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视艺术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种类，电视纪录片总是吸引着众多影视批评者。他们的评析总结纪录片创作的成就，指出纪录片创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问题，梳理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趋势，为纪录片的进一步探索写下“前车之鉴”。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电视纪录片为时代立传的同时，读解它的一篇篇理论文字也在为电视纪录片立传。
要写作优秀的纪录片评析，不仅仅要看懂“这一部”作品，还应当看过“这一部”之外的许多部作品。因此，了解纪录片的本质、源流与类别，并且多看不同风格、种类的纪录片，才能在比较中更为清楚地剖析这个作品在主题和创作手法上的独到之处，才能准确地为评析“这一部”作品找到定位。
第一节 电视纪录片的特征和分类
纪录片是电视和电影媒体中都存在的一种艺术样式。而且无论在电影还是电视中，纪录片这一片种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以纪录历史、还原现实为己任，集现实的真与艺术的美于一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这一片种历久弥新，散发出熠熠光彩。
一、电视纪录片的特征
关于纪录片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它们构成纪录片的基本内涵。
1.表现对象的非虚构性
纪实是纪录片的本性，纪录片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以真实为第一要义。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影视艺术能视听同步地对客观现实进行复原，这种视听形象纪实性能有效地建立起现场感和真实感，有效地记录客观世界“纯真的原貌”。而纪录片又是以记录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为目的的一个片种，因此，在建立表面的“真实感”的同时，纪录片更本质的要求是具备真实性，这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也是纪录片的生命。
作为纪录片本质属性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表现对象的非虚构性上，这是保证纪录片真实性的首要前提。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容许虚构事件，“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这里的‘四真’是纪录片的生命。”表现对象的非虚构性，也就是指这“四真”。
长期以来，许多导演都借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来拍摄故事片。例如：1966年，BBC的《The Wednesday Play》播出的根据真人事迹改编的剧情片《凯西回家》（Cathy Come Home）就大量运用了纪录片拍摄手法；1982年的美国故事片《这是“骨髓敲击”乐队》（This is Spinal Tap）在影片的结构和风格上完全模仿纪录片，而且还宣称自己是纪录片；1999年，影片《死亡习作》（The Blair Witch Project）同样采用了纪录片的手法来讲述作者杜撰的一群学生失踪的过程，甚至还专门先行制作了一个网页，传出关于这群学生神秘失踪的假新闻，新闻还宣称这是他们失踪一年后找到他们拍摄的片断，并根据这些片断拍成纪录片。但这些片子一旦被证实表现对象是虚构的、不存在的，就立马被清除出纪录片的行列，被称之为“伪纪录片”。因此，是否具备“四真”，表现的对象是否为虚构或部分虚构，成为判定一部纪录片真伪的基本标准。
2.客观表达中的主观性
纪录片具有纪实的本性，但无论怎样严格遵循客观记录的宗旨，通过纪录片所还原的客观现实与真正的客观现实毕竟不能达到完全一致。纪录片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会每时每刻地投射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因此，在强调纪录片客观性的同时，应该意识到“‘真实’是一个变量，是人介入现实存在的结果。”
纪录片所记录的人和事都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且具有相对性，或者说是两面性，“真实”正是在这种相对性中被人判定的，脱离了人的判定，真实就无法被认识。因此，纪录片中所呈现的真实世界实际上是经过创作者们判定和选择的“真实世界的影像”，是一个经过拍摄、编辑处理的现实世界的影像再现。
