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活跃的边界线：城市空间的(5)

四、地下的风景

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在他的著名电影《地下》（Underground，1995）中，制造了一个地下世界，生活在这个被蒙蔽的空间中的人对地上的现状浑然不觉。当然这是一部充满了政治隐喻的电影，“地下”并不仅仅是指影片里那个人为的狭小世界，更是指笼罩在法西斯阴影下的东欧。在不少科幻或者魔幻题材的小说及影视作品中会有这样的场景：未来城市的地底下还有一个黑暗的世界，那些无法被纳入主流系统的异类人群被迫在地下生存，终日不见阳光。虽然这些情境的设置是电影中的想象，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人类生存中的困境。“地下”这个代表着地理方位的词，除了指称那些真实存在的城市形貌，也往往会被人们用来描述那些反常态的现象，如“地下电影”、“地下广播”等等。本书此处主要关注的是物质意义的地下空间，而非那些涉及地下的隐喻。

现实中的城市景观存在着地上与地下两种状态。地上的风景随处可见，而地下也并不全是隐秘的空间。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下的世界早已不仅仅是排水管、下水道、电线及通讯网络，一些公共设施如地铁、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体育馆等也都纷纷向地下发展。于是空间环境的质量、文化氛围的培育、商业需求的延伸和地下与地上城市的互动成为城市开发的焦点。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地下文化也是城市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新空间的建立中，地铁是最为重要的一道景观。1945年，全世界只有20座城市有地铁。到21世纪初全世界有地铁的城市已增加到100多座，线路长度达5200公里。它是城市的地下动脉，依靠四通八达的铁轨，城市中的人群在其中快速穿行。也正是因为地铁巨大的容量和发达的营运系统，使得人们每天从各地涌来，在这个地下空间中更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地铁不仅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是传播媒介，大量的信息在这里交汇、集散。各大城市的地铁景观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一面镜子，浓缩了城市的文化特征与气质。伦敦、巴黎、纽约、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性格，在地铁这个流动的文化传播空间中得以体现。而且在这些不同的城市，地铁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象征意义，浪漫、时尚、古典等成为标签，构建起各式各样的地下版图。地下展览馆、文化墙等沿地铁线分布的设施，便是以这个流动的媒介为依托，传统与现代在此处碰撞，充分展示一个城市的历史与现状。作为繁忙的城市交通线与传播媒介，地铁在快速移动的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公共区域，人们在其中不断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也通过加入这个信息流动的过程而积累都市经验。除了地铁本身作为城市中一个重要的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其他的大众传媒也纷纷将自己的触角伸向这块地下公共空间。一些以地铁为背景的影视、音乐、文学、广告作品，将这一地下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人们而言，地铁不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情绪与文化的载体，它代表的是现代文明。此外，专门针对地铁人群而发行的报纸与移动电视，例如《地铁报》（Met-ro）、地铁车载电视等等，将更丰富的信息在这个地下空间中广泛散布。在大多数的媒介形象中，地铁作为城市文化符号而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地铁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也是现代化的标志，制造出各种关于繁华都市的想象空间。

第四节城中“他者”的媒介生存空间

简·雅各布斯所提到城市的“火光”只能照射一个有限的范围，致使城市的某些地方似乎“消失”了，这些不完整的视觉体验，影响了人们对城市结构与形式的感知。建构城市的媒介也是如此，在媒介未触及的地方，某些人群面目不清，或者远离人们的视线，于是城市的景观残缺不全。正是由于那些“消失”了的地方和面目不清的人群存在，才使得城市中处于“光亮”中的景观与人群具有了意义。在媒介版图中，哪些群体被“光亮”笼罩，哪些群体被排除在外，成为主流人群的“他者”（the other），与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将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女性、同性恋以及有色人种，就被编码为他者，因为他们偏离了男性、异性恋与白人的主流社会规范。这种划分已经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认同，以至于影响人们潜在的族群认知观念。对于“我们”与“他们”，人们往往会根据地域、空间的层次来划分界限。在被“他者化”的过程中，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洛文塔尔也认为空间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他指出，关于世界的最基本的属性，我们所共享的见解仅限于……健全、健壮、敏锐的成年人。因此城市中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对他者的否定来定义自身的行为。在城市景观的构建过程中，总有一些群体作为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误读。

一、边缘化的存在：少数族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我们对于民族的认同，往往超越了地域与领土，是在各种形式的建构与强化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是有限的，有边界的，所以共同体的成员未必有着地理上的接触，却往往在认同上将自己的身份与国家、疆土等相联系。而且民族性的归属，是一种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其意义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随着国家与城市人口的流动，对于民族的想象更是跨越了原有的地理空间，在异文化的环境下呈现复杂的样貌。相对于“种族”这个被认为是暗示了某些天生和生物差异的理念，“族群”则更加合理，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社会化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类团体区别于其他团体的文化实践和观点。族群成员之间的区分往往依据语言、历史或祖先家世（真实的或想象的）、宗教和服饰特点。族群的差别是以一个族群整体为基础来描述的，在一定区域内，尤其是各种文化交织而形成的城市中，族群是识别个体和群体身份的关键。族群标志的使用，便将本土与他族文化区分开来。因为，族群总是与一个人口中的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城市中不同族群力量的对比，通过语言的使用、肤色的差异、权利的占有、信息的掌握、资源的控制等方面体现出来。

