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西苑会议
十几天后，“2002年湖南广电战略发展研讨会”在湖南影视会展中心酒店西苑三楼会议室举行。
8月21日早上8点整，魏文彬准时踏进会议室。局和集团的全体领导及重要处室负责人和各个频道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悉数到齐，计有五十余人。每个座位上都摆着印有与会人员姓名的牌子，没有一个摆着名牌的座位是空着的。之前两天，魏文彬已经下了严令，任何人不准请假，在外地出差的无条件赶回。
虽然只是一个内部会议，但会标横幅十分庄严醒目。这就是那个已经预备了半年之久的第二轮改革务虚会。魏文彬在4月底的总台会议上说，请允许我在这个关头犹豫一下，否则，一旦下了决心，翻烧饼不好。
拖了很久的务虚会终于召开，是否意味着魏老板不再犹豫？那么，他的底牌是什么？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等待着。这张底牌的花色和点数，跟在座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都息息相关，这样说并不算太夸张。
出人意料的是，魏老板并不急着亮出他的底牌。他的样子，像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底牌。他要大家出牌：你们说，怎么办。他所要的效果，是人们根据他已提供的线索，依靠自己的猜测、想象或许还有一点迎合，拼出他想要的未来图景。事实上第二次革命必须依靠行政的力量以及他本人在这里积累起来的威信，但他仍然希望扮演一个循循善诱的引导者，而不是一个泰山压顶式的压迫者，他希望对于未来的谋划是大家自主的共同的选择。
没有人说话。魏文彬扫视全场，首先点了经济电视台台长吕焕斌的名：“焕斌，你说说看。”他的语气像平常一样温和亲切，这个会议的主题有多么严肃甚至是严峻，人人心知肚明。但是魏老板的神情和语气里没有半点“杀气”，这使得大家绷紧的神经有所放松。
经视台长被首先点名，当时在座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魏老板开会向来特别，其一是从不埋头念稿，永远抬头说话；其二是眼光时东时西，照顾全场，以至于每个人都感觉他与自己有交流；其三是喜欢去掉姓氏，亲切地呼唤部属的名字甚至昵称（譬如他唤节目营销中心主任张勇为勇宝），其四是点谁说话向来并无定准（至少看起来如此），常常是目光恰巧落在哪里，那里的某人就被点了将。
吕焕斌的风格却与魏老板有所不同，他在置身严肃的场合参与严肃的事情表达严肃的意见时，通常都有一副严肃的表情和一套严肃的话语。他有一条颇为出名的“毒舌”，表达意见向来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因为既有思想的锐利又有语言的精准，当他想要表达否定性意见时，往往攻势凌厉。
“类似的会议我们开了不止一回。是不是这次会议散了之后，我们仍旧回去继续厮杀，血战到底。如果是这样，不如早点散会，节省体力。至于是分是合，我想不必再讨论：殊死搏斗的战场上，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同室操戈的战场上，只有绝对的失败者。”
对于吕焕斌的发言，魏文彬未予当场置评，他的面色更加放松和柔和，继续亲切地以不带姓氏的方式点名。整整一个上午，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倾听，不时在自己面前的本子上写写记记。
摆问题讲现状的过程中，会议有一阵子变得火药味极浓，“七国大战”平日看不见的硝烟此时变成会场上的唇枪舌剑。几乎每个频道都有被“兄弟”频道“暗算”的经历，每个频道也都“暗算”过“兄弟”频道，相互指责不可避免。但是魏文彬不怕他们争吵，他们争吵得越激烈，将越是证明整合战略的正确性。
实际上，经过长达一年半的理论准备、舆论造势以及实践探索，7个频道是分是合，已经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无人怀疑它的必要性，但是无人愿意是自己来为此做出牺牲和付出代价——谁都不愿整合整掉了自己的地盘，整合掉了自己的权力。用魏文彬的话来说，权力是有些人嘴里头舍不得吐掉的一口槟榔。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我们什么资源都盘不活，只有权力盘得活，哪怕一点点权力。我们有的人把权力当做槟榔，要嚼得只剩下一点点渣子才吐出来。我说权力不是槟榔，是一种责任。现在是各嚼各的槟榔，各打各的算盘，重个体不重全体，重眼前不重长远，只顾自扫门前雪。我说，人还是要事业为天，没有事业，再大的官有什么用？‘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19.5 1-3-3：魏文彬的数字游戏
西苑会议开了三天，最后一天“1-3-3”方案出笼。
1——1个卫视。
3——3个“紧密型打捆”的频道：经视、都市、生活。
3——3个“松散型打捆”的频道：娱乐、影视、体育。
