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身份认同主题细分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建设类主题仍然占据最高的比例，虽然在1999年和2001年被有关改制的主题超过，在2004年被职工观念转变（职工个人创业）的主题超过，但从总的趋向上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建设主题（表现工人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神和建设成就）被认为是塑造工人传统形象、体现栏目政策属性最重要的内容。有关改制和企业凝聚力的主题，在1998～2002年间，有过一个冲高的阶段；有关职工观念改变（个人创业）的内容，由于2004年栏目集中制作了一批创业类节目而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高峰期；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制度建设）和维权主题，则始终处于低位。在建设、改制和有关凝聚力的主题里，工人的能力主要被再现为“理解”、“奉献”和“接受”，对于外部的改变，他们并不具有谈判的对等地位。而保障和维权这类服务性更强、工人主体意识更强的主题却始终无法成为节目的主流，由此可以看出，栏目在定位上并不是就工人“问题”展开讨论，而更多的是“表现”或者说“再造”工人的“形象”。
分析及结论
一、政策环境下嬗变的“工人”内涵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企改革的深化，传统上单一的经济构成形式越来越多元化，传统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内部划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包罗最广泛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分化非常大，工人阶级传统上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产业工人阶层反而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弱势阶层。
“工人阶级”的内涵不断扩展，产业工人阶层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同时，非工人阶级/阶层的其他社会阶层也被囊括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合法性得到了更加明确的承认。通过阶级外延的扩大，以及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更加符合现实情况。而传统上工人阶级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产业工人阶层，回归到更贴近现实的社会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上来。
工人阶层被赋予的象征地位，越来越接近于其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主流话语又延续着传统意识形态，将工人阶级/阶层描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全局意识，即使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也能发挥革命年代的创业精神，甘为国家建设作出牺牲。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工人阶层身份转换所带来的矛盾不再显得那么激烈的时候，主流政治话语的中心又转到社会保障制度上来，以具有普世意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各阶层的利益得到了突出强调。然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对象并非是某些单一的阶级/阶层，而是被表述成整个社会大众——全体“公民”。阶级/阶层的局部矛盾被转化成一种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人阶层“自身观念”的调整背后，是意识形态的渐进式调整。在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工人阶级/阶层的内涵被不断调整和置换，从而使改革获取了其利益的普遍代表性和政治合法性。
《当代工人》正是诞生于这样一种话语环境中。这种目标明确、对象定位专一的栏目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是让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工人群体，在政治和身份认同上，感觉到自身没有被“抛弃”，在政治上仍然是受到“注视”的群体；另一方面，节目成为一个社会“减压阀”，在维持工人阶层传统身份认同机制的同时，及时但是恰当地沟通上下，对一些并非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解释”。
因此《当代工人》的早期节目，特别是开播之后第一年的节目里，在内容分布上就存在一定的先天问题。节目要塑造工人的正面形象，因此，节目在定位上既不是为工人提供有关的信息服务，也不是沟通上下信息，而是一种“展示”和“标榜”。在节目中“工人”的整体形象，同传统意识形态所赋予他们的“建设主力军”相一致。有关企业改制和下岗再就业的话题并不明确和突出。工人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但是节目内容并没有直接反映这一社会转型——身份认同过程中工人阶层所面对的矛盾，延续的依然是建设者的“神话”。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工人，是在各行各业曾经作出过贡献以及正“安居乐业”的一个群体。
这种传统的表现内容和节目形式，并不能真正起到沟通上下、为社会“减压”的目的。对社会热点的回避，也使得节目不可能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是工人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节目却出现了“题荒”的现象。工人绝技绝活不好找，老劳模的故事之后，甚至出现了工业旅游的板块，为正在经历改革阵痛的工人群体安上一个欣欣向荣的假面，节目始终显得远离现实生活。无论表现方式如何生动，节目都显得很牵强，观众也不买账。
平民视角电视表现方式的开掘，以及政治气候的逐渐明朗，使《当代工人》终于在一年之后采用让工人参与节目的现场谈话形式，内容则开始大量涉及企业改制和下岗再就业的主题。社会的关注，以及有关国企改革等制度性变革的话题在政治上获得了明确的认定，使《当代工人》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内容和形式上获得了全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甚至进入了更具有民间色彩和商业色彩的《新周刊》开展的电视评奖序列。
但是节目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始终处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安全范围之内。时至今日，曾经经历过《当代工人》栏目全盛时期的制作人员，仍然认为这个节目并非中央电视台的主流节目，话语空间非常有限。“开放的”大谈话形式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实和以往的节目一样，都在于沟通上下，达成职工、企业以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和谐状态。早期专题节目的思路是通过“赞颂”和“表现”来“肯定”工人的作用和政治地位，而新的节目则是通过“关注”和“表达”让这种肯定表现得更加生动鲜活。这种“肯定”的背后，是工人群体回归到一个更符合其实际位置的过程，是让改革各方达成妥协，特别是工人群体“接受”改变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赞颂”、“表现”还是“表达”，遵循的都是一种“说服”的逻辑。
