪的人上面，人民便悦服了；把枉邪的人举起来安置在正直的人上面，人民便不悦服了。悦服，则发出赞颂之声；不悦服，则必发出怨谤之声。
《说苑·谈丛》中 “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 的话，强调了人民最了解谁的政绩良好，也最会去赞颂好的执政者。《韩诗外传》卷五中也说道：“百姓皆怀安和之心，而乐戴其上，夫是之谓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颂声之所以兴也。”意思也是只要政绩好，人民必会发出赞美之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足见，政治昌明，则人民不会指责政府或对施政发出不满的声音了，而“举事不当，为百姓谤”（《说苑·谈丛》）则显示出：政绩败坏，人民自然会发出怨言了。
二、舆论与民智及自由
对民意与民智的问题，中国古人有两派不同的看法。《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广武君对韩信说道：“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言外之意就是，民意是建立在民智的基础上，统治者必须以民意来弥补他们决策中的不足。刘向在《说苑·权谋》中也指出：“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意思是说圣贤的君王在办理一件事的时候，一定先要审慎地谋划考虑，然后用蓍龟加以占卜，考察凶吉。国中贫贱的人都参加意见，连捡柴火的工役，也都竭尽全部心力，因此提出很多的计谋没有失算的。
可见，民意流露了人民的智慧，对统治者而言，参考民意有百利而无一害。《古今图书集成》二百五十三卷记载有“匹夫匹妇若无所知，然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的话语，更是一语道破民意的本质。
孟子从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的角度来论述民智可用可信。孟子曾强调多数人的意见优于少数人的意见，君王行事必须参考多数之民意，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张潮也认为舆论乃多数人的意见，它比少数富豪与贫民对官吏的意见，更为公允，他强调“官声采于舆论。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具不得其真”。
但是，古代也有人提出了与孟子、张潮相反的观点，即不取决于多数，舆论不可信。如管仲认为：
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短的汲井绳，不能汲深井；知识浅薄的人，不能够和圣人谈话；聪慧的人可以同他辨别物理，明智的人可以和他辨别一切事物；圣人可以和他辨别神明，而圣人的所作所为，又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赶上的。人民知识超过自己十倍，还同他争论，说他不如我；人民知识超过自己百倍，还批评他的过失；人民知识超过自己千倍，还说他的话不能采信。所以人民不可以随便地加以控制，可以起来牧养他；不可以残暴地去杀他，但可以指使他；老百姓不可以一个个劝说，但可以一起告示他。总之，管仲认为，人民的智慧不及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可轻易采纳人民的意见。
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认为政府能够使人民照着政府的命令去做，却很难使他们懂得所以这样做的道理，因为有许多决策过程是老百姓难以理解的，百姓既难以理解，他们对政府所表达的意见就不一定正确了。
对民意不可信，民意不等于民智的记载还有很多。如赵武灵王认为：“夫有高世之功者，必遭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这是说凡是有超乎流俗功名的人，往往会遭受远离风俗的谴责；有独特谋略念头的人，往往会遭受到傲慢人民的埋怨。《史记·赵世家》中也记载了肥义“不谋于众”的观点，认为“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是凡是讲论大德的人，不会跟世俗同调；凡是成就大功的人，不会跟民众商议。这显示出：民意并不代表民智，意见的流露也有不理智的成分。所以政治领袖有时不必太在意人民的批评，只要他的决策真是利国利民，哪怕一时违反民意也心安理得。韩非更进一步批判了民意的愚昧。他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剃首则复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徵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复求圣通之士者，为民智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在韩非眼里，人民知识的不能采用，就像婴儿的心理状态一样。婴儿头发不剃掉，头疼就医不好。脓不挤破，溃烂就更厉害。给婴儿剃头和挤脓，一定要一个人紧紧抱着，由慈母动手，他还要不停地大哭大闹。因为婴儿不知道接受短暂的痛苦，可以获致长远的利益啊。韩非并举夏禹和子产的例子，说明人民的缺乏远见，民意的不足采信。这当然是站在法家的立场对民意的看法。
《呻吟语·治道》中记载了吕坤对“庸人俗识”所发的一段感慨：“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后见事功之济否。可奈庸人俗识，谗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设，辄生议论，或附会以诬其心，或造言以甚其过。是以志趣不坚，人言是恤者，辄灰心丧气，竟不卒功。识见不真，人言是听者，辄罢君子之所为，不使终事。呜呼，大可愤其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于千万世，而不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而不利于一人；或利于千万事，而不利于一事。其有所费也似贫，其有所劳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议。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铄金销骨之口，夺未竟之施，诬不白之心哉！”这段话把一些缺乏远见的议论称为民意，认为政策的推行不畅，皆因为朝野在重大政策上存有认识差距，对政府的苦心，人民缺乏理解之故。
对于舆论与多数，即取决于多数的问题，中国古人有正反两方面的看法。《鬻子·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篇》中记载：“民者，积愚也，虽愚，明主选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兴之，明主举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民者，自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这表示，百姓虽然知识浅薄，但是明智的君王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必定会尊重民意。民意赞成的就任用，民意反对的就不任用，而民意支持愈多的人，担任的官职也就越高。
《春秋·左传》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晋国栾武子出兵援救郑国，与楚军对峙，栾武子接受臣子建议，准备班师回国。当时军官中要作战的很多。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栾武子回答道：“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按照常理，执政者或政治领袖应当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才对。然而，栾武子却认为人数的多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见是否正确，如果意见正确，那么少数人的意见就等于多数了。换言之，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对国家有害，难道政治领袖也要盲从吗？
不管民智可信不可信、民智可用不可用，对于舆论与自由问题——涉及了人民应否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的问题，古人也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这主要表现在《国语·周语上》中的记载。周厉王禁止百姓批评朝政，邵公劝谏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让民意充分表达的重要性。让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对政治确实有利，若是一味压制，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
《亢仓子·君道篇》中，王士源指出：“草郁则为腐，树郁则为蠹，人郁则为病，国郁则百慝并起，危乱不禁。所谓国郁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达也。”“郁”就是“阻塞不通”；“人欲”就是“民意”。民意的上达管道受阻，民怨积压日久，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因此，民意是不可让它阻塞不通的。《亢仓子·君道篇》中，吕坤也认为：“民情甚不可郁也。防以郁水，一决则漂屋推山。炮以郁火，一发则碎石破木。桀纣郁民情，而汤武通之。此存亡之大机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民情”就是“民意”，民意被压制的结果，就像堤防、大炮压制水、火一样，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民意是不能强加压制的。
我国古代丰富的舆论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应该注意在我国传统宝库中吸取舆论思想的精华，认真做好“古为今用”，使它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