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主体性”，并非只是停留在观念上，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在“舆论监督”的实践中有所显现。比如“异地监督”，这个在《南方周末》中有典型表现的做法，其实是记者试图在原有报刊体制的结构中，发挥自己主体作用的一种努力：体制上不越出媒体的隶属关系，不违背党的批评工具理念，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职业角色。央视孙玉胜（2004，23）在谈到《焦点访谈》时用了“共享利害”这个概念：第一，《焦点访谈》作为监督者不能与被监督者共享利害，而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第二，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又必须与党和政府共享利害。在总体目标上与党和政府一致，在具体问题上又和被监督对象保持距离不共享利害，显然就是独立。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央视处于金字塔的上端，可以有这样的条件，但地方媒体却很难做到。显然，作为央视这样级别的媒体，只需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共享利害，由此之下，都可以作为被监督者而不共享利害。而地方的媒体就没有这样的可能，他们不能不和自己的党组织共享利害，于是，自然就把目光投向外地，寻找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无需共享利害的被监督对象。“异地监督”的风起云涌，动力主要在于此。另外一种突出表现则是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比如公民权利、环保、公共卫生、交通服务、产品质量等，格外受到重视，成为“监督”的重点。单是2002～2003年期间，这方面就有相当多引人注目的报道。[比如：《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案、《华商报》的“夫妻看黄碟”事件、《中国经济时报》王克勤的关于“北京出租车”的长篇报道等。]这自然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动的政治变化，中国政府的宏观目标和政策取向的驱动，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甚至也不排除媒介吸引受众占领市场份额的需要。但同样不可否认，由于这些领域牵涉千家万户，政府不能视而不管，可又常常是多头管理，在各自利益诉求上不可能统一，这为报刊突破一些限制、发挥自己主动监督的作用提供了便利。
媒体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身份与角色难以分开，身份是识别一个特定社会角色的标记或手段，角色则是与社会身份相关联的被期望的行为（G.邓肯·米歇尔，1997，265）。按理，身份与角色应该是统一的，但中国媒体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仍然是“报刊批评”中的那个存在——工具，由此，舆论监督中的角色意识与其社会结构中的工具角色必然是冲突的：作为党——这个巨大集体喉舌的身份，它被期望乃至注定只能是工具[不是指媒介不能有主动性，而是这样的主动性必须在工具角色规定之内，更多是表现在“创造性宣传”之类上。]；“舆论监督”的口号，又推动甚至迫使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摆脱此种工具性身份的限制。一方面，“舆论监督”不能不借助于党的指示精神或者某一时期需要推动的工作；另一方面，媒体又希望通过合适机会扩大自主的空间，以追求更大作为。按照其身份，媒介只能在既定的工具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从舆论监督的实际表现看，媒介似不时试着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突破现有范围。就舆论监督本身而言，媒介理所当然是主体，应该独立而为，但他们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媒体与西方不同，不是第四权力，相反，就现有的体制中，媒介必须依赖党组织并以其为依托。“我们的舆论监督与西方的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出发点和立场跟他们是有区别的”，“中国电视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应该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一种起码的认识”。（赵薇，2004，34）“中西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我们舆论监督的目标和党与政府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从媒体的国有性质来说，我们的舆论监督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孙玉胜，2004，22）于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成为《焦点访谈》选题的三个坐标（袁正明、王旭东，2004，5；梁建增，2004，18）。话虽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未必就能协调，尤其是地方媒介，本来空间就狭窄，加之市场需要的推力，在主观上觉得亟须突破，体制上确实又难展手脚，甚至常常碰壁，不免使从业者感到无奈、矛盾和困惑。[比如上海电视台蒋为民被问到对于批评报道受到限制的看法时说：“这在根本上涉及一个体制问题，因为从体制上说，我们是属于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副局级的职能部门。按规定来说，如果是这样一个定位的话，我们是不能批评和我们同级的任何政府部门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比较理想的角度去想的话，我觉得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它选择新闻、报道新闻，应该是不受限制的，从思想理念上是不应该受限制的。”见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上面提到的“异地监督”，如果放到这样的背景中，自会读出丰富的含义。
问题是，角色是一个表示关系的术语（G.邓肯·米歇尔，1997，265），比如医生角色总是相对于病人角色而言，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默顿（2006，567-8）索性用了一个“角色丛”概念，意指人们由于占有某一特殊的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就结构方面看，恰如默顿（同前，425-7）所说的，只有在两个前提下，角色丛才可能是稳定的。第一，占据特定地位的角色在角色丛中起主导作用，可以拒绝其他角色的不同期望，或者说，角色丛中其他关系对于他而言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二，角色丛中的某一成员拥有垄断权力，这一权力不是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就是超越其他人权力的总和。可是，就中国媒体现有情况看，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打算在不改变原有结构框架的情况下，保持各种角色或者整个“角色丛”的稳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一角色丛中另一主要角色——受众，对于“舆论监督”显然是欢迎的，而且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可是，这种期望却是“报刊批评”中媒体独有的作为“党的锐利武器”的威力，而不是“舆论监督”中媒体所能承担的作用。“舆论监督，在我国现阶段起的作用比较大，大到比它本身应该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取代了很多职能部门的作用，这主要与当前的环境、发展阶段相关，“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定的历史现象”（赵薇，2004，32-3）。这个认识应已说得很清楚，但仍然需要补充。此种作用，主要不是时间（时期）因素引起，而是与媒体背后的党和行政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的批评或者现在的监督，实际仍然是代表组织的声音。因此，被批评者（监督对象）对此不能沉默无语而是必须作出反应。上面提到过的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就明确要求：“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予以处理。”所以，中国新闻媒介上的批评，时常是一批一答式的。比如就在这个决定发布的1950年3月4日，《人民日报》揭露晋绥铁路施工中发生严重的贪污浪费和责任事故。3月20日，这个铁路段的上级领导——张家口铁路分局在报上作了公开检讨，正副局长写信向《人民日报》报告改正情况及结果。这已成为通例，过去如此，现在仍无大变。某一地方某一事件在《焦点访谈》露面，当地党政首脑的仕途就可能受影响。“现在我们的舆论监督发挥作用是跟行政权力相配合的。”（王琪，2004，98）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一直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成为他们了解情况的一个直接渠道，因此，在地方领导眼中，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栏目，而是向中央直接汇报的途径，上了这个栏目，等于直接在中央领导那儿点了名（赵薇，2004，35）。于是，《焦点访谈》针对某一地方或者某一行业的节目，不可以一周内连续出现两次，这已是一个规则。
媒体角色丛中的另一角色——被监督对象，同样不是把媒体作为独立的监督者，而是抓住工具性角色不可或缺的行政软肋做文章，最有效的一招，就是“以权对权”——寻找组织权力层中的关系或上级组织的帮助和干预，千方百计使报道无疾而终。被监督对象与媒体的对峙，最后变成事实上的“组织与组织”的较量。据最新调查，“说情阻挠”已是目前批评稿件无法正常刊登的主要原因，而最大的说情压力，来自党政机关（郑保卫，2005，12）。由于说情和领导干预，《焦点访谈》栏目在已经开始采访，甚至节目已经制作后而不能播出的，占全部选题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关海鹰，2004，41）。所谓“《焦点访谈》门口有两支队伍，一队是告状的，一队是说情的”，正是此种情状的生动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