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童观与电视观的制约关系
一方面，合理的儿童观更易于形成科学的儿童电视编制观念。经历过儿童心理专业训练，有一定儿童心理理论基础的传者对儿童会有更多的关注，所关注的层面也更细微些。具有比较合理的儿童观的传者更易于形成相对科学的儿童电视编制观念。比如，要保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在录制现场要保护“孩子现场的发挥”，这种在节目中以儿童为主体，充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儿童的身心发展为目的的少儿电视节目编制观念，以及受其影响的节目表达方式，更符合少儿电视传者的职业角色，并有助于少儿电视节目发挥其社会功能。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传者的儿童电视编制观念更直接地作用于儿童身上。
另一方面，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传者对儿童的态度以及行为与其儿童观之间表现出更大的联系。一个持有关注儿童发展的儿童观的传者，会在节目创作过程中注意每一个与儿童交流的环节。儿童也可以从传者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有敬业精神的职业行为中，感受到传者的人格、自我效能感，并通过自我内化学到东西。而传者的工作态度与行为是在一定的儿童电视编制观念作用下的表达，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更直接地作用于儿童身上。一位少儿电视节目编导在访谈中回顾了一次节目录制过程中与一位高中生的沟通：
当时我们人员不够用，我要安排现场导演，有个学生，一个男孩，我随便拉过来一个，我说来，你帮我们拉着点音箱线，因为我们的摄像要满场跑，那线很长的，要绊了脚非常麻烦，然后那个男孩抻了一天线，那时有经验了，上午拍了，中午休息下午接着拍，那男孩拍完了，拉着我的手，说导演今天你就让我抻了一天线，我感到收获特别多，我从你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我说你学到东西就行。他说他以后该怎么做了，该怎么去做人，做事。我不知道我会影响他们，我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刻意地去影响他们，对我自己来说，我只是在工作。
（2）传者“儿童观”的缺失
第一，由个人的成长经历中获得的儿童观。多数传者除工作需要而与儿童有所接触之外，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了解儿童的机会，由于自我对儿童的了解不多，已有的了解是从个人的成长经历中获得的，通过对自我成长过程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不同效果的总结，而使得其儿童观会更多地带有个人色彩，往往会有所缺失。
第二，身为父母的传者更多的是从孩子身上所获得的儿童观。身为父母的传者在日常生活中所累积形成的儿童观，体现在各个不同层面。身为母亲的传者在生活中有的试图在“教育”孩子，有的试图在对孩子进行“启蒙”，角度各有不同。
第三，经历过教育学、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传者的儿童观。其儿童观往往会更趋于现代科学的儿童观。比如，认为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而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试图去尽力保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如果主持人对学前儿童的认知特性有所了解，学前儿童识字少，主要靠语言来接受信息，那么学前儿童节目主持人要更加规范口语、丰富多彩而有艺术性。在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儿童观所涉及的层面也显得更深、更细微些。
第四，从工作中获得的儿童观。也有的传者因在工作中不断地与儿童接触，由于工作本身的性质，与节目的需要相适应而在和儿童的沟通中获得的儿童观。往往会因缺少对儿童心理的系统化、专业化理论，以及对儿童来自生活经验的认知缺失，传者似乎陷入一种迷惘的误区：既努力地想去做好节目，又不清楚所面对的儿童需要什么，如何去满足儿童的需要。
总之，传者获得对儿童的认知途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专业的儿童理论、身为父母亲的生活经验、个人成长经历的体会以及因工作需要与儿童进行的沟通，等等。其中，尽管传者会在工作中、生活中感悟到一些对儿童的观念，但是可以看出传者对儿童的认识处于基本层面或者是某个侧面，与一般成人个体对儿童的认识大致相同，缺乏作为少儿节目传播者所应具备的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对象及其整体的专业认知。
（3）电视观与儿童观之间有所脱离