因此，从对真实的认知的角度上来讲，保持纪录片的真实性首先在于纪录片创作者主观上对真实的追求，在于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动机，创作者的良知与真诚，以及创造者的立场与观点。例如：意大利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一位以客观记录手法著称的导演，他把纯客观、生活流手法推向极端。但是，20世纪70年代，他的以纯客观的纪录手法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表现一个外国导演眼中的中国，影片遭到中国人民的抗议，认为影片的画面真实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中国，社会的真实性被否定了。这就是观点不同、理解不同、动机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可见，无论怎样追求客观，融入纪实手法和客观记录中的创作者的主观性在纪录片中仍是不可忽视的。
纪录片创作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真实地反映生活，更多地还在于表达创作者对生活具有主题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是纪录片的思维品格之所在，也是纪录片实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的依据。纪录片理应追求真实，但它绝不是纯客观实录生活，而是带有主观意识和思想观念，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并从中体现出一定内涵和某一主题。正是因为这种创作上的主观性，纪录片才摆脱了单纯记录现实生活的自然主义，而获得了更深刻的意蕴和更丰富的艺术魅力。
3.艺术手法的多样性
电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包容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以往所有的艺术门类，也融汇了来自这些艺术门类的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这种融多种艺术元素于一体的架构，为电视纪录片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奠定了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多样化的基础。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摄影、电影等这些本来独立于电视艺术以外的艺术门类，后来都被融入电视纪录片中，成为其艺术语言的一部分。
纪录片由于纪录客观事实的需要，基本上采用记录式的创作手法，与文学艺术中的叙述手法类同。顺序、倒叙、插叙这些基本的叙述手法成为纪录片结构的基本方法。例如：中国早期的纪录片《收租院》就采用倒叙手法，全本75个镜头，前59个镜头“思甜”，讲述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后16个镜头“忆苦”，控诉“收租院”地主对农民的压迫。
文学中的比喻和象征也是纪录片中常常被借鉴的叙事手法。利用蒙太奇手段造成视觉隐喻和象征，早已成为影视艺术中的基本手法。如纪录片《迎接挑战》中，用体育竞赛的镜头和各种科技发展的镜头交叉组接，形成一种比喻，来说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激烈竞争。而纪录片《向青石山要水》里，青石山的地下水冲垮了古人立下的“山里缺水自古为忧”的石碑，这个镜头则以象征的手法寓示了古人形而上学的结论被人民的创造精神打破。
故事化叙事采用的是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法，而近年来，这一手法也成为电视纪录片艺术创作的一种潮流。无论在社会类题材的纪录片中，还是自然类题材的纪录片中，故事化叙事手法都被大量运用。例如，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的《森林之歌》，就本着“一定要讲故事”的理念，将故事化叙事进行到底。而《大国崛起》这样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故事化的叙事也成为一大亮点。
时下纪录片中盛行的真实再现手法，事实上也是纪录片导演们借鉴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艺术手法，利用主观镜头、场景模拟、演员表演等方式，营造过去时空的一种意向性的表达方式。这种将戏剧元素与真实事件相结合的“搬演”，将不可能纪录的影像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复原，从而有助于更加形象地讲述历史事实，充分地显示出电视纪录片艺术创造的无限可能。
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在其发展历程中早已得到充分展现：从最初的原始记录，到格里尔逊式、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再到真实再现……纪录片历史上这些各具特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形成，事实上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和艺术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电影电视艺术与文学、绘画等艺术种类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结果。而在当今技术手段和艺术门类不断丰富的前提下，纪录片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倾向。
