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日本的白夜书房翻译出版了韩国学者李相福、金宅焕共同撰写的《韩国警告的媒体大爆炸》一书。该书在详细描述韩国由互联网引起的媒体多样化的同时，着重探讨了受到巨大冲击的出版业已经、正在和将要采取的对策。这本书在日本出版界持续引起反响。日本出版业从1997年至2008年（只有2004年增长1.3%）一直走下坡路，这让日本出版界十分困惑。以这本书为契机，一贯傲视亚洲出版的日本出版人，也开始注意邻国，注意韩国。“关注韩国出版业”、“向韩国出版人学习”、“把韩国出版业的今天变成日本出版业的明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日本东京神乐坂的日本出版俱乐部会馆，东贩综合研究所还专门举办了“韩国的出版现状与媒体危机”研究班，多次邀请《韩国警告的媒体大爆炸》的作者，一起研究韩国媒体的情况，总结韩国出版界的应对之策，讨论日本出版界应当向韩国出版界借鉴什么经验。
从“出版社”向“软件配送信息公司”转化
自从1997年日本出版业开始走下坡路以来，日本出版人一直在竭尽全力挽救颓势。
在仅仅是纸媒体（图书、杂志）构成出版主干的收益中，出版人普遍感到出版社这种公司经营所受到的限制。这一点就是印刷这种周边产业也颇有同感。从2000年以来，日本出版行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出版社的收益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家出版社把各种内容通过其他形式进行商品化。如果是连环漫画，就致力于动画化、电影化、广播剧化以及符号形象商品化；如果是信息杂志，就重新编排后提供专项信息服务；如果是业务技术书，就以此举办讲座、研究班；如果是实用书，就大张旗鼓地在商店（不仅是在书店）进行试销。如果说以上做法在过去只是“顺便的”，与出版社的销售收入关系不大，那么，现在的确构成了出版社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但如此，部分出版社还把出版的内容进行多种形式的配送，在别的出版社还是酝酿中的事情，在这些出版社已然成为主业了。例如，把已经出版的信息杂志的内容卖给免费报纸，免费报纸既给出版社付信息服务费，又为出版社拉来网络广告。服务费和广告费形成的收益结构非常可观。
不过，日本出版行业发生的以上变化，从整体上看，还只是一批“先行者”的探索。而韩国出版行业则不然，韩国出版人现在普遍的观念是，一旦出版与配送信息同时展开，出版就不是在一元的范畴内进行，而是在多元的媒体行业中进行。也就是说，与其说还是“出版社”，不如说正在朝着“软件配送信息公司”的方向转化（说“媒体大爆炸”的理由也在于此）。与韩国相比，可以认为日本还处在过渡期。
从“集中型”阅读方式向“检索型”阅读方式转化
在韩国，由于数字技术的革命，媒体的形式及其数量呈爆炸式增加。数字技术打破了媒体间的壁垒，不仅传达方式，就连开展业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像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像凭借互联网的无疆界平台、DMB（数字媒体广播）、移动电子阅读器等现代新媒体，是从各种角度同时登台亮相的。在需求者和广告市场有限的情况下，相同或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这种媒体环境的变化，的确可以用“大爆炸”来形容。激烈、复杂，充满看不见的“战火与硝烟”，甚至也在构筑新兴媒体的市场版图。今天的韩国，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媒体大爆炸对出版界来说，既有危机，又有生机。所谓危机，就是读书的人在减少（年轻人多把时间用在了互联网和游戏软件上）。还有就是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读书方式的变化，即从熟读、玩味的“集中型”阅读变成快速的“检索型”阅读。从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另外多种）媒体转移，出现了新情况：读者从各种制约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阅读行为变成围绕自己的兴趣，可以随意操纵“教科书”。这也不妨说是读者的一种编辑行为。由于检索型读书方式的普及，书的题目和内容就必须吸引人，一下子能抓住人的眼球。这样，写文章的方式要变化，人与书本结合的方式也要变化。
危机之中孕育着机遇。因为按照人们的检索习惯，书的“分割”与“综合”是同时进行的，或者说两者都不可少。所谓分割，就是在一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内，可以细分下去。相当于从一本书的概论部分，产生出另一本书。像把对话、交流、劝导等小主题单独处理的图书，往往可以成为畅销书。
综合性地分析、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作为书本真正价值的故事性，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可以认为，当年《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写实小说（中国出版界认为是“悬疑小说”）的流行，同“分割”与“综合”不无关系。
从纸质书减少到电子书增加
迎来危机的韩国出版界，从市场需求出发，把握数字出版的关键点，正在从危机中摆脱出来。
韩国的电子书市场，从2005年开始显示出勃勃生机。据韩国电子书协会统计，2005年电子书的市场规模突破了500亿韩元（约50亿日元）大关，2006年达到了1400亿韩元，2007年和2008年继续增长。之所以增长迅速，是因为有3600万人加入使用移动电子阅读器的行列，移动电子书市场越来越大。此外，从2005年开始，电子书市场的中心是B2B（从商务到商务）向B2C（从商务到个人）的转移。
专家们预测，与2008年相比，2009年的B2B电子书市场有较大增长，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韩元；另一方面，B2C电子书市场将超过3000亿韩元的大关。特别是移动电子书市场，将从2008年的300亿韩元上升到2009年的900亿韩元，呈现出两倍以上的增长率。
