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是困扰21世纪人类的重要难题。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特大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构成了一种极其严重的全球性威胁。”（王逸舟，2002）事实上，恐怖主义诞生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疯狂的封建贵族阶级为恢复旧秩序，大肆进行反共和国活动。执政的雅各宾派为保卫政权，决定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于是，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并据此逮捕了一大批封建贵族。而当时的封建贵族就把雅各宾派的措施称之为“恐怖主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1）。学者胡联合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进行了梳理，1982年以后，国内外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多达50种。而通过对关于恐怖主义涉及最多的词频分析，可以得到：暴力、武力（92%），威胁（54%），政治性（90%），恐怖（恐惧）及心理影响（54%），有计划的、系统化的、有组织的行为（40%）（胡联合，2007）。
因此，本研究认为，恐怖主义是通过制造恐怖及恐惧心理实现政治目的，以实际的暴力和武力或以此为威胁进行的，有计划的、系统化的、有组织的行为及理念。21世纪的恐怖主义催生了媒介安全的诞生，公众面对正在发生的或潜在的恐怖袭击与威胁，需要通过大众传播获得及时、有效的安全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决策依据。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恐怖主义的检测、预警，实现媒介安全，也可以通过发布安全信息，指导公众进行必要的自救和反恐行为，从而实现安全的功能。
第一节恐怖主义利用大众传媒影响社会舆论
“基地”组织训练手册特别指出，如果CNN、BBC的大牌记者和著名节目主持人不到达现场的话，那么，行动就是失败的（张满生，刘晚梅，2005）。恐怖分子为了宣扬其政治理念，利用暴力手段，制造突发性的恐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通过媒体的渲染报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只有人们注意到，才会知道其存在，才会去关注、去了解这一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这样无形当中就宣扬了其政治理念，而这正是恐怖分子的目的所在。
2006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耗巨资赞助了媒介安全研究课题“大众传媒：恐怖主义运作的重要领域”，并以“反恐防御中心”的名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了为期两天（6月8日至9日）的国际研讨会。2007年，该研讨及课题成果由北约指定的ISO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大众传媒：恐怖分子的战场》，课题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恐怖分子争夺的最主要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媒体是立场鲜明地支持政府的反恐政策，还是对恐怖主义抱有同情心，会对公众、政府和恐怖分子三方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媒体的报道不论立场如何，都是对恐怖分子的“广告”，都会对当地、该国和国际社会的舆论产生重大影响（Eviathar H.BEN-ZEDEFFi，2007）。其次，媒体报道中的伦理平衡，也会使恐怖分子得到更大的话语空间，这是媒体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所要求和决定的，也是媒介伦理的要求，可同时又要兼顾国际的反恐要求，对恐怖分子的报道尽量压缩，这种平衡，是对传统新闻道德和原则的挑战，也会使媒体陷入两难（Yusuf Kanli，2007）。最后，在反恐战争中，恐怖分子和军方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向对方传递信息，而传媒则始终站在公众兴趣的立场。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大众传媒是否可能通过无孔不入的新闻报道，透露了军方的动向，是否可能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发布假消息，反恐中的新闻自由和报道原则是否会以及应该受到约束？（MIHAILA，2007）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大众传媒的责任和安全作用在反恐行动中显得格外重要，自觉、主动地和政府、军方沟通，这也是国家安全层面媒介安全的特点之一。
恐怖分子实施暴力是为了实现三个普遍的目的：引起公众注意、得到认同、获得尊重和合法性（Brigitte Nacos，2002）。这些目的只有在恐怖分子的个体行为得到新闻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才能实现，也只有得到媒体关注，他们才有更大的可能去影响其他人。因此，恐怖分子总是会事先仔细计算他们的行为会对大众传媒造成多大的吸引力，从而为自己在“政府，公众、传媒”的三角关系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Torres Soriano，2008）。大众传媒介入到恐怖袭击的报道之后，政府与公众的直接联系就被切断了，公众都必须通过大众传媒获知政府的态度、恐怖分子的目的以及事态的最新进展，而政府在大众传媒的压力之下，庞大而复杂的运作和决策机制也不得不加速运行，被迫压缩了决策的时间和对策的空间，从而创造了条件，使恐怖分子可能赢得相关利益。
大众传媒甚至改变了恐怖主义的形态。早期的恐怖分子非常注重选择袭击目标的“符号性”，例如国家元首、臭名昭著的暴君或高官，目的是为了显示其行动的正义性。而最近几年，这种正义性让位于媒体宣传价值的“震撼性”，倾向于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以确保能够被大众传媒所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我们处于一个以电视为主的传媒的时代。恐怖分子的这些行动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策略，而是通过行为达到宣传目的。恐怖袭击只是某些团体政治斗争的第一步，作为斗争序幕的恐怖袭击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并发展出后面的一些策略。对于这些恐怖组织来说，他们并没有期望能够颠覆政府统治（Ariel Merari，2007）。
今日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者与我们争夺的一个新的战场。恐怖主义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级权力，遵循新闻价值规律，通过制造恐怖活动为媒介提供新闻报道内容，从而实现制造社会恐慌、进入社会议程和主导体制的目标。在经历了一系列恐怖事件之后，他们“在战争中学习”，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卑劣的传播方式或宣传手段，不断采用熟练的技巧来欺骗媒介把关人，通过一些恐怖性行动和煽动性话语使自己为万众瞩目，使大众恐慌万状（邵培仁，2007）。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指出：媒体是“恐怖主义的氧气”（BrigtteNacos，1994）。国内学者胡联合则认为“恐怖主义既是宣传性的暴力，又是暴力性的宣传”（胡联合，2004）。可见，恐怖主义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第二节缺乏媒介安全的大众传媒助长了恐怖行为
对于大众传媒是否激发了恐怖主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美国学者道伯金（Bethami A.Dobkin）在《恐怖传说：电视新闻与恐怖主义威胁》一书中，把第二章命名为“电视恐怖分子”，他指出：“恐怖主义的成因非常复杂。电视并没有建构形成恐怖主义的任何一个因素，也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直接成因。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研究都认为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联，并趋向于认同新闻报道激发了恐怖主义传播的假设。”“通过新闻报道向公众展示恐怖主义的行为，等于是宣布了恐怖分子的合理性。”（Bethami A.Dobkin，1992）学者麦拉里（Merari）和弗雷迪兰德（Friedland）认为“新闻记者在为恐怖主义做无罪开脱”（Merari，Friedland，1985）。
美国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奈尔·利文斯顿（Neil C.Livingstone）在其《反恐战争》一书中指出：“宣传是恐怖主义的母乳。大众传媒业内的激烈竞争驱使它们去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与抢夺头条新闻的报道权。”（Neil C.Livingstone，1982）恐怖组织在长期的活动经验中，了解并掌握了媒体的特性，为了唤起媒体和公众的更多注意，不择手段地将暴力活动升级，甚至为媒体的需求来设计恐怖活动。例如“9·11”事件这样适合电视转播、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恐怖袭击，并以造成重大伤亡来制造轰动效应。
意大利红色旅的成员总是约定俗成地把他们的犯罪行动安排在周三或周六，还把这两天称为“首选传播日”，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利用大众传媒助长恐怖营造并进行政治宣传，而当地的报纸也很配合地在周四和周日加厚报纸对他们的杀戮行为进行充分报道（温卡特·艾伊尔，2006：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