4.视听语言的综合性
纪录片是视听结合的艺术作品，其表意系统由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两大部分组成。视觉部分包括形体、表情、空间等造型语言和文字语言，而听觉部分则主要由语言、音响和音乐组成。
一组组经过精心剪辑的画面，直接呈现了所表现对象的具体物像和运动形态，通过直接的视像运动和具体可感的行为时空，带给观众强烈的现场感和直觉体验，是一部纪录片作品形象性的集中体现。但是，这种原始的直观的对行为时空的呈现，在叙事上具有不完整性，在意义表述上具有含混性，因此往往需要语言文字这些抽象性的表意符号来对画面意义进行概括和补充。
由于纪录片纪录的是真实生活，而生活本身并不会像故事片一样充满戏剧性和逻辑性，而且纪录片的拍摄也不会像故事片一样依据剧本严格执行，素材往往是片断式的、不连贯的，因此，纪录片更需要语言文字这些抽象符号参与表意。
解说词是纪录片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纪录片抽象表意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通常是纪录片的主要叙事因素。作为一种附加于视像之外的声音成分，解说词通常表达的是间接信息，通过对事实的陈述、解释和评价，起到整合画面信息、介绍背景、表达作者情感和议论的作用。当然，关于解说词的运用的具体情况，需要根据拍摄的题材、获得的视像素材的情况、作品的风格定位乃至创作者本身爱好等等来确定。
同期声是视像之内的声音成分，它与画面天然地、高度一致地结合在一起，但同时，它又与画面作用于形象思维不同，它在表意形式上属于抽象的语言表意系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同期声兼具图像与解说的双重功能。在纪录片这种重视现场感的视听结合的艺术创作中，同期声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它在不破坏画面本来意义的情况下，表达相对完整的抽象意思，而且具有明显个体化特征和现场感，既增强了语言的权威性，又增强了表意的形象性。
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和字幕也都是纪录片的语言符号，虽然不是主要的表意符号，但也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表意的作用。如清晨的鸟叫、夜晚的虫鸣、火车上的轰隆声，都能非常真实自然地展现现场气氛。《雕刻家刘焕章》结尾的凿木声意蕴深长，《牧马人》开头的马蹄声则先声夺人；《船工》中的老船工号子动人心魄，而《俺爹俺娘》中的表现性音乐则适时而起、催人泪下。正是在这诸多表意符号的共同作用之下，纪录片才能更好地“创造性地处理时事素材”，才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
二、电视纪录片的分类
纪录片涉及的题材类型广，艺术风格十分丰富，从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上来看，涵盖的范围都很宽，因此，纪录片的分类方法很多，有从题材上划分的，有从风格上划分的，有从规模上划分的，等等。由于国内外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理念的不同，下面分别介绍国内和国外的纪录片常用分类方式。
1.国外纪录片常用分类方式
美国著名纪录片学者比尔·尼可尔斯在其著作《纪录片导论》中，通过对历史上的纪录片风格及其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将纪录片归纳为六种模式：
诗意模式（poetic）诗意模式摒弃了连续性剪辑传统和明确的时空感觉，转而探索综合时间节奏和空间布置的形态，注重表达情绪和营造氛围，以独特的方式对来自现实世界的素材进行转化和拼贴，影片中的人物被作为与其他被摄物像一样的原始素材用以建构时空关系和影像风格。诗意模式的纪录片随着现代主义的出现而出现，受到现代主义的深入影响而呈现对碎片化和含糊性的强化，但同时也继承了经典的诗意理念，追求秩序感、整体感与和谐感。作为诗意模式的纪录片，沃尔特·鲁特曼的《柏林——一个大城市的交响曲》和弗朗西斯·汤普森的《纽约，纽约》都通过大量体现数量、形状、色彩和运动的镜头的组接，形成了城市成为这些元素的聚集地的诗意印象；巴兹尔·赖特《锡兰之歌》表现了锡兰在商业和殖民主义冲击下未曾改变的美丽；而尤里斯·伊文思的早期影片《雨》则表达了一场夏日阵雨的诗意情怀。
阐释模式（expository）阐释模式又被称为解说的模式，是最常见的纪录片类型。这类纪录片将现实世界的片断结合起来的方式不再是为了突出其中的美学或者诗意色彩，而是通过组织一个更具论辩性的结构，向观众阐释某种观点。通常这类纪录片都会以全知视角的“上帝之声”、“权威之声”来直接表明观点、展开论述或对历史的叙述，因此有人认为实际上就是“格里尔逊式”纪录片。由于这类纪录片的“证据式剪辑”逻辑严密、连贯性强，在意见表达上又具有权威性强和直截了当的特点，因而成为很受欢迎的模式。但这类纪录片的浓厚的说教味一直为人所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