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笔者还通过Proquest检索美国的博士论文库，在列举“communication”或“media”和一系列的重要国家名称的方式来检索近年的博士论文，再经过人工筛选，一共检索到了10篇有一定相关度的文章，最接近的有两篇。一篇为《从悲伤到希望：〈纽约时报〉如何激励一个民族超越“9·11”悲剧的案例研究》（From Grief to Hope：A Study of How the“New York Times”Inspired A Nation to Transcend the Tragedy of 9/11，by Greenman，Jill Danforth，Ph.D.，Memphis State University，2008，227 pages；AAT 3328194），通过对《纽约时报》的讣闻版的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来看媒体传播过程对于一个遭受灾难的国家的心理疗伤、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研究。另一篇是《媒介、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衰落：拉脱维亚，1986-1991》（Media，Revolution，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Latvia，1986—1991，by Cakars，Janis Kent，Ph.D.，Indiana University，2008，414 pages；AAT 3330779），论文通过观察和分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在1986至1991年间发生的大众革命运动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来证明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是：运动的非暴力特征，不是由于反战思想的兴起，而是因媒介传播所至。媒介的作用在于为群体凝聚提供了共享经历的感受（media aid in group cohesion by providing a sense of shared experience）。这篇博士论文可以说对于国家制度性变革和大众运动中的传播媒介的作用与功能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
本选题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小结
至此，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选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现状，可以概括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传播和国家命运的研究总体上不成系统，较为零碎，散落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
第二，在传播学研究范围内只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有相对多的相关研究文献，但都只是涉及本选题，并未透彻研究选题涉及的内在规律与机制问题；
第三，国际学术界多专注于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只有伊尼斯对此做过宏大叙述性（grand narrative）的理论探讨，但仅涉及20世纪50年代前的历史，其研究和表述大都属于天才式思辨和直觉分析的模式。
第四，中国传播学学术界对此问题还未进行过深入研究，除了有关的引介和译介之外，对本选题系统深入的研究还基本是一个空白。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视角、方法与创新点
基本思路：以问题统摄全局
正是基于国内外对“传播与国家命运”选题的研究现状的细致分析，本选题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推动研究取向，以问题统摄研究材料，系统解决和回答问题。
整个选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在这个问题中实际包含了“为什么”（why）和“如何”（how）两个层面的问题。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传播之于国家系统，犹如神经之于人体系统，究竟传播为什么能以及如何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其内在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尽管复杂，但是依然可以循着某些主要的逻辑线索，揭示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就如同搞清楚“神经系统何以影响到人的健康生命活力”这样的问题一样，须循着其主要的结构、功能及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顺藤摸瓜，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研究视角：复杂性科学的系统思维模式
由于本选题的研究范围非常宏大，在时间的跨度上，可以从追溯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衰往事到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在地域的广度上，可以放眼全球、纵横天下，能够选取的研究材料非常之多，这样，“如何选取一个好的研究视角来把握研究问题”就将成为本选题的关键所在。这个视角要能够把问题研究透彻，有说服力，有创新性，最终要能言之有据，让人信服。
经过斟酌，笔者认为采用“系统论”特别是“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驾驭好这样一个头绪繁杂的选题。因为本选题涉及的系统就是一个特殊的复杂巨系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使用简单的思维方式，要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范式。否则，就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与堆积如山的材料中理清思路，寻找到问题的本源，真正启迪人思考。
对此，美国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曾做了一个成功的研究范例，在他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中开创性地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引入了复杂系统思维方式，他说：“进行系统思维给人一种不同于标准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审美感受，并且揭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所具有的许多复杂状况和有趣之处。”（2008：中文版前言1）在罗伯特·杰维斯和一些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看来，“系统效应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例如，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发现“军备竞赛现象绝非国际政治所独有，它体现了许多演化进程的特点。”（2008：中文版前言6-7）尽管罗伯特·杰维斯的这本专著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其思维过程还是具有一种深刻的穿透力。由于在本研究中，考察的是传播与国家兴衰背后的内在逻辑，其行为主体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主体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因此，在笔者看来，罗伯特·杰维斯的这一学术范式是值得效仿和借鉴的。
至少可以说，这一跨学科的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超越简单思维的局限和弊病。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对于行为体来说，系统的视角虽然不能提供坚实的指南，但能提供观察世界的一种途径、一套警示和若干需要思考的方面。例如，它指出，行为和政策几乎总是有多重效应，其中许多是人们不会、事实上也不能预测的”（2008：中文版前言11）。即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行为体的国家来说，运用系统的思维可以帮助该国“对那些终非所愿的事务保持敏感性”，能够把“行为可能引发的因果链条”建立在事先的算计和预期之中。
根据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2001：268-270）归纳的13条复杂性研究范式的“原则”，至少有以下几条在本选题研究中具有启发和实际操作的指导价值：“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原则”、“非决定论原则”、“非线性因果原则”、“时间不可逆原则”等。对于复杂的混沌运动状态，表面的无序遮盖了更高层次的有序，复杂性科学能用数学语言描述和刻画出某种不确定性的规律。在系统思维下，信息的传播本身就是负熵，有利于系统的有序化进程。这些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成果，将会有助于理解本研究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为具体说明，在此引用英国的一首民谣：“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这里的国家灭亡的原因竟然源自于一个“钉子缺”的微小事件。这在复杂性科学看来是很容易理解的，类似“蝴蝶效应”，不是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不是“钉子缺”简单地决定了“国家灭”，而是某些初始条件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具有敏感性。在此思维的启发下，在讨论到传播与国家命运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发现许多类似“钉子缺”与“国家灭”这样关系的现象，需要放在复杂系统的思维模式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其中的规律。
因此，当把传播和媒介现象放在历史发展视野中考察的时候，需要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来观照它们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否则，就很难解释清楚诸如“为何同一媒介技术、同类传播控制行为，在不同的地域、国家，不同时期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样的问题。
同时还必须说明，在局限于某个传播和媒介现象进行分析时，又可以采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因为那是相对局部的子系统，可以用传统研究范式进行。这本身符合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即整体与局部呈现不同的规律，整体有整体的规律，局部有局部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