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传播与国运的复杂系统理论框架(5)

本书关于国运穹顶隐喻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的建筑造型。根据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撰写的文章介绍：“水晶宫于1850年9月26日开工，建设仅用了17周，于1851年1月建造完成。整个建筑体量巨大，有1848英尺长，408英尺宽，占地77万平方英尺。中央十字通道有72英尺宽，108英尺高。地层通道和上层走廊贯穿整个建筑。水晶宫是钢铁和玻璃的巨型建筑，不断重复的横截面组成整个建筑，共用去了4000吨铁，90万英尺的玻璃和202英里用来连接的框栅。水晶宫在利用铸铁结构、全玻璃幕墙和标准预制件建造等方面是首创，可以说开创了现代建筑的先河。”

其实，水晶宫建筑本身也具有典型的国运象征意义。中央电视台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英国崛起历史的《工业先声》一集当中曾经用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这座19世纪中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其解说词介绍说：

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人物汇集在它的穹顶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相聚目的是为了展示进步和繁荣，155年前那次盛会的准确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

《工业先声》还特别引用了当天女王对这座建筑的评价：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由此可见，水晶宫建筑的穹顶具有代表英国在近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工业文明巅峰之作的意味，它也是当时英国国运兴盛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正如《工业先声》解说词指出的：“就在英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拴在它身上的巨大包袱。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高涨，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水晶宫，这座“563米长的巨型建筑”的命运也从荣光走向了衰败，“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的一场大火把它彻底毁灭了。今天，残存的雕塑只能静静地伫立在风中，面对每日缓缓升起的朝阳，追忆往昔，感叹世事的沧桑。”确实，没有比水晶宫建筑穹顶更能代表大英帝国兴衰历史的见证物了，它所能带给后人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超出一国的历史，而具有某种世界性，从而可以作为一般国家兴衰的象征物。

“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的穹顶模型

在穹顶造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某种勾连想象的思想火花的启发下，本书勾画了一幅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示意图。国运兴衰以殿堂穹顶为表征，支撑起国家命运的是一些关键性力量，也就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基本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其实是非常多的，在图中只是有代表性地列举了一些与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1.国民性格塑造；2.国家认同建构；3.国家权力管控；4.国家紧急动员；5.国家战略谋划；6.国家危机处置。用数学函授来描述。在这里，其中，f是一个函数符号，除了以上6个因素影响到国家命运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直接与国家命运产生关系，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就一律用W简化表示，这已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对上式进行求导，可以来判定国运兴衰的态势。

这些对国运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因子（以下简称国运因子），实际上都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传播实现的四层基础结构之上的。用数学函授来描述：

在这里，h是一个函数符号，j代表序号。其中，传播基础结构（用ci表示）、传播渠道（用cc表示）、传播媒介（用cm表示）、传播内容（用ct表示）相互之间除了具有事实上的嵌入关系之外，还具有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关系。同时，都对这些国运因子有一定的支持和建构作用，如同有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力，建筑起国家运作的殿堂、国运辉煌的穹顶。这种关系由函数h来表达。如果把这些竖立的国运因子模块视为火箭的助推器，那么它们都有一种强大的推升力，可以推动盛世国运的升腾起飞；也可能由于某些因素作用，使得火箭助推器出现故障、工作不良，导致运转出现偏离，甚至于出现国运衰颓。

这一“传播与国运”的穹顶模型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在后面的所有论述，基本都是围绕这一模型展开论证，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个局部环节，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个分系统的动力机制，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整条的逻辑关系链条。总之，或横向、或纵向、或正面、或侧面、或剖面地展现整个系统的内在结构与功能。

“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的因果观

在借助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对“传播与国运”系统进行描述与理论模型建构后，还需要对复杂系统产生因果链的过程进行总体的理论分析。范冬萍（2008：90-97）对近年来在复杂性科学、认知科学、心智哲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提出了一种考察复杂系统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因果观和方法论，对于本书建构的“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一复杂整体论的因果观和方法论，主要有四个基本观点：

“第一，高层次的所有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和服从于低层次的规律。”“低层次的元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高层次过程有一种上向因果作用”。在本书中，这意味着国运因子影响国家命运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和服从于低层次的传播规律，例如：国民性格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在国家范围内传播媒介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过程中的传播规律的制约；国家战略规划的完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某一战略思想的传播，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与邓小平的“猫论”、“摸论”的提出与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第二，高层次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低层次的实体、自然类和因果关系，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其组成部分的整体也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目的，即具有理论自主性。”在本书中，这意味着国运因子影响国家命运的过程与在某一国运因子范围内的传播规律是不一样，所以，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内可以采取各自可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第三，高层次的整体对低层次过程会施加一种约束、选择、调节和控制等下向因果作用，从而使整体的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功能和目标。”在本书中，在“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中，国运兴衰的过程会对传播过程发生影响，使之服从整体规律，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由于整个民族遭受日本外来侵略，因而，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是进行全面抗战，才能扭转国运之危局，因此，就会对延安当时的新闻宣传等活动产生一定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使其服从于整体功能和目标。

