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扼腕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当然，民族的自强，要靠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军事的保障，科学文化教育的进步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学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民族精神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实是中肯而紧迫的呼声。
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之旧史”，倡言历史哲学的重要，强调发展史学对于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
《新史学》鲜明地贯穿着史学应当经世致用的论点。它开宗明义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梁启超在讲历史哲学的重要时又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梁启超的这些论述，虽未能十分准确，但其看重以史学激扬国民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的热忱之心，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产生共鸣而为之振奋。史学同社会、民族、国家是何种关系？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
当然，《新史学》所论，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对古代史学的否定性评价，因而也不免有负面的影响；这种片面性和负面影响，有的已为梁启超本人后来的撰述所纠正，有的则为史学发展本身所纠正。而其所倡言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历史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仍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次跨越的重要意义，顾颉刚在20世纪四十年代讲到自民国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的原因时说：“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时下有些研究者不承认历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看来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位“古史辨”学派倡导者的著作。
四、唯物史观和历史学的科学道路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次跨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
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
1919～1927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阐述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
1927～1937年，在这个阶段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并跟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十年中，在全国范围内，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他又对金文、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搜集、考订和研究，在历史文献学领域里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吕振羽在这一阶段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重要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总结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时期的史学比以前要成熟得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的材料，从而提出了独立的学术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创立了一代优良学风。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都作出了突出成绩。他们分别在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方面，各有力作面世。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在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邓初民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主编并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在专题史方面，胡绳出版了《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走向成熟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次跨越，我们不妨用侯外庐在1946年写下的一段话作为理论上的概括，他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忌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历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中坚。
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三次跨越，尽管在历史观上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却是异常突出的，即忧患意识、爱国情结、以救亡图强为史学的社会目的。这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五、赘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新的进展。在这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走过一些弯路，并在此后十年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它终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可以由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得到有力的证明，即“文革”结束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和鲜明的特点，这就是：
第一，通过拨乱反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第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一些学术上的“禁区”被打破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极大地开拓了。
第三，重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学风已逐步形成。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形势下，中外史学交流更加发展了，学术上的“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局面正在形成。
第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当今中国史学前进的目标。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