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计划经济劲风自然也征服了中国的知识者，知识界对计划经济特别青睐。国内很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都刊登了有关计划经济的专论文章或是开辟了专栏。如《读书杂志》3卷7期的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2卷7号的笔谈会（1933.7.15），《新中华》1卷15期的统制经济特辑（1933.8.10）等。30年代初这股计划经济热潮浸染了整个知识界。因此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充满了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苏联经济的繁荣归因于是否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人（不管是左倾者还是右倾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发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自由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自由经济下，资本家为追求利润可任意扩大生产，从而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大，最终酿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最初以自由竞争为主，虽有促进进步发明等之效力，但其流弊极大，产业受其淘汰者不知凡几，并足以召起社会之恐慌。盖自由竞争中生产者各不相谋，生产之多寡恒受物价之支配，物价高，则共同提高生产。结果供过于求，各业均发生生产过剩……社会至此发生绝大恐慌与绝大混乱”。“世界资本主义恐慌之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般的原因，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中所特有的经济组织之内在的矛盾。资本家的生产之特征，第一便是生产之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苏联经济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因为这一经济制度的优势在于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处于政府计划和组织之下，既不会造成生产的浪费也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第二，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少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视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神髓”。二者相互对立，甚至格格不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的经济体系全然异其性质，且为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所有制性质基础上。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1）计划经济实施的条件是公有制，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世界绝对不能够成功地实施。“在计划经济的下面，必须将一切的生产手段——土地、矿山、富源、工业、银行、交通、大商业等——社会化。这样才可以全盘自由的统计筹划，不会受到实施上的任何阻碍”。“实行计划经济，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至少是大产业主、地主，以及各种寄生阶级的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神髓是消费者有需求的自由，生产者有创造的自由，这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容许的，加以各国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以资本主义下实行计划经济显然是不可能的。”（2）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存在某些类似但实际上却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根本不同的原因在于：“一面是从财产公有制的原则产生的，一面是从财产私有制的原则产生的”。“苏联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在字义上固极相似。但在其实质上则显然有极大之区别。即苏联计划经济彻底收一切生产手段为公有，否定企业自由”。（3）即使资本主义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其效果却是消极的，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底‘经济统制’是只会成为救济资本主义经济之破绽而失败的‘产业合理化’第二”。“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竞施计划经济，即为弥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发生之缺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是一种消极的救济策罢了”，“资本主义国家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以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结果反而促进这历史的命运之早日到临”。
第三，计划经济救国论。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凸显了计划经济理论的强大优势，一时间计划经济风靡全球。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计划经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包袱，实现民族复兴，绝不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只有追随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如下的优点：生产资料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由社会公用；劳动者劳动的结果不再是为资本家、地主赚取利润与地租，而是为了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善；生产不是服从追求利润和盲目的价格法则，而是服从社会的需要和计划的指导；分配不是由购买力决定，而是由劳动来决定；劳动人民自身的主人翁地位能自觉地实现。总之，如张良辅所说，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生活在战火不断、灾荒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困境中的人们易于对理想社会产生深切向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无疑给在痛苦在挣扎的人们带来了福音，苏联式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自然成了众望所归。于是，这时期计划经济救国的呼声甚高。《国闻周报》的马季廉曾高呼：“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现今世界经济必然的出路。”罗吟圃则在关于“现代化”讨论时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引者）是万万不能实施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地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