先让我们看一下传者认为什么是“好”的节目。
在笔者的访谈中，少儿节目传者在对“好的儿童节目”的描述中所提到的节目类型、节目层次、画面、结构等要素是衡量一般节目好坏的标准，而不是针对儿童节目所特有的标准。传者在实际创作中，往往按照成人节目的标准去做节目，对“好节目”的认知也停留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上，而忽略了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这一宗旨。如果节目只关注了画面、结构等要素，而没有关注儿童所特有的身心发展规律，传者所认为“好”的节目因不能与特定年龄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解读能力相适应，“好节目”很可能在儿童受众面前难以成为精品，“好节目”与未成年人心理发展之间的错位现象则会变得更为明显。可见，传者所固有的儿童电视编创观念与传者所应有的儿童观是相脱离的。
同时，少儿电视传播实践中，传者的儿童电视观念还停留在“有时会想到”要关注儿童心理，实践中却缺少对儿童心理的必要认知，往往凭借传者的主观臆断去判定儿童的喜好或者将成人的喜好与成人的主流文化盲目地施加在节目中，从而使得传者所应有的儿童观在实践中缺少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上述传者的儿童观的缺失以及儿童观与儿童电视编制观念的脱离所带来的对儿童的关注程度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需求等，必然造成与儿童心理需求应对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讯息到达、表达方式以及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与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错位。
2．传者编创理念相对陈旧
中国少儿电视节目传者的编创理念相对陈旧，并以固有的模式化创作理念指导节目创作，表现在节目选题匮乏、创作中重复自我，制作中成人传者操纵节目流程等方面。理念陈旧也是造成少儿节目与未成年人心理应对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1）思维模式僵化
传者将节目“不好看”归因为思维模式僵化。传者思维模式僵化的结果是儿童节目内容不新颖、形式模式化。编导在回顾以往的节目创作过程时，认为自己也在想方设法试图做好节目，可是却因缺乏创造力而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局限于原有的模式化思维，使得形式上的改动并没有与儿童受众的需求产生共鸣。针对少儿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教育与娱乐结合过于死板的问题，在笔者的访谈中，传者认为与中国少儿节目传者思维定势在节目中的形式化表现直接相关，这种有意“说教”的痕迹过浓，让儿童感受不到节目本身的乐趣，从而对少儿节目失去应有的兴趣。
（2）主持的模式化
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在日常节目运作中过于程式化，往往需要按照编导的模式去执行，这种模式化的主持是节目形式模式化的内在因素；导致主持人模式化的内因是主持人的编创理念相对陈旧，认为应该完全按照编导的意图去完成节目，如果违背了编导意图，万一出了差错，在工作中还会遇到尴尬的局面。而在这种编创理念下主持的节目，由于缺少创造性，尽管节目在编导所预设的环节中按部就班地完成，使得儿童在现场能够自我发挥的机会大大减少。
在按照编导意图进行主持的同时，主持人也会根据所从事节目的特定需求刻意地去包装自我的主持形象，如果塑造得不符合更多未成年受众的“口味”，则会出现主持人“脸谱化”的现象。虽然主持人能否成功除了与形象包装的成功与否有关，主持人的“观众缘”也和运气一样，成为主持人进行自我责任推断归因的因素之一，但是排除“观众缘”因素的影响，因编创理念陈旧造成的主持人主持程序化、形象包装模式化等，也是少儿电视传播中出现错位现象的原因之一。
（3）采用“成人化”手段操作
节目的“成人化”来源于“操作过程中的成人化”。一位编导在访谈中说：“有些节目完全就是大人的一种操作，觉得孩子爱看，结果才那么做的。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孩子，不知道孩子们要什么。想当然的东西。”传者在编创实践中所形成的固有理念使其在创作时往往凭借自我对儿童的认知而去想象儿童喜爱的节目形式、内容等等去实施创作，其结果是与儿童需求发生错位，在盲目的成人化操纵的基础上形成了儿童节目的“成人化”。而一个好的儿童节目是在满足儿童需求情况下的“成人化操作”的结果。
综上，在节目中，寻求儿童对节目的内容与形式的“共鸣”是传者操作中避免节目“成人化”的手段之一，而现在的“成人化”节目却是凭借传者的自我想象去判断儿童的需求，并表现在节目中，甚至强加给儿童，其根源在于传者的编创理念的陈旧。
3．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限制