相对弱势的少数族裔在城市中的边缘化状态，是一个城市众多文化景观中值得关注的一种。少数族裔是相对于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主流人群而言的，与种族和民族相关的少数群体。比如在美国，少数族裔就是指除白人以外的各族美国人，包括非洲裔、亚太裔、印第安那人与阿拉斯加土著和其他种族。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定义的少数族裔不尽相同。这些族群虽然在数量上与主流人群相比并不占优势，但是，随着当今移民浪潮的兴盛，许多国家的人口组成变动较大，而成为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

在一个城市中，少数族群在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处于弱势，总是脱离不了被刻板再现的命运。虽然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急需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一些城市的少数族裔往往选择小范围聚居的方式，在城市这个异质共存的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种族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为“种族马赛克”，这个词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城市中缘于不同民族与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地理。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中国人等等，都有固定的社区，而且还会经常性地举办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如爱尔兰人的圣派崔克日St Patrick爷s day），以此作为昭示其群体向心力的仪式，他们各自的文化与传统特征组成了城市拼图。

对于城市中的主流人群而言，少数族裔是民族文化与情感上的他者，所以，歧视与偏见并不鲜见，而且透过媒体体现出来。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1993年英国报纸对斯蒂芬·劳伦斯案件的报道。一名黑人青年死于五名白人青年之手，这起发生在伦敦的谋杀案，在英国媒体的大肆报道之下，屡屡掀起谴责种族主义的狂潮。但最初它只被当作一个普通社会新闻淹没在数叠报纸的夹缝中，三年后嫌疑犯才受到审判，却终未受到法律制裁。

这种黑白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欧洲及更多的西方国家根深蒂固，也是最为激烈的种族歧视的表现。而在更多的大城市，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熔炉”表象下，掩盖的是基于种族、民族的文化矛盾。2005度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Crash，2005），多线程的叙事结构将现代化大都市洛杉矶的少数族群生存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也提醒人们种族冲突这个残酷的现实。英国真人秀《老大哥》不止一次被指责其参与者有种族主义倾向。2007年2月发生的纽约CW11台针对华人餐馆的负面报道引发华人抗议潮……这些透过媒介展示的种族矛盾无疑是这些边缘化的非主流群体现实状态最有力的写照。

实际上，少数族裔的接受心理往往与主流人群想象中的不同。存在于大多数传播环境中的主流媒体的信息，主要反映的是占据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于是少数族裔的生存总是处于边缘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少数族裔在主流媒体中很难获得话语权，所以，他们的解读行为往往会违反主流媒体的意愿，从文本中选择出与自身生活和价值观相符的部分，而进行意义的重构。最为明显的就是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中对黑人形象的歧视或者成见。由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媒介无法正确地对其社会形象进行评价，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意义解读很可能是对抗性的。有色人种的受众在接触主流媒体时自然会带有反抗性的立场和动机，或者说与主流以及人们预期的反映不尽相同。杰奎琳·波布曾在《掖紫色业：黑人女性作为文化解读者》一文中对美国电影《紫色》所引发的多种解读进行了分析。对于大多数的主流记者和评论家而言，他们的反映是负面的，认为影片忽视了对阶级问题的检视，将黑人男性描述得冷酷粗暴等，但出人意料的是，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黑人女性却并不这么认为，相反，她们对影片的评价是正面的。所以，对于媒体文本的理解，必须考虑到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全球化背景下，涌向大城市的移民人数增多，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族群图景。于是少数族裔的受众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不断增长的少数族裔人口也使得媒体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受众的需求。同时，少数族裔在新的环境中，这个群体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跨民族或跨种族的婚姻等，使得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有了更为复杂的交织，也影响到了少数族裔的受众生态环境。此外，新移民的出现，更增加了少数族裔成分的复杂性。他们与老移民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老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之中，而新移民主要通过海外留学、技术移民等方式进入异文化的传播空间，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也强烈渴望融入异文化的空间。

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文化多元化所产生的信息传播平衡问题。一般而言，在主流媒体中，无法找到充足的以少数族裔立场进行传播的信息，所以，一些移民较多的国家开始留意这一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在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的报界，已经掀起了少数族裔报业的大战。比如西班牙文的报纸，已经成为各报业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空间。许多新兴的电视公司同时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广播，一些电视网络24小时连续为西班牙观众提供节目，福克斯体育、CNN、HBO等都纷纷开辟西班牙语频道。伦敦的希腊语电台LGR（London Greek Radio）用语言将希腊族裔移民联系起来，使他们产生归属感。但是，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不在于是否用该种语言，而是能否从内容上贴近这个受众群体。对于少数族裔受众的重视，不仅仅依靠移民传媒来构建传播空间，还应当在主流的媒介话语中摒弃刻板成见，而贴近真实的少数族裔形象，减少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的差异而造成的信息误读，使得城市真正成为民族文化的“熔炉”。因此，在一些移民城市，少数族裔选择的信息接触方式便是移民传媒，依靠这些具有强烈的民族身份标识的媒介，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传媒所形成的强大向心力，使得少数族裔凸显出自我形象，从而在异文化语境中建构起多样的文化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