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要素的引进、演进促进社会的发展并逐步含蕴成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文化的变迁引发思想上的反思、前瞻推动文明发展的进程，两个过程相辅相倚，此起彼伏，构成一个文化/文明体的基本生态。
于今之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基于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彻底崩溃了中国基于农业文明的农业文化；随后的一百年基本上是一种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成果（五四运动中所高举的“科学”）和西方文化形态（五四运动中所高举的“民主”）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百年博弈；1949年建立的国家，取材于欧洲大陆德国两个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思想，模仿的是跨越欧洲和亚洲大陆的苏联建国模式，引进的是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成果，努力含蕴的是上述这些组合、融合基础上的中国文化；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迄今，对西方工业文明成果从器物到管理的引进全面加速的同时，经历了对苏联建国模式崩溃的冲击和马、恩国家思想的重构。
西方工业文明的加速引进和布局，与相关的中国文化思想融合建构的相对落后，中国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行之初，必然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与西方工业文明相配套的西方文化配合中国工业文明的加速进程，必然对中国传统和当代文明基础上期冀含蕴成型的本土文化生态带来从思想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冲击：从现实来说，裹挟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更改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地平线，将中国的文化产业拉入西方文化产业的链条并置于下游；从思想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我们要向世界传播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要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等等问题的明确思考和战略布局，中国的文化建设很容易在器物层面的加速背景下迷失方向和交托自己，丧失一个新时期建构中国文化的历史机遇。
中国，正经历着经济上的崛起后，从强大国家向伟大国家发展过渡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对于形成、支撑当今西方世界文化—文明话语方式的思想渊源进行反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交相比照，综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合理思想，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建构一个看待、阐释、处置世界的文化—文明话语新体系，从而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将当今的中国织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而不突兀；第二，将当今的中国织入世界国家格局而和谐相处。
这样的工作，历时性地来看，在18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面对类似的问题，并有可资借鉴的历史。
面对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来的所谓“文明世界”体系的挤迫，18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发起“狂飙突进”运动，开创了德国版本的“文化”概念，将主体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特征灌注进“文化”的概念，突破了英法文明话语的霸权，激发乃至整合散乱的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从精神上配合了德国的统一，为构造一个强盛崛起的德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再看美国。从19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开始，美国作为欧洲文明的儿子就一直在为突破英国、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文明霸权不断努力，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从经济上彻底衰落，英法主导的“文明世界”落幕，美国已经从它的欧洲老师那里出师，不仅全盘继承了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一脉相承的机制，还打造了当代东方学的中心（姜飞，2004b），建构起了美国中心的新的文明—文化话语世界阐释体系。
叙事本身就能阻止叙事。美国发展神话的成功，其早期还主要是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完善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随着物质建设的成功，在精神建设方面，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生产和话语建构，建构了文化—文明话语框架，并将这样的物质建设成功通过精神上的认同予以定格，在二战结束以后，调整国家战略，成功实现了从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向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战略转型，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借助强大的媒体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构造了“美国神话”，并成功地反哺物质建设本身，在面临重大经济、社会危机的时候，这种精神上的认同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有效地提供信心和勇气，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有序发展，奠定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格局。也通过这样强大的文化/文明的叙事阻止、阻挠了其他叙事——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新格局叙事。
德国和美国的经验都从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思考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中国当下是18世纪的德国和19世纪初的美国所面临现实问题的综合：
第一，大陆与台港澳，还有疏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多元的文化/文明观念和思想大杂居、小聚居等状况探求促使有关华夏或者中华文明认同问题，类似18世纪300多个诸侯疏离于“日耳曼人”民族精神且认为“日耳曼人”低人一等；
第二，经济上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文化认同，还被当作新兴竞争力量和威胁，作为糅合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要素的中国文化群体与来自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文明思想的纷争博弈，类似19世纪初期美国跻身世界强国的焦虑；
第三，经济上的崛起尝试推进文化的建设并走向世界的抱负，类似20世纪后期，二战结束后美国如何调整国家战略，重新建构美国的国际形象的转型。
