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广播语言传播的媒介文化形象(11)

还有一种广播传播互动是延时的，比如热线电话录音重放、书信（包括电子邮件）来往、声讯电话调查服务、听众见面会等。延时互动更加趋向理性并侧重于表达评价，是广播媒体传播功能的一个考量体系。延时互动往往体现广播有声语言同听众的深层互动。媒体对生活底层的大众和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总是能够在深层互动的内容中体现出来，这是媒体反映和沟通国情民意的重要功能。在这个层面上，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对社会和听众的影响非同凡响。2002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播发了特写《孩子，你千万要珍惜这个饭碗呀！》，反映的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委市政府解决待业青年到北京就业的事情。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很多劳动部门的关注，他们纷纷与媒体取得联系，了解具体情况和工作意向，光是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就为鹤岗解决了800个就业岗位。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广播媒体发挥媒体监督和党、政府、人民喉舌作用是深层传播互动的目标，主要功能是通过节目把普通大众的疾苦反映出来，推动整个社情民意向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广播有声语言的互动不仅仅是形式层面上的热线电话、短信息平台，也不仅是某个反应良好的节目获得的反馈，而是由语言所引发的听众瞬息变化的内心反应，是听众对语言表达千差万别的诠释、感触和回味。这是单纯通过收听率调查数据显示不出来的。收听率调查可以提供数据统计的量的科学性，但对美学意义的质的描摹恐怕力所不逮。调查有声语言传播效果的最周严方法是数据调查分析和个案深访，能够比较普遍地、典型地?e837绎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审美感受和倾向。听众对不同类型的节目有不同的诉求，但始终是以“有准备的耳朵”和敞开的审美心态面对有声语言的表达。就新闻资讯类节目而言，听众最基本的收听诉求是获得欲求信息，把内容介绍准确、清楚、明白是对语言表达的最低要求，但是这也只是实现了清晰、完整的浅表审美效果。新闻播音的深层美学效果则体现为规整、新鲜、明快、凝练的语体美。而对于欣赏类节目来说，听众决不单纯满足信息的获取，其收听行为本身就是一次艺术审美活动。问题在于，根据马斯洛的人性分析理论，人是有多重需要的灵性动物，没有人只满足于生理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层面，他时刻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接触和追求精神世界的需求和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达主体创造美感和审美意味是没有上限的，换句话说，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在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平台上，可以共同创造和享受多重审美愉悦。

互动和对话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其深层内涵和终极目标指向融通与和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隔阂、对抗和报复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冷静地意识到，在通向和谐的途中，主体的努力势必艰难曲折、柳暗花明。和谐不是个别存在的悬置真理，而是“任何一个”式判断的绝对真理，东方哲学认为宇宙生命的本质就是和谐。所以，面向绝对，和谐是一个动程，纵使遭遇动荡和对抗，终将走向和谐的平衡点。现象学观点有这样的表述，假如我生下来就听到一种声音，我就听不到任何声音；假如我生下来就不能“转身”，只看到那棵树，我也看不到那是一棵树。任何的一种静止都是反动的，而人类的任何一次“转身”对历史来说都是一次动荡和抗争，对宇宙生命来说都是走向和谐的起点。在互动和对话中，和谐的本质以不同的“面孔”应和人们视阈的不同层面，向着实现终极理想的目标呈现各种实在的姿态。在不和谐向和谐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主体认识的固化、僵化、机械化是构成实现和谐的主要阻力。表达主体对有声语言表达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共识之后，容易形成一种定势，主观地认为那是发展自我的最好渠道，这种意识往往限制了主体经验的充实和全面重构。正如胡塞尔强调的那样：“为了达到某种原始的判断，为了去追踪在判断性的规定中实现出来的那种完全原始的作用，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表达主体经常自欺地认为他所持的定势就是原始经验，实际上那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出发点，只是向真正的出发点、向超出唯我论的那个先验逻辑回溯而做的准备。譬如，有些表达主体倾向于端庄大方，就表现为不苟言笑、四平八稳、矜持敦厚、波澜不兴，而这正表现为一种语言僵化的误读，是对端庄大方的判断的浅表化理解。真正的原始经验是回复到被接受时所预先给予的直观明证性。听众可以感受到表达主体的活泼、诙谐并不影响他的端庄大方。因此，观念的澄清与深化、思想方法的创新是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突破口。

