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早期印刷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中国报业的演化。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凡稍研究报纸之共通历史者，必知有所谓口头报纸、手写报纸、木版印刷报纸，与活字印刷报纸四类。我国报纸之进化，当然亦循此阶级。”在中国，“书籍之以活字排印者，在宋时已有之。至报纸以活版印刷，则自明崇祯时始。”报纸有手写，费时费力传播不广，而一旦改用活字，其出数可以随意增加，阅读人数势必也增加。“故改用活字，于报纸之发达，极有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被迫开放，客观上给西方先进科技的引进提供了条件。出版业中的铅印技术随着香港、上海、宁波开埠，便进入了中国。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第一家铅印杂志是该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但由于铅印设备复杂而昂贵，一时无法普及，石印技术呈现出先期发展的趋势。石印技术为1796年捷克人塞尔纳菲德（Alois Senefelder）所发明，早期引进石印技术的是上海天主教办的土山湾印书馆。申报馆的老板美查（Ernest Major）感到石印技术有利可图，就于1876年聘请了土山湾印书馆的邱之昂技师开办点石斋印书局，印刷各种书籍。同年，美查利用石印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获得极大成功，也引来了无数的效仿者。如《训蒙画报》、《孩提画报》、《成童画报》、《飞影阁画报》、《新闻报馆画报》等大量涌现。石印画报垄断中国报坛30余年，直至民国初年才被铜版画刊所替代。石印技术自19世纪70年代走红以后，只几年工夫便盛行全国，其主要原因是石印出书快，资金不需很多，容易获利，而且印刷质量也好，比木刻更容易保存书法的艺术美，在印出古籍时，它又能缩小篇幅，便于携带，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传播业的发展，加速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作为一项技术，如同制度传播一样，只要它是有效率的，有获利机会与获利空间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会快速传播，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取代原先无效率的技术。
中国印刷的铅印技术则早在1815年马礼逊编印出版《华英辞典》时就已开始使用，但未得到推广。后1844年谷玄在澳门创办了花华圣经书房，刻出中文铅字模4700个，称为“香港字”，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到宁波，这套设备也随之从澳门运抵宁波。成立于道光二年（1822）的宁波汲绠斋书局此时率先购入铅字和机械印刷设备，大量印刷《四书便蒙》、《大学》、《中庸》、《论语》、《幼学琼林》等书籍。由于铅字印刷字迹清晰精致，深受读者欢迎。汲绠斋便是最早由国人自办的铅印出版机构。此后，铅印出版业在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如1862年北京的京师同文馆，1865年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1864年南京的金陵书局等。到了19世纪末，铅印技术几乎完全取代了木刻和石印。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木印到石印再到铅印，印刷技术的这种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媒介的产生与发展。
电报等媒介手段也促进了新闻业的演化。早期的报纸新闻时效性较差，这与其技术程度成正比。如《香港船头货价纸》，其新闻来源不少取自《孖剌报》。一是通过信件来传达新闻（信件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行情札记”，另外一种是普通邮信），二是转引自其他各地的报纸。外地报纸也是该报获取外地新闻的主要来源。最常出现的是宁波报纸和上海报纸，其次是引自欧洲国家报纸的“泰西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纸的发行也如邮信一般，主要是通过“船”（轮船、汽船）送达的。因此，像来自上海、宁波的报纸只费几天便可抵香港，但来自欧洲的报纸，则所费时日甚久，其中不少是经过孟买、新加坡而运抵香港的。而不久后电报的发明，使报纸的消息来源与时间更为快捷。1871年香港、上海海底电缆开通，电报正式启用，从此，从国外传抵中国的消息，在时间上更加缩短，这加速了中国报纸的演化进程，新闻的时效性与报纸的出版周期都有所加快。
广播和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在中国的出现都曾极大地改变已有的媒介格局。广播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一出现便分流了部分报纸受众，使报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但也因为是一种“新技术”，广播面临比报纸多得多的限制。电视在中国则出现于50年代，由于当时已经实现了媒介的公有制，外国媒介已遭取缔，所以电视这种媒介在中国没有外国人经营和私人经营的传统，一开始就是国家经营。但电视的出现同样改变了已有的媒介格局，引起了广播和报纸媒介的演化。由于技术的原因，中国最早的电视只能采用“直播”形式。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直播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6月19日又直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直播体育节目显然最能体现电视媒介的优势，这一制度形式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当电视技术发展到较高阶段后，采用直播还是录播就成为可选择的制度形式，电视媒介的效率也因技术进步大大提高。90年代后，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竞争的加剧，“直播”开始成为电视媒介竞争的法宝，不仅体育、晚会等非新闻节目采用直播形式，电视直播也向新闻领域延伸，1997年香港回归的直播报道是一个标志。电视“直播”早期是技术限制的结果，现在则成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因素在推动电视形态变化上起了重要作用，而电视的技术演进及其导致的新的传播形式又会极大地影响到其他介质的媒体演化，进而在媒介的微观运营制度甚至国家媒介管理制度层面上发生影响。
三、媒介制度安排“适应”媒介技术演化
