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思路、目的、方法与基本概念
有鉴于社会转型研究、中俄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传媒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中俄传媒转型研究仍显薄弱的现实考量，本书选择了当代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课题。课题的选择理由除了上述关于社会转型、中俄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的相关论述外，中俄两国历史的相似性和社会转型后的差异性在传媒领域的体现也是依据之一。正如童兵教授在其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中谈到的，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各国不同，而同中国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毛泽东曾经指出：‘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大、尤其深，对中国新闻工作的影响也不例外；李磊教授在专著《外国新闻史教程》中也曾指出，中俄两国新闻事业的起源、理论、指导原则等方面都极为相似，等等，均表明中俄新闻传播事业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也就是有着如此相似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的中俄传媒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转型和变革历程，形成了两个具有强烈对比性的传媒转型范本，它使两国传媒转型的比较研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也使得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预期价值。
由此，本书以社会转型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以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媒介生态为背景，以转型期中俄传媒改革的历程和内容为依托，立足于中俄两国传媒改革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从传媒、社会与人的关系角度，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比较研究为核心，利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知识，比较两国传媒转型在背景、原因、进程、模式、结果等方面的异同，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
第一，课题研究始终以传媒与社会互动演变关系为基础，充分应用社会转型理论、中俄社会转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比较研究成果，作为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原因探讨以及比较范式确立的关键要素，把两国传媒转型比较研究融入其广阔的社会变迁中进行总体思考；
第二，由于前期关于转型期两国传媒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自传媒变迁的思考方面，就两国传媒在所有制、产业化、经营管理、社会功能、传播者与观念转变、媒介发展、传播内容、受众地位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形成了共识。因此，在本书的比较研究中，对于这些微观方面的变化比较将不再详细涉及，而是将其作为论述的依据，贯穿到全书的研究中，重点从宏观上、整体上比较反思两国传媒转型的异同；
第三，在宏观上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结果时，本书根据现代化与转型理论研究内涵的一致性关系，充分利用现代化理论，以其为理论主线，构建中俄传媒转型结果在现代化基本内涵民主化、市场化、技术化和文化世俗化四个方面的比较内容，并以此为核心探索中俄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异同。力求通过比较，全面反思两国传媒转型的特殊性和全球化时代两国传媒未来的变化与发展策略，提高研究的理论性、应用性与创新性。
根据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目的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俄传媒转型在所有制、管理模式、产业化发展、传播理念、社会功能改变等方面的微观内容做进一步的梳理，并与中俄传媒转型在宏观的传播生态、转型进程、转型模式、现代化转型结果、经验教训等主要研究内容结合，构建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具有较强整体性和开拓性的成果；
第二，从比较新闻传播学角度，利用转型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致力于整体上探索两国传媒转型对比研究的标准、范围和具有可比性的内容，并力图以此弥补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对于具体两个大国传媒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丰富比较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
第三，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以两个国家传媒业发展比较为案例，一方面力图通过比较研究，为解决两国传媒转型中的棘手问题提供一些新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再次反思信息时代传媒、社会和人的互动三角关系及其在国家、政府治理中的作用，以期推动新时期国家信息化建设以及媒体改革的不断创新。
在研究中，本书将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
其中在对中俄传媒转型的性质、背景、策略、特征、反思等方面进行探讨时，多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两国媒体的传播表征、改革结果、发展规模等方面，将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数理统计的角度分析中俄传媒改革导致传媒业发展的变化和产生的不同结果。
比较研究则是本书的核心研究方法。作为重要的方法论，比较研究是根据特定的认识与实践目的，将一事物属性与其他属性和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一种思维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确立中俄传媒转型的可比性、比较标准等基本原则，通过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特征比较，发现中俄传媒转型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挖掘影响其异同的原因，探索当代中俄传媒转型的规律，是贯穿本书的主要方法思路。
此外，就本书研究的基本概念而言，对于当代、传媒等概念的内涵，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其所指已经清楚，对于转型这一核心概念还有必要进行补充解释。由于转型研究历史跨度长，内容复杂多元，涉及的专家学者多，所以有关转型概念的阐释也是多样的，包括了如前所述的从社会学、系统科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角度的考察定义等。由于本书在研究中主要把中俄社会转型作为宏观的传媒生态背景，作为传媒变迁的决定因素，同时，在构建传媒转型的研究范式时，又以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为标准，因此，本书选取社会学视野下的转型概念，把转型当作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同义语，专指社会各领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整体转变过程，主要涉及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包涵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转型科层化、观念转型理性化等基本内容。据此，中俄传媒转型，也就是指两国传媒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整体转变过程，其比较研究，也就是指比较反思两国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的异同。