卫视仍旧独立存在，但被要求退出湖南本土的竞争，冲出湖南去全国市场争夺地盘。
经视、都市、生活的所谓“紧密型打捆”，实际上就是合并。三套班子合为一套班子，三套人马合为一套人马，三个频道在一个班子的指挥下实行差异化经营。合并的理由是，这三个频道的同质化问题最为严重，它们具有完全相似的特征：其一，定位相似——都是综合频道；其二，产品相似——都主打电视剧、新闻、综艺节目；其三，人员规模相似——都拥有员工300人左右；其四，创收规模相似——都是5000万到1亿之间。
所谓“松散型打捆”就是娱乐、影视、体育三个频道暂时原样运行，形成一个概念上的文体军团。各频道依然独立存在，领导班子还是三个，但所有的节目生产都集中统一，归口一个生产公司，实行集约化经营。
魏文彬是一个非常善于用数字说话的人。初任厅长时，他用“12341”五个数字构建了第一轮改革的框架。现在，第二轮改革被命名为“1-3-3”模式。在此之前，他还曾用“1”与“3”两个数字对经济、都市、生活三个频道的内耗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
眼下的湖南电视湘军，在宣传和产业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确实遇到了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频道之间的内耗和流失。内耗主要集中在节目、栏目的重复生产上，流失主要集中在广告杀价和节目抬价上。重复生产的内耗，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是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惨重的。有些新闻，拍一条就够了。拍一条只要一个记者、一个摄像、一个灯光、一套设备、一辆汽车，回来只要一间机房。但各频道为了争影响、争地位，都争着拍、抢着拍。于是，所有的一都变了成三：三个记者、三个摄像、三个灯光、三套设备、三辆汽车、三个编辑、三间机房。一条新闻如此，一个栏目呢？也如此。栏目的投入比新闻的大得多。三辆汽车变成了三辆转播车，三间机房变成了三个演播厅。人员呢，三个变成了三十个。一次产出，三次投入，成本恶性提高，人员恶性膨胀，资金怎么能不困难不紧张呢？资金困难，就在广告上打主意。一条广告，本来是三万，我费尽口舌两万抢过来，一夜之间又被人家一万抢走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广告，“三”又变成了“一”。谁都知道，广告是由收视率决定的，某些时段的收视率是由电视剧决定的。于是，各频道又不约而同、不惜血本地去抢电视剧。你出一万，我两万抢过来，一夜之间，又被别人三万拿走了。这样，“一”又变成了“三”。内耗猛于虎，流失浪淘沙。内耗和流失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每年最少要损失一个亿。损失的一个亿，造成了一系列不应有的困难：个别单位不能按时发工资、发奖金，不能报差旅费，不能按时交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欠费又引出了物业管理的严重困难。这些不应有的困难，影响了情绪，影响了士气，也影响了我们的声誉。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同志甚至忧心忡忡，对我们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这正是1-3-3模式的由来。1-3-3模式的核心，就在于三个严重同质化的频道的合并。合并的难度可想而知。三套班子合并为一套班子，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干部手中的权力要“缩水”。三套人马合并为一套人马，意味着会出现多人争一岗的局面，裁员势所难免。这是伤筋动骨的改革，必定令人伤透脑筋。但是别无选择，无路可退。
8月23日，在西苑会议的最后一轮小组会议上，魏文彬作了如下总结发言：这轮改革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是充分的。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就是电视频道资源如何调整。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内耗猛于虎，流失浪淘沙”，不改革是不行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在规律。这个规律尽管我们一时不能把握，但是也要努力接近它，而不是远离它。这次调整，的确要牵涉到一些同志的利益。要特别说明一点，无论牵涉到哪一方面、哪一些同志，大家都要以事业为重。我们大家要增强全局观念，共同承受这次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共同承受，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用词。