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不同的媒介政策适用于不同的媒介技术。这在各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都有体现。“尽管数世纪以来，政府出于控制、财政或战略等原因就开始了针对运输与旅行的干预和管制，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政策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所出现的一系列电子产品的发明时期才开始萌生。”考察西方传播政策的演化历史，麦奎尔认为有三个主要时期即“传播产业政策的萌生阶段”、“公共服务型媒体政策阶段”和“新传播政策模式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与技术的演化相关。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初始媒介政策”时期，从19世纪晚期一直到广电媒介被引进的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伴随着基础建设和传输网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媒体政策的制度被严格定义为通过传播体系达成的有效的公共服务，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因此，这一时期在媒介管理体制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根据不同的技术因素将不同媒体领域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管制政策：（1）印刷媒介受言论和表达自由保障等媒介法律的保障。由于印刷技术的特点，这种政策普遍的假定是，书籍和文化是教育主要的媒介，报纸则是政治生活的工具，这两者都应该尽可能地免于受到控制，因此它们应该位于公共政策的范围之外；这一政策领域以自愿主义（voluntarism）和私人动议（private initiative）为特征，政府的角色只在边缘议题上起作用。新闻界的结构也好，品质也好，都被认为是政府权限之外的事。（2）在电报和电话为代表的公共载体（commoncarrier）领域，所有权和基础结构的管制较为强硬，但内容不受管制，同时还伴有一定的接入权和隐私权。公共邮政模式为这种管制提供了基本的模式。（3）在广播领域，先是在无线电，接着是电视，尽管欧洲和北美在所有权和融资样式上并不相同，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美普遍的做法是在“接入”和“内容”方面进行强力管制，广播电视面临的是“带限制性的表达自由”。
第二阶段主要的媒介政策可以视为“公共服务”的政策时期。从二战后一直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新媒体在改进传输方法和增进计算机化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因而技术仍然是媒介政策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比照第一阶段的媒介政策，此阶段的特征是“规范和政治上的考虑要多于对技术的思考。”人们认为传播不仅仅是技术，新的“传播福利”观念被引进，这种观念已经超出“控制稀少频率分配”的需求之外。
第三种政策模式主流的价值与目标不再是那些广义的“社会福利”，而是包括了开放性、所有权和控制的透明化，让消费者的选择最大化，持续性的商业竞争以及技术创新等，一般来说，经济目标已经取代了社会和政治的福利。从世界范围来看，媒介技术革新特别是新媒介的出现给媒介制度带来了挑战。“数字技术正在所有媒体中被快速地采纳，广泛运用于信息的复制、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内容都能通过传播媒介获得，从而消除了电信和广播电视之间的传统差异。由于传输系统采取了某种共同技术，具有共同的传输能力，我们的监管体制也面临新的挑战。”选择什么样的媒介政策来管理这些新媒介成为各国媒介政策制定者们的一个难题。在西方，主要有两种选择集合：一是遵循美国式路线，以解除管制为号召，尽可能地打破垄断和实行私有化；二是遵循西欧式路线，通过公共投资和保护主义的方式发展新媒体的潜力，也即将公共服务模式应用于新的领域。在长期的制度竞争中，美国模式实际上显示了其竞争力，这是导致欧洲公共管理模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奎尔说：“用任何标准来衡量，20世纪80年代由政府和欧洲共同体资助的在新技术领域的尝试并未取得很大成功”，“随着公共广播的衰落和新媒体大亨的兴起，（公共服务模式）这种经推测而得出的获益逐渐被更加可以断定的损失抵消。”因而我们看到，随着媒介科技的发展和媒介制度竞争的优劣的显现，美国对媒介的放松管制已成为现实选择。在欧洲，“公共管制模式”引发了争议，英国和德国通过私有化有线电视系统为广播电视引入了竞争机制，英国比其他欧洲国家走得更远，它对电讯垄断采取了私有化措施，由此开放了电讯领域的竞争。法国从1982年就开始实施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政策：在支持私有化的同时，也以国家赞助的方式支持新媒体的扩张。在中国，媒介技术进步导致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同样引起了媒介制度的变化。以广播为例，当报纸允许私营的时候，广播的出现却规定由国家专营，尽管后来广播的创办权放开，但历史上对于广播的管制比报纸要严格得多。这从中国广播法律的制度变迁可以看出来。
1922年1月23日，中国境内的首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首次在上海开始播音。这时距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才两年时间，比日本1925年才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问世还早三年。但当外商开办的广播电台接二连三地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北洋政府对这一新生事物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将广播电台与用于通信联络的无线电等同看待。1915年北洋政府的《电信条例》仍然沿袭清朝政府将无线电事业当做军事通信进行严厉管制的做法，不准私自设立，电信只能由国家经营，故“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办不久即遭取缔。1924年5月，交通部从《申报》上获知开洛公司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后，立即行文上海有关当局设法禁止。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的《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令。《暂行规则》依照《电信条例》制定，共23条。对于安装广播无线电接收机（即收音机）的手续、费用、注意事项及违反规定的处罚办法等都做了规定。其要点如下：
（1）装用接收机者，须先呈请交通部核准，发给执照；
（2）接收机只限装设在通都大邑及繁盛市镇，不得装设在军事边防、海防及政府示禁之区域。
（3）凡中国人安装接收机者，应由同乡委任以上职官一人或六等以上殷实商号一家出具证书。凡外国人安装接收机者，应由其本国公使或领事或同国籍之殷实商号两家为之证明。
（4）接收机只准供接收音乐、新闻与气象、时刻、汇兑之报告以及演说、试验之用，不得借以牟利，并不得将所收任何电信私自泄漏。
（5）安装真空管接收机每副每年缴纳执照费银元6元，印花税4分，安装不用真空管接收机（即矿石接收机）每副每年缴纳执照费4元，印花税4分。
（6）对于违背《暂行规则》有关规定者，处5元以上200元以下之罚金或没收机器。
从这个法令我们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对于广播电台这种新生事物，是从传播链条的终端环节上来进行管制的，通过规定收音接收的规则来实现对广播媒介的控制。从这一《暂行规则》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对于无线电广播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