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与国运兴衰的历史启示
全书的基本结论与精炼观点集纳
全书从提出命题“传播何以改变国家命运”开始，通过建构整体理论框架，并经逐层论证，依稀展现出研究命题所覆盖的一条一条内在规律，如同拨云见日的阳光渐次化解了萦绕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历史谜团。
第一，全书通过着力建构的一个“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使得我们可以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和俯察国家兴衰的人文情怀与冷静思考中，反观“传播”这一基本概念，即超越传播学经典侧重于“信息传递”的定义方式，而给出传播概念一个新的定义：“传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流的过程，也是他们在一定时空中共享意义的仪式，还是他们完成内在利益交易的符号资源的交换，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复制及变异活动。”正是基于这一概念基石，才能使我们观察研究的视角关注于传播影响力所具有一种历史的长期性、累积性和穿透感；这是因为传播在这里被确认为一种复杂系统内的动力传导机制，经过这样的“传播”过程，容易产生出那些在更广大的时空俯视下所出现的扩散、流变、创新等宏观性的效应。这些效应体现在各种值得关注的传播现象之中，例如，国家战略思想在不同国家内的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法国启蒙思想及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思想、制度在欧洲大陆各国的传播扩散，民族性格历经王朝更替后的不断锻造更新与塑造过程等。
第二，全书是在把“传播与国运”作为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的前提下，关注其复杂性，即关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钱学森，2001：456）。因此，全书在上述“传播”的概念基石上，构建“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的穹顶模型，这一模型以日升日落的北京“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殿宇”的琉璃穹顶和伦敦水晶宫晶莹剔透无尚“荣光”的玻璃穹顶隐喻了国家兴衰图景，以支柱隐喻国运所系的若干重要因素，从而，给我们认识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提供了形象、鲜明、生动的图解。传播基础结构、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一种内嵌式的结构托举起擎天支柱，将力量传达到国运显现的外部。在国运升腾之际，支柱昂然矗立，构建起雄伟庄严的殿宇，而在国运衰颓之际，这些支柱就可能倾斜，难以维系。这一模式至少可以形象地表达出传播与国民性格、国家认同、国家管控、国家动员、国家战略、国家危机等因素以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三，全书在“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下，有重点地分析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背后的传播问题，研究的触角涉及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含苏联）、德国（含普鲁士）、英国、法国、印度、加拿大、韩国、伊拉克、苏丹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不同的国家崛起模式、发展模式或较为突出的典型问题，但都可以发现传播在这些国家所起到的作用。归结起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有助于某一国运趋势的加速，形成正反馈，或加速国家崛起，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加速崛起，或加速国家衰落，如中国在清末内忧外患，传播的力量加速清朝统治的崩溃。
第二种，也可能会缓解某些变化过程，形成反馈后的负向调节，使系统趋于稳定，例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同治中兴的一段时期，洋务运动及各种信息、技术的传播缓解了中国清王朝的衰败。
第三种，有时还能在受到危机乃至重创时，迅速调动凝聚系统内部力量，例如，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国力全面性恢复与增长，在1929年面临经济危机后的国运变化；再如，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重创，激发起全民族坚决抗战到底的力量。
这三种状况大致可以概括出复杂系统中传播的动力机制。尽管很多情况下传播对系统演化最后的命运本身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如同外界新信息的传播对于腐朽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并不能挽救当时中国的根本命运，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科技水平以及外部列强的侵入形势等因素已经形成了国运垂危的局面，但是，传播动力机制毕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命运的演进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全书在“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下，对各个关系到国运兴衰的子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相互紧密互动的阵列模型，各因素之间的这种结构能够保持整个“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的稳固性和可靠性。
在对这些子系统领域的具体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让人信服且富有历史启迪意义的结论，可以归纳成以下一些重要的观点：
第一，美国建国初期迅速崛起的历史事实及加拿大、日本等国案例启示我们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能有效促进信息的传播，加强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使国家融入大市场之中，从而能使整个国家的实力得以跃升。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与完善，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对于提高传播效率有着巨大的作用，从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产生了新的经济活动，如信息经济、文化传播产业；二是提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命运具有直接的关联效应和长远的战略性影响。
第二，在“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中，国家管控体系可以借助发达的传播基础结构，将国家力量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就如同神经系统遍布全身就意味着大脑中枢可以指挥到全身各处的器官。传播基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权柄所至、形象所在，代表着中央权力对于地方控制的一种畅达通道。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对于疆域大国的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一条铁路就能改变大国的边陲、地方对于中心统治集团的纽带关系和向心力量，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疆域大国而言，实际还是一种综合的调节控制力量，也可以视为管控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条件，不仅有政治意图、权力制约，还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传播基础结构，国家管控就能稳如泰山，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同样重要的还有软性的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控制力量。
