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后记(1)

您读到的这本书，其主体是我在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传播与国运——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在出版之际，我又进行了必要且简要的精心修改，基本反映了2007~2010年间我在浙江大学一段时间内积累的理论思考和学术主张。尽管其中还存在诸多不成熟的地方，我愿意在此公开发表，以接受更多人的检阅、修正，以便再版时锤炼、提升。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邵培仁教授多年来给予我在学业、生活、思想等多方面的关爱和在学术道路的点拨指引、悉心指导。我相信我这短短三年的博士生岁月中凝聚着一段无比深厚的师生情谊，其实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还真诚感谢这些年来给我诸多鼓励、期许、帮助、关心的浙江大学各位老师；同时，我还要对相互切磋的诸多同学表示感谢！是你们大家，给我带来了灵感、快乐和一种让我今生难以忘怀的归属感、幸福感、满足感。另外，我还要对在四川实地考察期间予以我热情帮助的四川大学的诸位老师同学表示谢意。对我的父母、家人及整个社会、国家和亲朋好友、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人，我也常怀感恩之心。唯有努力进取，才能不辜负这份爱。

追怀历史足迹，珍惜今日生活，感念幸福源泉。

下面，借此机会顺便报告一下其中的写作过程和点滴体会。可以说，此作从其创意、选题到最终完稿，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命运的力量在左右着。

现实世界中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比比皆是，有许多问题都可以拿来做博士论文题的。我们选择博士论文题目，完全得之于一次师生的雅集。在2009年1月初，邵导与我们同届的四位门生，聚集在一个环境雅致的茶馆，将100多篇的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题目一一进行了仔细审读，认真发掘大洋彼岸的传播学博士究竟在做什么题目，能否给我们以启发。每拿到一个题目后，就评价一番，有的题目的选题角度好，有的题目的表述结构值得借鉴，有的文章摘要所透露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好几个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题目就跳了出来。这最初草拟的几个题目，相对来说都非常宏大，具有一种历史眼界与世界情怀。我选择的题目初定为《媒介革命与世界强国的更替——传播视野中西方衰落与东方崛起》或者是《媒介革命与帝国兴衰》，有点类似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的气魄。

然而，在这个题目涉及的研究领域下面，我发觉展开研究和写作还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考虑，即便能论证媒介带来的技术变革可以促进A帝国的兴盛，但是同样的媒介也可能造成B帝国的衰落，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本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或直接的逻辑关系，毕竟，在同一种媒介技术环境下，既有兴盛的国家，也有衰落的国家，因此，很难进行论证。经过进一步严密的思考，决定把论文的题目调整为《媒介兴衰论：传播何以改变国家命运》，这样就可能避免过多陷于对世界历史的回顾反思分析，而能相对集中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把握住传播学学术研究的主体话语。在经过两个月的开题报告准备后，在3月初，我的开题题目又一次做了调整，改为《系统效应：传播、媒介兴衰与国家命运》。这是考虑到：由于国家兴衰背后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运用传统新闻传播学的方法，难以驾驭如此宏大的论题，所以，在这个开题报告的版本中，我主要增加了方法论上的内容，即从复杂性科学的系统思维模式与传播学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传播、媒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开题论证会上，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教授以及其他专家教授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各位专家的看法比较一致的是，希望我对于博士论文题目做进一步精炼，以集中在解决一个主要命题上面。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着的难题，一时间，对于如何展开研究，我找不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案。研究方向还是基本明确的，在这个领域里，我陆续展开了搜集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工作。由于考虑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对于我们国家命运的影响至关重要，其间发生的种种传播现象有可以作为研究案例的，于是，在2009年暑期期间，我对四川地震灾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到访了汶川、北川、绵竹、彭州、什邡、都江堰、茂县、安县、广元等地，基本上是围绕着此次大地震发生的龙门山山脉转了一圈。有些时候是采访宣传部官员、媒体记者编辑，有些时候是访谈一般群众，有的地方是乘车到达，有的地方要徒步行进，翻山越岭，深入到地震灾后现场。这次考察对于我确实有不小的触动，身临其境，感怀良多。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地震灾害所带来的破坏力固然触目惊心，但中国抗灾重建的恢复力、创造力更让人震撼，中国社会的动员方式、组织力量及传播机制在这次地震的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从四川这块土地上感受到中国崛起的一种内在伟力！

在广元考察完后，当时由于连日暴雨，有一段铁路发生山体塌方，成都到西安之间还无法顺畅到达，我就选择坐汽车往北行进。经过汉中，在号称大熊猫之乡的秦岭腹地的佛坪小住了一晚。酷暑的夏夜，在佛坪县城小镇，却相当凉爽，山涧清泉透亮，有大渠导引，整个地方仿佛有种世外桃源之美。我对这个小镇印象不错，只是没有见到国宝大熊猫。据说，此地发生过大洪水，后来拨款兴修县城，才成了现今的模样，还有一部电影与该县同名。

之后，我从佛坪出发，穿越秦岭，到达西安。

思考着论文的题目，发觉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需要考察——那就是延安。我认为延安是当今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出发地，中国现在通行的诸多战略、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等等（包括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媒介制度等）其实都孕育生发自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命运在延安时期就逐步开始铸就。所以，我专门赶赴延安，看到了宝塔山、延河水，到访了凤凰山、杨家岭、清凉山、鲁迅文学院等革命遗迹圣地。延安一地，似乎有种西北的强悍民风，连在公共汽车上的偶尔被我看见的一次吵架也非常的惊心动魄。我不知怎么感觉非常强烈，是否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从中吸纳了延安的地域文化，带有了某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凤凰山的窑洞是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地方，杨家岭的大礼堂是中共七大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的地方。这两个文献，在我看来都对中国后来的国家命运起着重要的作用。导游带领我们参观的时候，说起《东方红》曲调的由来，就不由自主地唱起来，让我莫名有很多感慨与激动！

这就是延安，这就是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