2008年韩国出版销售总收入约为3万亿韩元，除去学习参考书（4000亿韩元)和漫画书（3000亿韩元）的销售收入以外，单行本销售收入为2.3万亿韩元。与预测的2009年3000亿韩元的电子图书市场规模相比较，电子图书要占7.6%的份额。今后，电子书市场更加发展壮大的要素：一是由于移动电子阅读器的多样化使阅读更加方便；二是确立电子书分类的实际标准；三是确保电子书内容的多样化；四是针对不同的读者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多样化的内容至关重要。2007年，韩国约有6万种图书被制作成电子书，包括重复的在内，为市场提供了20万种电子书。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3倍以上。
过去读者对电子书不接受，认为“因为有了电子书，所以就没有书可以读了”，现在这种不满化解了，因此电子书的数量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据初步统计，2008年韩国制作了41万种电子书。2009年，韩国计划制作54万种电子书。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也是为了扩大市场的基础。韩国的托皮亚图书公司从2004年启动了“图书文本检索服务”，与以往仅仅提供图书信息服务不同，托皮亚图书公司还提供图书的文本，以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此外，像新电影召开试映会那样，“书本试映会”在韩国也很盛行，通过把新书的部分内容让读者阅读，达到促使读者广泛传播、刺激起市场需求的效果。
据有关方面统计，韩国2008年接受电子书服务的读者约900万人，使用电子书的读者达到1000万人。
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发展
从前，捧着图书或杂志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阅读，在韩国很流行。可以说，阅读与生活紧密联系。后来，有了MP3，有了移动电子阅读器，人们不再读书了。
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新媒体的登台亮相，书本的“适用范围”变小了。虽然出版的书还很多，但其影响力已不如从前。销售册数在1万册以上的书，也没有那么多了。互联网的登台亮相，对图书销售影响更大，因为“信息=低价格甚至无偿”的意识开始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中。
从出版来说，是否有解决的办法？与以往一样，一本书从策划到出版需要相当的时间，在时效性上当然竞争不过互联网。在现代社会，快节奏要求出版的周期必须缩短，要随时捕捉阅读倾向，当人们刚刚产生疑问或兴趣的时候，书就要出版。
可在另一方面，没有深度，图书也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读者的爱好天天在变化，出版界无法追赶。
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一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和数字技术的融合。韩国现在有十余家专业出版社，从事数字出版，主要在实用信息、大众小说、儿童读物领域相互竞争。数字出版成为潮流只是时间问题，确立数字出版的生存战略是必要的。
应当缩短与读者的距离。过去的出版社处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只是把手写的文字变成容易阅读的铅字。而现在发生了变化，利用网络，作者自己可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把什么内容传达给什么读者。出版社的传统功能已经相当弱化。出版社不想被过去所束缚，就应当直面这样的现实，对“一般读者的作者化”倾向进行积极的引导。为此，迫切需要科学的策划。
不应当以“书本是媒体之王”的姿态傲视一切，而应当在新的书本世界中重新恢复书本与人的亲和力。用那些图书设计师的话讲，也就是信息、知识要“漂亮”，要有“味道”。在这里，图书的外观设计将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韩国20位前总理说汉字不是外语
当年宣布废除汉字的韩国，越来越发现那个决策是个天大的错误，必须尽快纠正。2009年1月10日，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宣布，目前还健在的韩国历届国务总理20人已将他们联署签名的建议信函送进青瓦台，以敦促李明博总统尽早在韩国小学实施汉字教育。
韩国《朝鲜日报》当天的网络版报道，一向主张加强汉字教育、韩文和汉字并用的社团法人——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宣布，联合会已向青瓦台提呈了由20位历任国务总理联署的《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建议书》。
报道说，这份建议书中强调，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韩文专用”的错误文字政策，今天韩国陷入了比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
建议书主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应让学生分阶段学习汉字；不应将汉字视为外语；为了生活正常化，汉字应和韩文一起被视为“国字”。
据悉，从1980年开始，韩国政府的“韩文专用”政策急速扩张，原先广告招牌和路标等并用的汉字全被删除。虽然政府最近为了招揽海外游客而重新在路标上加记汉字，但是韩国目前大专院校绝大多数的学生甚至不会以汉字书写父亲母亲的名字。
（商若男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