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政党并不是故步自封的组织，它们也在不断地调整、变革，从“干部党”到“群众党”再到“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每一种新的政党模式的兴起都是对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所作出的回应。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政党所受的挑战和冲击远远没有达到令它们衰落的地步，主流政党在政坛上销声匿迹的情况在过去50年里很少发生，当代政党也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衰败甚至消亡的危险。在判定西方政党衰落的依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下结论，很可能出现某些西方学者用略带调侃语调描述的情形，即当我们忙着给政党发讣告时，政党却悄然走向了复兴。
近年来“政党衰落”理论之所以一再被强调，是因为支持这一理论的政治家和政党学者依然没有摆脱把“群众党”作为现代政党唯一范本的思维定式。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政党选民基础的扩大化、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政策倾向的趋同化以及竞选过程的媒体化和个人化，都表明了这些政党发挥作用的形式和获取资源的手段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西方政党的变化更多地表现出了“政党转型”的特点。
二、西方政党的发展前景
当代西方政党以赢得选举、上台执政为首要目标。在从“群众党”到“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政党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容性更强的意识形态、更开放的组织结构、更强大的“制度性功能”的种种努力，无不反映出它们抛却历史包袱、获得和维持政权的强烈愿望。这些变化使它们更适合西方国家变化了的选举市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政党衰落”不会成为现实，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也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不过，西方国家“政党衰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并不等于固有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西方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组织，一贯宣称自己遵奉“国家植根社会，民众掌控政府”的现代政治逻辑。根据这种逻辑，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执政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在社会层面，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的支持与拥护；二是在国家层面，主要的任务就是运用国家机器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第一个层面解决的是政党执政基础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关注的是政党执政绩效的问题。
二者相比，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显然更具有根本意义。政党的生存状况、发展前景和执政绩效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怎样把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然而，透过西方政党的结构和功能变化的种种现象，可以概括出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政党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侵蚀，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和桥梁的政党，其重心正在由社会向国家转移。在政党的“三张面孔”中，凡与市民社会相关的部分，如政党的选民基础以及扎根于社会和选民之中的普通党员、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等组织层级都呈现出了稳定程度减弱、数量减少和规模萎缩的趋势，政党的“代表性功能”从总体上讲削弱了；与此同时，政党与国家相关的部分，即党的中央机构、党的领袖和“政府中的政党”却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强化，政党的“制度性功能”增强了，越来越多地以国家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而不是以社会和公众代表的身份出现。显然，正是在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政党的本质属性更加鲜明地暴露出来，即使在“群众党”的鼎盛时期，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只是社会中的少数，狭隘的社会基础迫使大多数西方政党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属性，竭力塑造“全民党”、“人民党”形象。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从西方政党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卡茨和梅尔绘制的自政党诞生至今的市民社会、政党、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示意图。图中的第一部分反映了“干部党”或“权贵党”模式下政党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类政党位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交叉点上，它们在本质上是由那些既参与了国家又属于市民社会的人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式
的组织。从图中的第二部分可以看出，“群众党”是扎根于社会的
党，它们诞生在社会中，将社会与国家联结起来，同选民之间长期的、牢固的联系使政党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合法性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国家的密切联系又使它们掌握了部分政府权力来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赋予政党一定程度的政府属性。在“群众党”的黄金年代，它们凭借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比较完备的组织结构，较好地发挥了“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为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选民提供了参与政府的途径，从而在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与政府之间架起了“桥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实现社会、政党、国家关系的大体协调提供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来，坚持“群众党”为理想政党模式的观点未必毫无道理，而强调超越“群众党”模式的主张也并非无懈可击。
第三部分反映了“卡特尔党”模式下社会、政党与国
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党与市民社会疏远而接近甚至融入了国家。在这里，卡茨和梅尔对政党与社会疏远而接近国家的程度显然估计过高。事实上，在西方选举政治条件下政党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融入国家，它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家机构，其“代表性功能”也不会丧失殆尽。
但是，政党偏离社会而接近国家的发展趋势是确凿无疑的。政党与国家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主流政党结成政治卡特尔垄断国家权力，固然使它们获得了维持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高水平的选民参与本来是西方政党竞逐和保持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然而从国家那里获得资源使政党对选民的依赖程度降低，主流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的趋同，又让西方在野党自我标榜的“坚持原则的反对派”（principled opposition）大打折扣，结果是增加了选民在各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难度，导致了选民对政党的冷漠态度。这样一来，就使西方政党政治的痼疾，即政党执掌政权与其代表性不足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让今天的政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政党是强大的，因为它们掌握了来自国家政权、企业、私人和利益集团的大量资源；政党同时又是弱小的，因为它们与社会的日渐疏远导致了执政的合法性不足。可以断定，将来的西方政党仍无法摆脱这种困境。
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联系社会与国家、选民与政府的纽带。从这个理论出发，可以发现西方政党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政党“代表性功能”的日益削弱会不会动摇政党本身的合法性，使政党失去它们作为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和中介的地位，“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而最终被其他组织所取代？我们承认，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并非当代西方国家的“全方位党”或者“卡特尔党”所独有，也不是始于今日，在“群众党”的全盛时期同样存在着代表性不足的隐患，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所揭示的“群众党”领导层的寡头倾向就是明证。我们也认识到，被认为最有可能替代政党的利益集团和媒体也不可能摆脱阶级属性，它们在当代西方国家“资金密集型”的选举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西方政党还在不断尝试去建立与社会和选民的新型联系，这同样表明了它们仍具有生命力，能够存在下去并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代表性危机”毕竟是西方政党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在短期内还不致影响到政党和政府的运作，但其背后已潜藏着严重的危险——政党是西方民主制度整个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政党与社会的联系一旦丧失，不仅意味着政党必然走向衰落，而且将导致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完全丧失，西方民主制度的整体坍塌也就无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