（二）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共建整体和谐

顺乎天道和大化的互动是实现以人与天调、天人交泰为指归的天人和合的过程，而天人和合的表现形式则是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共建的整体和谐。整体和谐表现为多维度时空中多重存在的共存、共生、共荣。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两种历史性可能会造就和谐，一种是每一个时代都通过把自己的忧虑和观点强加给其他时代以斗争达成妥协；一种是对在线性的连续交流中，过去带给我们的逐步构成和重建。从共时的角度看，是人在内心深处和外部世界构成的网络中找寻并磨合的契合点。在宇宙生命的系统中，人类成为历时和共时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和谐的结节点，从此点出发向多个维度伸展、融汇，寻求同情、共感、共鸣、对话和互动。整体和谐因人的主观努力而成为存在。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交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语言是人们同自己、同他者、同历史、同未来交流的表达媒介和情感媒介。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适应现实，或以为语言仅仅是一种解决特定的交际问题的思维工具，那完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社团语言习惯基础上的。我们看到、听到，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大都基于我们在社会语言习惯中预置的某种解释。“预置的某种解释”就是文化，是必须在人与群体的沟通和共鸣之上的心领神会。一些实例显示，“言谈方式”与广义的文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语言和文化的结合中存在着各种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行为反应的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文化发展所采用的形态的联系。要发现这些联系，最佳途径不是专注于语言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典型描写方法，而是将文化和语言当做一个整体对待（如果二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共同相处，这便是永远、唯一的方法）。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夏日寒”，言语的力量是通过文化展示出来的。

东方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是儒、道、佛融通的宇宙生命理论，千百年来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迁，而且还为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哲学给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无论怎样也脱离不了东方文化的丰富资源。先进的东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一个立体、开放、动态的同心圆。同心圆向外扩展的组成要素是个人、家庭、社会、世界、宇宙，向内深入的内涵是人的心智、灵感和神明。在这些要素构成的思想体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在《论语》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的核心之核心，即“仁”。这是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关怀，所体现的美学价值、伦理学价值和哲学价值是融会贯通的。周汝昌先生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归纳成两个字——体贴，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巨大的、最伟大的精气神。东方文化体现和制约语言的表达是基于某种人文精神的认同，这种人文精神的精髓就是体贴。体贴是表达主体主动性的体现，是在“零距离”下观照传播活动中的他者，体贴本身就是双主体的，是“一体两极”的和谐共处和相生相长。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表达主体的意指方向主要是听众，但实现意指的路途与目标却不是听众本身。简单地说，就是大众传播的目标不是停留于、满足于与听众的共感和共鸣，更深远的目标是实现语言传播的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进而使人类的精神交流获得自由和升华。因此，体贴是语言传播的理念，是有声语言表达中主体共建的精气神，也是实现整体和谐、精神自由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地万物人为贵，人是最有灵性和感性的动物。这种灵性和感性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共鸣来展示，使人与宇宙中万物产生情感交流。这种情感表现为礼、乐、诗、书，使人成为美学的动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冲击着经济孱弱的中国，人们武断地认为利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武器彻底抵制和消解一切传统，可以换得民族的骨壮和文化的苏醒。事实证明，这是对现代主义流动性的忽略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盲目，导致了我们当代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迷惘和彷徨，极端的还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武断地摒弃和粗暴地扭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当科学欲挣脱人文精神的引领和监控之时，就是人类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困境之日。唯一的出路就是中止抱残守缺（这是“思想先锋”们曾经讽刺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的崇洋理念，批判地融合东西方哲学的精粹，消解和超越逻辑形式和言语表述的差异，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探寻宇宙生命蕴含背后的终极真理，因为“全世界的伟大都是共通的”（歌德语）。

全球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且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观点上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实践上我们对正确理论的贯彻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艺术还处于简单、低级的层面。“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是体现在旗袍、功夫、丹青、宫廷、园林、茶叶等的符号能指上，而是要借助这样的东方形式传达“蓄而不晦”的美学观念和“天人和合”的哲学观。我们是借助语言符号将向心深处的智性、悟性、人文关怀与物质世界的社会、自然、宇宙建构起一个个开放、拓展的同心圆，所幸的是，汉语毫不回避地承担了这个建构和外化的责任。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审美理想、道德目标和人生哲学的使命，在全球性文化疆界中不仅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现实含义，而且打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西风东渐”的“单边主义”，在本质意义上通过鼓吹“东风西渐”获得东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权。这个使命在政治、经济、军事都面临动荡的21世纪尤为刻不容缓，没有哪个媒介比广播电视更能充当——承载这个具有集约性、迅捷性、目的性和普适性任务的——文明使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