新世纪新现实问题下，促使中国思考指导发展轨迹上的思想建设问题。中国虽然没有了早年德国和美国崛起的“便利条件”如殖民主义和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但也通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相对建立起了可以基本与西方抗衡的经济基础。当代，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作为文明新要素加入进来并不断推展下，如何恰切地研究媒体和传播规律，把握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借鉴、超越西方的文化叙事方式，突破“西方即发达即文明”的文化神话框架，从逻辑上、思想上建构中国视角下文化、文明的思维框架，为中国崛起找到思想文化出路，让文化归位，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找到方向，既是必须，也不无可能。
第一节 英国和法国主导建构的人类早期文明话语
纵观人类思想史，对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的界定以时间为线索，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跌宕起伏而又不断深入的变迁特征。总体来看，它一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进化客观过程的呈现，也同时是人类自我主观认识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状况，两个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调适。
根据徐苹芳教授的研究，在中国，“文明”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乾卦·文言》云：“天下文明”，《易经·乾卦·椽曰》云：“文明以止，人文也。”魏王弼、晋韩康伯注释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唐孔颖达疏云：“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以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意思是文明是一种管理的道理和方法，是用以教人的，即所谓“文德之教”（徐苹芳，2006年12月）。
中国古代“文明”概念实则内涵着两个焦点。一个是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概念，是人相对于动物性群体的特征概括，即“人文”的内涵，即所谓“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另一个是现代西方的“文明”概念，是一部分人相对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行为特征概括，是“文德之教”，是对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在后一点上，与英语中的civilization内涵类似。
17世纪原发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人类生存方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诞生。城市这一新的空间的存在和发展所特需的一种新型人与外界、人与人的关系开始逐步形成，civilization，其词根是civil-，偏重人，而且是“城市人”，是城市产生以后的一种东西，代表一种居住在城市人群中的一种优雅的礼仪或者行为标准，是一部分人相对于另外一部分人群行为特征的概括。就某种意涵而言，从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Civilization之词义由“过程”及“确立的状态”两种概念特别组合而成。这个词背后潜藏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Civilization（文明）不仅仅表达这种历史过程的意涵，而且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用贡布里希（E.H.Gombrich）的话来说，18世纪之前，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出现和传播都直接地和价值观有关系，也大多用于诸如“野蛮”、“粗鲁”等类行为的对比之中（E.H.Gombrich，1969，p.4）。因此，在18世纪末期的英文与法文里，将“文明”与“优雅的礼仪”相提并论是很正常的。
启蒙思想家们将纯粹化的理性看作是文明的标志和衡量历史进步的绝对标准。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提到，“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E.卡西勒，1988，p.4）。18世纪欧洲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技术正是理性的最高代表（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6）。英国和法国作为较早实现工业文明的国家，自封为文明的最高代表，并以此给非我族类贴上“野蛮”的标签。
从19世纪初期起，Civilization的词义逐渐演变成现代意涵，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优雅的礼仪与行为，而且还包括社会秩序与有系统的知识——后来，科学亦包含其中……在现代英文里，Civilization仍然指涉一般的状态，并且与Savagery（未开化），Barbarism（野蛮）形成对比（雷蒙·威廉斯，2005，pp.46-50）。基于此，“所谓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就不仅）是人类从动物的状态提升到一个礼仪社会，艺术文明的社会，（而且是）对文明价值观接纳和自由实践理性的历史”（E.H.Gombrich，1969，p.5）。
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和理性的有关文明界定，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他们都以“文明国家”、“文明中心”甚至“文明”本身自居，其价值观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普遍主义”，或者“普世主义”——无论主观或客观，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遵守某种特定的、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Jacobin），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代全人类立言’，将他们的道德信条强加于人，最后转变为道德暴政，以牺牲千百万人的意志和生命为代价，来贯彻他们自以为是的主观信念（乐黛云，2004）。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他们重新划定世界的时间（格林尼治时间为零时区重新划定世界的时区）和空间（欧洲被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央，中国由世界的中心逐渐被诸如“东方”、“远东”、“东亚”的空间所限定），同时，也将这样的“文明”观念通过殖民等渠道扩散到其他国家，并直接地作用于知识生产多个方面。
比如，从政治上，英法推行殖民主义的时期被称为是所谓历史的“进步”时期，“东方”从中得到了无尽的“好处”。印度裔后殖民理论专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引用了一名殖民官员的话，这名爱德华·库斯特爵士在提交给殖民政府的关于西非事务的反思报告（Sir Edward Cust，‘Reflections on West African affairs...addressed to the Colonial Office’）中说：“英帝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被授予一个模仿英国体例的代表，对这样初期政策进行质疑现在看来有点过时。但如果这个被恩赐的傀儡忘记了她真实的代表，臣伏于发声者、权杖、帝国的合法的随身用具以及仪式虚空的重要性之中，竟敢挑衅其母国时，她就不由不责怪自己的愚蠢——在一个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如此尊贵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所接受的如此的好处”（Homi K.Bhabha，1994，p.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