通常的研究中，把转型和改革混用是比较常见的事，本书的立足点没有定位于中俄传媒改革比较研究，而是用转型代替了改革，有关改革研究和转型研究的基本概念厘清对于研究思路的拓展很有帮助。改革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以此类推，社会改革就是把社会发展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体育等各领域中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制成分，改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和规制。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革理论，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转型（Transformation）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意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后被西方社会学家组合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主要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的转换。其中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整体结构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结构要素的一个高度概括，转型意味着对社会结构模式的全面、整体的变革。
从基本概念内涵来看，我们很容易体会到，改革一词具有具象化的特征，主要指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和方法，而转型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其意义更为抽象，宏观，强调社会全面的、整体的结构转换。安徽师范大学朱平博士在其论文《从改革到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通过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归结为从初期改革到现在转型的过程，对此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出现了三种基本形式：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社会转型。三者的目的均是解放生产力，意义上有很大的交叉性，就转型是对原型社会的改造而言，它也是改革，但就转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就对生产力的解放而言，范围超过改革，它是革命，但和社会革命比较而言，又有方式上的差异。事实上，社会转型是在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是在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触及社会深层结构和总体运行模式的全面的、整体的改革，它是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是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的整合，是改革和开放互生互动的历史和逻辑的总结。改革是转型的前奏和准备，转型是改革的总结和提升。只讲改革不讲转型，就会重手段而轻目的，重过程而轻结果，理论概括的片面性往往导致实践上的盲目和偏差。不抓住转型这个根本，改革就会因缺乏明确的思想指导和价值方向而陷入就事论事、顾此失彼的支离破碎的零乱和盲目；而不通过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扩展，转型就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思想认识的逐步统一等前提或者无法推动，或者因操之过急而产生动荡以致归于失败。
朱平博士还专门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观念上由改革到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由表层到深层，体制外到体制内，局部到整体的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一种从改革的民族性话语走向全球化转型世界性话语的转变。
为此，本书有关当代中俄传媒转型问题的探讨，与当代中俄传媒改革是相辅相成的。20多年来中俄传媒具体的改革策略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中俄传媒转型研究的基础，而中俄传媒转型研究，则是从更深层次、更全面、整体上对两国传媒结构变革做分析总结，既注重改革的手段，又注重改革的结果对两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图涉及更多的社会与传媒互动的本质问题，这和本书的研究目的是相吻合的。
五、研究意义、创新及内容安排
根据研究的思路和目的，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既可以从宏观上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进行回顾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两国传媒转型的特点、进程、模式、结果，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异同，反思未来的出路。选题的研究内容丰富，对于处于发展拐点的中俄传媒而言，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性和参考价值，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在传媒领域的空白，进一步丰富转型研究的成果。
全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成果力求克服中俄传媒转型研究的单一性、专门性缺陷，克服研究成果数据堆积的总结性和分散性，应用多学科知识，重视研究的理论性和交叉性，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时，本书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在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原因、进程、模式、特点中，一直以媒介生态学作为指导思想，同时还确立了现代化理论内涵作为中俄传媒转型内容与结果的比较标准，力求反思中俄传媒转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共生关系，在理论突破和应用方面，凸显创新价值。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意义和创新，以研究的思路和重点为指导，本书的主要内容设计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从社会生态裂变的角度，根据传媒与社会互动的原理以及媒介生态学研究理论，对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社会动因进行比较，探索导致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路径差异的社会原因。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业转型始于1978年末，俄罗斯的传媒转型始于1985年，在不同的社会转型背景和转型策略的指引下，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也会不同。（第二章）主要通过转型前中俄传媒发展历史的回顾，通过中俄各自传媒发展现状分析，进一步总结两国传媒转型的具体历程，从宏观进程上管窥中俄传媒转型的异同。
在社会转型比较研究中，转型模式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渐进和激进是社会转型两种主要模式，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社会子系统，中俄传媒系统的转型同样体现出渐进和激进的不同模式选择，对二者进行比较，并由此对中俄传媒转型特点进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是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着重从内容和结果方面对中俄传媒转型的目标实现进行比较。与社会转型结果主要讨论现代化程度一样，传媒现代化的内涵成为两国传媒转型内容和结果的比较标准，涵盖了两国传媒转型在民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体现，以及两国传媒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异化问题。
中俄传媒转型在不同的背景下，选择了不同的模式，其结果必然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传媒自身在各方面的现代化转型体现，另一方面是转型后的现代传媒对社会各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五章）从中俄传媒转型与各自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在前面宏观论述传媒转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从微观方面具体分析传媒转型对两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寻传媒现代化转型社会正效应发挥的有效途径。
比较见差异，比较出真知，中俄传媒转型各方面的比较，最终必然落脚到比较的结论上来，结论也是全书价值的浓缩。因此，本书结语部分，拟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从收获与差距、得与失的辩证法、未尽之路的思考三个方面对中俄传媒转型进一步做客观总结，以凸显研究课题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