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公司的“行为”
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似乎不在少数，但持有上述矛盾思维方式的人则应该不会太多。该文的论述似乎告诉我们，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都是严于操守的君子，而且，是较少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我们认为，对这些跨文化传媒公司的评价还不够“客观”。从诸多的事例来看，这些传媒公司似乎不仅尽量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攻击性，而且还百般迎合中国政府：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可谓煞费苦心。1998年，默多克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取消出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写的回忆录；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体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姜飞，2005，p.16）。另外，进入到中国的传媒集团还以我国民间文化故事为资源，进行商业性投资，这看上去传播的不仅不是西方意识形态，还对中国古典文化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阐扬，用美国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总裁雷石东（Sumner M.Redstone）自己的话说，我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歌手，经MTV国际化包装，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果然有这样好的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阐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帮助几代国人实现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事实并非如此乐观。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到中国民间摄录音乐、舞蹈，制作光盘销售。甚至将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商业性使用，如美国好莱坞将民间传说花木兰改编成电影，日本人将《西游记》改编成动画片。他们不仅没有征得中国相关机构的许可，甚至歪曲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符号的本意。花木兰由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美丽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于打杀的变态狂。更有甚者，外国机构和个人不择手段获取中国传统工艺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改造后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产品销往中国，反而称中国有关单位侵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估后，一些周边国家将源于中国的或与中国共有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申报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并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文化尊严，也冲击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产业。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我们不知道如果听任西方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解构性建构的话，我们的后代是否需要对《西游记》或《花木兰》重新考古以确认到底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中国越来越像信息社会的原料供给国。就像工业化的全球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在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这种做法既避开政策的限制，又泯灭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渗透的警惕，利用丰富的资源赚取利润。文化生活习惯和文化群落的保护与延续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都是文化认同的结点和标志，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底线。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侵蚀和毁坏，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了着落点，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而且，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和文化逻辑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脱离人类文化发展的正常逻辑而将人类引向动荡的未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商业文化裹挟其控制全球的意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凭借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并通过“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褪色，或者被边缘化。”（姜飞：2006）事实证明，文化的话语权在当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共识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根本。
当前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集团就拥有这样的技术优势，并在扩展着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不管是国家传媒集团还是跨国传媒公司，其背后的依托都是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和价值指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话语方式。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禁止的是“烟”，不管这个“烟”是从哪个国家，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的，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一种文化已经大规模强势地君临我们头上，消弭我们本土文化的基本生长点乃至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力的未来，我们还在探讨这些文化哪些是自律的君子，哪些是恶意的小人时，就和区分谁是好意地将鸦片输送到中国和谁是“恶狠狠地将灭亡中国挂在嘴上”而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人一样，其中所折射出的视野、思维上的问题和对实践的误导可见一斑。“鸦片”就是我们看待“禁烟”问题的判断底线，同样，侵蚀本土和世界文化生态并剥夺弱势文化话语权也是我们看待跨文化传播的底线，我们需要这种“底线观”。它很微妙，处理不好的结果，不是指鹿为马，就是缘木求鱼；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画地为牢；不是好高骛远，就是削足适履。
当然，我们也应重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但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如果有谁现在说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是来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发展贸易的，并不具有侵略性，相信产生这种共鸣的人会少之又少。那么，同样，如果有谁说电视、报纸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信息的工具，不具有侵略性，学术性地评价，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未来就奠基于现在。有一点似乎无需过多提醒，即，跨文化传播的双方并非总是战场上绝对的敌手，文化双方总是在彼此影响中互相提升和促进的。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当平等的文化自我进化的渠道被殖民主义打碎后，跨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占据了文化交往的主流，而这样的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强势文化将战场上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在当前的世界上似乎上演着强权即真理的戏剧，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互相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殖民主义。这样的文化交往现实，相信是世界上任何崇尚平等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跨国传媒公司在苏联的“行为”
已经有大量事实表明，苏联解体过程中跨国媒体的跨文化传播作用巨大。
苏联时代也曾是个新闻大国，作为冷战对垒的主角之一，苏联的新闻传媒事业一度空前繁荣。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纷纷登陆苏联传媒市场。
最先吸纳外资的，当属久负盛名的《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苏共于1991年8月被强行解散后，失去财政拨款，报社陷入困境。1992年，一家希腊公司与《真理报》联合组建了“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其中希腊公司持有55%的股份，另外的45%为报社所拥有（后由于合作破裂撤资）。
自由欧洲电台是1949年由美国国会资助设立的，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1984年6月，《自由欧洲电台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集团试图弥合两代人的鸿沟》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宣传，“东欧比较年轻的一代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越来越不抱幻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孙丹，2003）。而到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鉴于自由欧洲电台在“事件”中的美化表现，叶利钦于1991年8月27日签署了向该电台提供优待政策的第93号总统令，特许该电台享受众多特权，如允许“自由欧洲”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不受任何限制；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自由使用俄国内转播服务设施等。这种优厚的国民待遇使“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长，到2002年，仅莫斯科一地，自由欧洲电台的听众就达到13万人。
1984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父亲与儿子》的文章，写道：“如果我们教会了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孙丹，2003）。1991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同俄罗斯广播电台签署了有关协定，由俄方在莫斯科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另外还有欧洲加号电台，总部原来设在法国，后迁至莫斯科，受众群是俄国爱好音乐的知识界人士。
在俄罗斯曾最有影响的商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公司1995年虽然宣布不再向银行贷款并实现资产上的独立，事实上却接受了美国一家名为互联新闻（Internews）的传媒公司的资助。2001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杂志《星火》也被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出资暗中收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彼时，美、英、德、法等西方资本均已经进入俄罗斯媒体。
如果说中国有关苏联解体的分析有时莫名其妙地被认为是被戴上眼镜写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俄罗斯人自己是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自我反省的。两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奇金和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是如何在苏联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进行了全面的揭示。该书的译者徐昌翰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说，该书第一版于2000年1月出版后，一万册立即一抢而空。书中的思想观点受到俄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国家杜马和联邦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及政府的官员们、实际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的高度重视，引起极大兴趣。随后立即再版，又是一抢而空。
该书揭露了这样一段史实：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则在于按一定方向改变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社会意识对周围世界形成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1）。
列·费·伊利乔夫在1963年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前不久美国新闻社社长公布了一份颇有意思的资料：通讯社今年的预算增加到1.2亿美元，来年还将增加2600万美元。通讯社现在105个国家共设有239个分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每周用36种语言播音达761小时。通讯社拥有数千名职员。通讯社社长表示，参加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还有400万每年赴海外旅游的美国游客、100万现在国外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和3万多名美国传教士。再加上好莱坞电影、连环画册等（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