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一样，国家在渐进式地建立新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时候，需要的依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要建立整个社会的公平机制，还需要在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层面寻找甚至是重建整个信用体系。国家的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仅仅被优先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在效率之外，“发展”被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被要求“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新闻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也得到了认可，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共同思想的组成部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政策环境分析的话，《当代工人》的“表现”主体——工人，再次被消解，因为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被转化成全体“公民”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独特性消失了。现实中的工人阶层和电视节目《当代工人》一同迷失在一个依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的身份认同中。《当代工人》后期节目由于失去了主流政治话语的支持，有关改制和下岗再就业的话题不再成为被引导的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之后，节目内容出现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正是这一外部政策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结果。
二、媒介环境：政治与市场的双重矛盾
《当代工人》成立至今十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市场力量在电视媒体中消长的特征与趋势。
在成立之初，栏目被定位成社会的“减压阀”。在这个阶段里，电视媒体传统的宣教特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节目制作环节，虽然栏目已经是一个单独核算的经济单位，但是市场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影响节目内容的外部因素，也仍然将之看做是一种政治因素试图加以利用。节目的文本、组织机构、生产机制、外部影响因素，都体现出一种政治主导的特征。虽然在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上节目也在不断地对宣传效果进行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改变。
在节目的发展中期，也即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市场力量在全社会的增长，特别是电视生产方式的一些根本性变革，导致栏目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机制越来越偏向于市场化，但是电视台、电视节目的政治宣教特征并未完全消失。这正对应于学者对这一时期新闻体制改革所作的判断，即市场力量主要体现在媒体经营领域。（潘，1997）
2001年之后，外部竞争的加剧，以及电视台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市场力量开始更加全面地扩张，逐渐影响到节目的文本内容。在一种市场化的环境中，外部力量和电视媒体之间也具有更加对等的地位和议价能力。这个时期，无论是节目文本，还是节目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中，电视媒体都体现出更多的市场特征。传统的政治力量及其表达方式在“政治正确”的口号下被逐渐消解，但是为了获取特殊的利益保证，电视媒体依然会维持某些政治标志，为市场行为“保驾护航”。
因此，政治与市场的角逐，首先在经营—组织层面展开并逐渐深化，其后是外部力量的跟进，最后这种角逐直接在节目文本中展开，市场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政治与市场力量最终达成了一致，成为相互利用和渗透的一对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促使我国公民社会的崛起。(俞，2005)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文化也被认为在内容上更趋平民化和多样化。“中国当代文化一直沿着一个大众化、通俗化的‘平民’策略在向前推进。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去神圣化’，大众文化伴随着商业性质成为一种新的无可逃避的语境。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它实现了一种从宏观化的俯视视角向平视化的平民视角的转换，中国电视新闻平民化的演进正是对这种语境转变的积极回应。”（彭，2005）
中国电视传播理念的改变，一方面得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之利，另一方面，同改革一样，改变也从经济层面开始。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首次将新闻媒体从党政机关中划出，归属第三产业。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的17号文件进一步确认了广电等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属性，提出新闻媒体可以集团化经营，可以进行资本运作，可以剥离转制。(陈，2004)广播影视已经从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转为以经营创收为主、财政拨款为辅。（胡，2005）
有研究者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环境。（童，1993）大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梁，1992）
虽然在一场全国性的电视大战中，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卫视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公平失意，垄断受宠”（陆，2004），但毫无疑问的是，前者已经感受到来自后者越来越直接的威胁。从实际数据来看，在2001年到2006年间，虽然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数量在不断增加，央视一套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无可比拟的入户率，但是中央电视台的整体份额和收视率都在迅速下降。在频道和节目内容的设置、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上，中央电视台也进入了一个快速调整的时期。
在频道设定上，中央电视台开始强调专业化和对象的细分化，栏目数量减少，质量要求上升。在节目内容上，利用其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展开市场竞争，“三贴近”的要求同时也成为一种打破僵化节目形式、跳出传统意识形态宣传方式的政治话语资源。在组织管理上，努力向更加严格的公司治理方向转化，在局部，甚至是在具体的节目生产环节完全实现企业化的操作模式。
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以及已然白热化的电视市场竞争导致的明显的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变化，是收视率被全面引入节目考核体系中。从2001年开始，参考了收视率等一系列可操作标准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排名成为中央电视台栏目的“生死牌”。虽然电视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我国更是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但是当收视率成为考评节目最重要的标准的时候（政治正确依然是作为前提和终极标准出现的，但是就如同本研究在通过考察节目生产的日常实践所发现的那样，由于一系列具体生产机制的限定，收视率确实已经成为考评节目质量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要素），恰恰意味着市场的力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