西苑会议半个月后，2002年9月6号，“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第二轮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正式宣布了第二轮改革的具体方案，关于媒体资源整合、财务体制改革、广告经营调整和干部调整配备的四个决定正式行文。
魏文彬在这次会议上称：“这种改革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一场考验，也是一轮机遇，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兴衰，是新生中的阵痛，是进取中的迂回，是战略的大跨越，也是一次观念的跨越。”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第二轮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以真正产业化的标准衡量，第二轮改革仍旧充满了妥协与折中的意味——频道整合实际上只是让经视兼并了另外两个频道，用行政的力量迫使战火最烈的局部熄火重组，从而起到了降低内耗的作用并且强化了集团意识，但在具体运作上1-3-3三个军团之间仍旧壁垒森严，以集团为单位的资源整合和盘活只能留待第三轮改革完成。曾经有人称湖南广电的第一、二轮改革不过是体制内分分合合的游戏，魏文彬并不否认这两轮改革的局限性：“我不能说他说的不对，我们的改革的确有局限性，所以还要继续改。2005年我们已经提出了第三轮改革的设想，目标是‘两个走出去，一个立起来’，也就是从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同时建立一个市场主体。”
19.6吕焕斌还是周石星
三台整合，三套领导班子合为一套，谁来当一把手，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敏感细心的人们后来发现，西苑会议的第一天，一片沉默之中，经济频道“道长”吕焕斌被魏文彬首先点名发言，原来并非随机和偶然。当天晚上，吕焕斌又成为第一个被魏文彬单独找去谈话的“道长”。
湖南经视作为魏文彬当初放入“沙丁鱼群”中的一条“鲇鱼”，一直是湖南电视竞争图谱上色彩最鲜明的一块。事实上，魏文彬在“五一”节前那番戛然而止的谈话，已经透露了对经视在未来整合中的重要期许，只不过“有些人没有听懂”或者“不愿意听懂”。
1-3-3整合方案宣布对经济、都市与生活三个频道进行合并，明确指出重点办好经视，强化经视品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经视负责人就理所当然是新经视的负责人。
据说有人提出，三个频道原来都是“正处级”的架子，合并到一起，原来的“道长”谁当一把手都不合适，应该由局或集团派出一个“副厅级”前去统领三个“正处级”。这是具有极端意义的官本位思维，人们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提议的意思就是：官大一级才能压死人。魏文彬否决了这个提议，三台合一之后的问题，官大两级也未必有用。三个班子合并，情况本来已经极其复杂，再派去一个新的一把手，只会把情况搞得更加复杂。
魏文彬的取舍，实际上就在两个人之间：经济频道的吕焕斌和都市频道的周石星。
这两个人堪称一时瑜亮，对魏文彬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吕焕斌在某种程度上和魏文彬渊源甚深。他的母亲曾是《湖南文学》的编辑，魏文彬年轻时作为一名颇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和吕母联系颇多。另外，吕焕斌和魏文彬都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魏文彬74级，吕焕斌77级。但是，尽管有这些背景的存在，早年吕焕斌和魏文彬打交道却并不多。吕焕斌早年的个性颇有一些自由散漫，好读书，注重生活的乐趣，颇有一些自甘寂寞、自得其乐的书生意气，政治上“不求上进”，既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强烈欲望，也谈不上“学而优则‘事’”的崇高追求。他本来在电台优哉悠哉地工作，刘惠东创办《焦点》栏目的时候，用一股子专业主义激情把他“忽悠”了过来。
《焦点》栏目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魏文彬任湖南电视台台长时主抓新闻节目创新的一个标志性栏目，吕焕斌在这里发现了电视的威力和魅力。那是一个专业主义激情压倒一切的地方，几个年轻人为了一档节目的精益求精可以守在编辑机旁通宵达旦，但是没有人肯花心思去揣摩领导的心思，更不肯“屈尊”去领导那里嘘寒问暖，鞍前马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