“第四，解释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在本书中，由于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涉及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问题和关系，因此，需要使用多种方法和理论，在这些解释之间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可能会出现“交叉互补”和“协同进化”，也有可能是矛盾的，但需要在高的层次上进行统合解释。例如：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通过某些观察和研究会发现大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家认同，促进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国家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成为某些人鼓吹民族分裂主张的工具，造成事实上的对国家认同的破坏，有可能在某个国家前者起主导作用，在某个局部地区后者成为极端事件的肇因。

根据这四个基本观点，在本书的研究和分析中，需要在“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之中贯穿着一种灵活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与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获得一种既超脱又能深入的系统观察方法；这样，才能有在各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复杂现象中，辨识历史的“庐山真面目”，揭示其规律。

“传播与国运”子系统关系的阵列模型

在以上构建的国运兴衰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中，从侧面看，这些国运因子自身还形成一种阵列式的结构。那么，在这些因素中，哪些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哪些因素起着次要作用？各个因素之间究竟如何作用，对整体系统运行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对国家命运起到长期的重要影响，且居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国家战略。这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都受到国家战略的制约，战略思想的形成对于政府重大决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谋略决定了历史方向，大国兴盛的背后都是国家战略长期效果的体现，迅速衰亡往往是缺乏长远的谋略所至。

为什么国家战略在其中居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地位呢？有学者研究认为：“国家战略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李继盛，1999），“迦太基亡国，蜀汉开国，苏联崩裂，美国霸权，还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盛世，无不显示出国家战略与国家兴亡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制度、国家实力（经济的、军事的、科技的以及综合的等）、人才、统帅或领袖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实行正确的国家战略从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其国力会增强，其国际地位会上升；实行不正确的国家战略或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国家，其国力会减弱，其国际地位会下降，甚至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他的这些论断基本是出自其个人的观点，还没有看到坚实的理论论证，但其观点，在本书看来却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短期内对国家命运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危机来临的时刻往往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临界点、拐点，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对国家命运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短期的，对国运上下趋向的不确定性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第三，国家管控与国家动员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国家管控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地方资源的管理控制，体现的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权力掌握、运筹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动员体现的是国家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调动能力。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这两个因素体现出国家系统的控制力、执行力和行动力。缺乏国家管控，则容易使国家趋于分裂，因而，谈不上国家的发展趋势向上；缺乏国家动员能力，则表明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偏弱，遇到外来入侵和各种灾难时，就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乃至一蹶不振。

第四，以国民性格为核心的国民素养则是国运兴衰的基本条件，国家认同是国家凝聚力的源泉，是确保国家存在的基石，被称为是隐蔽的看不见的坚固的国防线。这两者是国家命运的基石，是国家成其为国家的一个根本保证。

总之，这些国运因子之间相互都存在着作用和影响，一个国家命运是否能稳定、持续地向上发展，各种因子之间所形成的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阵列结构，就如同擎天支柱具有一种强大的支撑力量，正是国家社稷命运安危之所系。

小结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框架部分，是提纲挈领的“总论”，是全文论证的基础。在这一章中界定了基本概念，搭建了总体模型，分析了八个重要大国的兴衰类型。

首先，本章通过论证分析，将传播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拓展：“传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流的过程，也是他们在一定时空中共享意义的仪式，还是他们完成内在利益交易的符号资源的交换，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复制及变异活动。”同时，还把“国运”界定为“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国运”并不是“国家发展”本身，即从复杂系统思维看，“国运”概念中包含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性是因时而变，是混沌的，非线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应视其具有某种生命特质。

在这两个重要概念界定清晰后，才可以看清全书研究与论证的逻辑点：传播究竟是如何影响国家发展趋向的，即探究传播与不确定性（国家的）之间的关系，而非传播与现状（国家的）之间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状态的消除，恰恰可以体现传播的作用。在本章中，笔者不厌其烦、一步一步展开铺陈，说明、解释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为了采用这一思维模式来考察“传播与国运”系统，从而真正把握和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行规律。最终，推证出的系列结果表述中，对全书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隐喻方法；二是系统要素增长的传播动力模型。

隐喻方法有助于形象理解复杂系统的内在运动与根本规律，因此，借助此方法，“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隐喻为象征性的建筑，日升与日落中的北京紫禁城殿宇的琉璃穹顶和伦敦水晶宫玻璃穹顶隐喻为国运的兴与衰，以支柱（或其他支撑建筑体）隐喻国运所系的重要因子，这为人们认识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图解。系统要素增长的传播动力模型则用数学模型解释清楚了三种重要的兴衰模式，传播的作用则相对应于三种动力机制类型：或正反馈（加速反应）、或负反馈（延缓反应）、或危机应对（应激反应）。

整个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一环紧扣一环。穹顶模型可以把“总论”的理论框架“拎”起来，其中的一些组件，就构成了后面各章节集中探究的“分论”。可以说，本章将复杂系统的理论、思想、方法运用于“传播与国运”的命题之中，将全书所有的论述点和逻辑点熔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