第三，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创了国家动员机制，对于在危急时刻扭转国家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及传播基础结构能有效促进国家动员的效率，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积极运用传播手段进行国家动员，可以创造历史转机，但过度消耗国家战略动员能力，存在使国力走向衰竭的可能。
第四，日、美、德、俄等国历史启示我们国民性格与国家命运具有紧密的联系。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必然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国民性格中积极的进取的性格特质；同样，一个国家走向衰亡而不知自救，则必然与其性格中的消极的、负面的特质相关。国民性格虽然不是国运兴衰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性格中蕴含着精神力量。基于“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的熔炉模型”，各种因素犹如薪柴，熔炼着国民性格，传播在其中的作用犹如流通的空气提供必要的助燃和去尘作用，最终凝练出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精神，冶炼出一些渣滓和碎屑，成为某种民族劣根性的遗产。
第五，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观点和Craig Calhoun（1997）对于一个共同体之所以会被想象成民族国家（Nation）所列举出的基础条件，我们建构出一个改造后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基于传播的“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四类基础性条件：基本的地理、政治、文化和符号条件。加拿大、伊拉克、苏丹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归根到底都源自这些基础性条件中的若干项并未达成。国家认同问题的出现，往往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甚至是连年的战争、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国家的崛起与长远发展，甚至可能连国民基本的生存都出现问题。即使是当今强国美国，当年也因为国家认同危机爆发了激战惨烈的南北战争，然而，美国领导人卓越的政治智慧及民众的宽容和解精神超越了利益纷争、意见分歧与心理隔阂，战争硝烟散去后，借助国家公墓、纪念日等形式，美国人在哀伤逝者、抚平创伤的仪式共享传播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民族和解机制，从而形成新的国家认同，使内战后的美国出现了经济狂飙的奇迹。在本研究中特别发现“英雄”与“史诗”的巨大符号传播价值，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所具有的动力作用。
第六，从中、俄、德、日等国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各国的战略思想具有非常显著的代际传承性。毕竟，国家战略形成、制定的基础实际上源自其内部及其外部环境下的战略思想库，孕育于其特有的战略文化传统之中。国家战略在发展演变和进化过程中，传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传播是外界思想信息的传入渠道，是学习的源头，特别是在国家战略需要达成集体行动时，利用传播可以迅速形成共识。国家战略对于一个国家命运的兴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传播在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甚至使得传播本身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战略实施工具；这在美苏大国较量中成为苏联战略失策的一个历史教训，其重要原因实际是源自传播引致的战略误导。
7.国家危机往往是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危机状态和发生危机事件，因此与国家命运发展密切关联着，往往成为国家命运的关键点和发展拐点。从中国近代史来考察中国国家危机，研究发现：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很可能一场深重的危机已经悄然潜伏下来；如果国家危机处于一种潜危机的形态，而领导者、民众都浑然不知，则预示存在着更为巨大的危险，这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危机；危机终将以各种形态逐步显现，并最终爆发出来，这是国家危机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传播在监测、预警危机和应对危机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舆论动员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来应对危机，需要按照传播自身的规律来运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根据中国案例的经验模式，一支高度机动性、应急性的战略性力量存在对于危机应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有效的舆论引导、统一话语的建构等对于危机应对也具有巨大作用。
全书的研究不足与改进方向
尽管在研究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全书的研究、论证与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欠缺。
第一，是全书在现有的篇幅内真正能研究关注到的国家依然有限。因为篇幅有限，本书重点研究的国家数目相对较少，主要是几个世界大国的国家命运在近五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基本是一些相关的历史片段的研究；同时，本书还主要以中国当下的和平崛起为参照，对世界进行一种探寻式的观察，一定会忽略掉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和传播现象，从而，使得研究结论还是局限在大国或强国的视角之内。那么，余下的问题是，那些疆域小、人口少、国力弱的国家，其生存发展演变的命运究竟是否与大国强国一样具有类似的发展规律和传播动力机制呢？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二，论证过程中没有考虑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过程。因为研究问题较为复杂，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总是先尽量假设其他条件相对不变，而撇开其他细节逐一研究某一个因素，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固然可以非常清晰而有条理地呈现整个系统的结构与互相作用关系，但是，其弊病是各个因素往往是单独考虑，而非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虑。比如，国民性格往往会与国家认同、国家危机应对等同时起作用，在某一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发生某些作用，这样的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在本书中还没有能力完成。事实上，整体性地考察国家兴衰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历史画卷，会给人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感和纵深感，就如同保罗·肯尼迪在其洋洋千页的巨著《大国的兴衰》中所展现的那样，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材料过于庞杂与堆砌，容易让人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看不见其中内在的动力机制。因此，如何既能展示出历史演进的全貌，又能不失穿透历史的洞察力，用有限的篇幅呈现出历史脉络清晰的线索？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都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