中庸思维、整体思维常常可以“代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在笔者的访谈中，未成年受众及家长认为与外国的动画片、儿童剧以及演播室节目相比，中国的少儿电视节目不是很好看。笔者在对传者所做的责任推断时，考察了传者的思维方式，试图找寻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哪些特征对节目制作起到了限制作用。
（1）主持人对国外优秀节目模仿学习的体会——“我们几个主持人没有一个能做得成的”
一位少儿节目主持人在访谈中回忆了所在栏目组对国外节目模仿而没有成功的过程：
我刚开始接的节目是在一个大巴车里，我们看的是国外的片子，让我们模仿，模仿什么呢，就是主持人坐在球上一边晃一边说，拿着双节棍一边耍着一边说“大家好”，结果我们几个主持人没有一个能做得成的。原因是什么呀，后来都很长时间了，我自己的总结啊，不是主持人差，当时还觉得是主持人差，其实不是，而是我们接受的教育背景，跟国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模仿国外的那种东西，跟人家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坐在那，特别规矩，反而让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又是面对镜头，又是刚刚上镜，又是面对全国的观众，又是晃着脑袋的去主持节目。不可能的事。就是从小形成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后来就因为这个，我们都主持不成，换类型了。咱们这个节目上不来啊，跟这个很类似。我可能是片花做得非常的炫，什么都特别的好，但是这个节目做出来后只适合大人看，不是孩子们想要的少儿节目。
尽管这里存在盲目模仿国外节目形式的痕迹，但是因其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儿童对少儿电视节目新颖性的需求，如果主持人可以神态自如地模仿其形式，还是会受儿童喜爱的。而主持人在对国外优秀节目模仿的过程中，却发现有些与自身思维方式相违背的行为是他们所无法做到的，结果只能换类型。因此，在对国外优秀节目的学习中，往往受到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限制而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2）中国人的“说教”传统阻碍了传者与儿童进行良好的沟通
一位编导在访谈中讲述了她在节目中与儿童沟通的体会：“我有的时候想尽量地和孩子们做很好的沟通，我让他们放轻松也是在学国外这种东西，告诉他们，无所谓的，你们不要紧张，但是我的眼神已经告诉他们了，你必须给我做好，你不做好我们就要重来。你嘴上虽然说的，孩子们，来，我们做好。但是你的眼神已经告诉他们了，毕竟他家里的人已经知道了要怎样怎样，不要怎样怎样。
中国人的“说教”传统成为传者在操作过程中难以与儿童进行良好沟通的障碍，儿童很多时候被动地按照传者的指令去行动，或者是按家长和传者的意图去做，接受不喜欢、不情愿的合作方式。
在本书第十二章中，将传者界定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间接重要他人”，传者的“说教”思维方式对儿童思维结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维内部关系的结构与成人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辨证思维能力随之增强。这反映了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维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未成年人接触少儿电视媒体的机会增多，少儿电视节目对塑造儿童思维特性也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笔者的访谈中可以感觉到，传者也在有意识地避免或者改变因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缺陷，但是结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而经传者编码的少儿节目是蕴涵传者的思维方式的，其中一些思维方式的缺陷，很有可能使儿童受众在行为模仿中逐渐习得并内化。另外，传者在刻意地向外国节目学习的过程中，也容易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优点盲目摒弃，甚至将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传统文化也束之高阁，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少儿电视节目中传递的信息量、信息方式与儿童受众对民族文化的需求障碍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