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一经任职，就在形式上获得了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终身任职或者较长的任期、职务豁免权等法律规定为法官的独立性提供了保障。不过，由于在任职之前的长期职业生涯中所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已经内化为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偏好，因而法官人选的政党色彩会导致他们作出的判决倾向于维护本党的利益，这一点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2000年大选中的司法争议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与戈尔势均力敌，小布什获得246张选举人票，戈尔得到260张，谁能登上总统宝座就取决于佛罗里达州25张选举人票的归属，最初公布的计票结果是在大约600万张选票中，小布什赢得2909135张，戈尔赢得2907351张，小布什以领先戈尔1784张普选票的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佛州选举和整个总统大选，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尚未计入以及选票设计不科学导致大量废票和错投选票的情况发生，民主党阵营不接受选举结果，要求通过人工重新计票，共和党人则坚决反对，并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的计票纠纷引发的“世纪司法大战”持续了36天，涉及10多桩诉讼案件，官司从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布什诉戈尔案（Bush v.Gore）。最后，9名联邦大法官以5票对4票判决驳回民主党重新计票的请求，维持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原计票结果。不出意料，投票支持小布什的5名大法官都是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而支持戈尔的4位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均倾向于民主党。
二、政党与政策制定
政党进入政府后，接下来的功能就是制定并实施政策，努力实现本党的各项目标，兑现本党在竞选期间向选民许下的诺言。一般而言，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多个阶段。政策的制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体现得非常鲜明的一环，因而成为我们考察政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又一个着眼点。
（一）政党的竞选纲领
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党通常是政府的政策发源地，在大选中政党全国委员会制定的竞选纲领应该成为该党执政后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依据。所谓竞选纲领，是指参加竞选的各政党提出的本党当选后在其任期内制定和实施的一揽子政策，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第一，可以评估的具体的政策目标；第二，提出议题和政策构想；第三，拟订各种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并提出政策实现的日程表。
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政党都会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政策和纲领的汇集过程，在广泛征求党员、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意见后，由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本党的竞选纲领。在多党制国家中，如果几个政党联合参加选举，那么它们通过的共同竞选纲领往往通过谈判来商定，带有明显的调和折中的色彩。
对西欧国家的政党而言，竞选纲领不是候选人个人的纲领，它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是党内一致意见的体现。一旦本党在竞选中获胜，竞选纲领就成了执政党的施政纲领。通常，在内阁宣誓就职时，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会宣布其施政纲领。尽管在政治实践中，政府的政策与施政纲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但执政党会尽量履行其施政纲领，以兑现竞选时向选民许下的诺言。不过，为了给政府留出足够的政策空间，政党在制定施政纲领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一般只作原则上的表态而不具体阐述。
而且，政党的竞选纲领对不同领域的政策有所侧重，如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阐述较多，外交政策大多留待政府去决定。为了保持党对政府的政策指导，一些政党会长期关注政策领域的变化。例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年会，年会持续一周左右，会议对当前党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并决定党的政策倾向。
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竞选纲领也对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立场，这些纲领由政党全国大会委员会起草，并经大会讨论。但是，美国政党的竞选纲领中充斥着老生常谈，涉及具体政策的内容很少，因此，它们是否能被称为政策文件是值得怀疑的。此外，两党的全国委员会在大选之后就销声匿迹，不可能根据情况的发展及时调整本党的政策。因此，与西欧政党相比，美国政党的体制外组织对政策的影响比较小，总统及其执政班子在制定政策方面享有的自由度更大。
（二）政府的决策
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进入政府之后，执政党的决策就体现为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决策。在政府的决策中，执政党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不过，西方国家采用政党政治并不等于由政党代替政府来管理国家事务。大多数当代西方国家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政党和政府在组织结构上是分开的。
政党有政党的一套组织结构，政府有政府的结构序列，二者相互独立，各成体系。一般地说，各政党均有自己的中央组织结构和地方组织结构、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领导成员和普通成员。政府也有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党的组织结构和政府组织结构之间，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统属关系。其次，党和政府在组织职能上是分开的。政党的主要职能是将选民的政治意愿转化为政策，也即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利益和政策的“转换器”的角色，而不是直接代替政府作出各种政治决策，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决策一般由政府官员独立作出。再次，文官的“政治中立”同样体现着党政分开原则。西方国家通常在有关法律中规定，文官不得参加党派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在其行政行为中有党派政治倾向。因此，执政党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控制议会间接地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议会是西方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包括执政党的主张，只有在议会中讨论通过，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并得到贯彻执行。因此，议会中的政党组织即议会党团取代了议会外的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选举结束后进入议会内的各个政党的决策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本党重要的投票立场，统一本党议员的立法思想和立法行为。
政党的成员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进入议会，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形成议会内的政党组织，即议会党团。之所以要组建议会党团，主要的原因就是保证各政党的议员在议会中采取一致行动。
议会党团的核心领导小组由党团领袖、两院议长、各委员会主席、督导员等组成，他们控制了议会党团的政策取向和议会内的人事安排。其中，督导员是议会党团中专职的党务工作者，是各政党用以控制议会党团的重要渠道和纽带。他们协助党的领袖了解情况，督促本党议员遵守党的纪律，用强制的办法使本党议员按照党所规定的方针在议会中发言和投票，对不听从命令的议员采取惩戒措施，直至建议领袖将其开除出议会党团。
仍以英国保守党为例。保守党的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保守党议员组成，其活动只接受党的领袖和内阁成员或影子内阁成员的指导和监督，不受体制外党组织的约束。督导员分为总督导员、副总督导员和一般督导员，他们由党的领袖任命，直接对领袖负责。督导员在议会党团中起着中枢作用，其职责主要有五项：第一，充当党的参谋部和情报部。督导员经常向领袖汇报工作，提出建议，听取指示；沟通前、后座议员对某一议案的看法；把议会党团的意见传达给有关大臣或内阁首相。第二，作为党内的最高顾问机构，指导、协助党的全国联合会的工作。第三，管理本党议员，组织本党议员参加辩论和分组投票。第四，在投票前对本党议员的说服、督导工作是督导员最主要的工作。在某一项议案提交下院之前，督导员有责任了解本党议员对该议案的态度，并说服持有不同意见的本党议员，尤其是在重要的议案上，督导员一定会强调党的纪律，对持异议的议员进行说理、劝导，安排他们与前座议员、首相或党的领袖会晤，促使他们放弃个人的观点而服从党的路线。第五，考察干部。当后座议员有机会晋升为前座议员时，督导员有权力、有责任考察他们在历次投票中的记录，如果该议员多次站在本党的对立面，那么不但不予晋升，还要受到督导员的警告。
西方国家的宪法一般都有议员的意志独立、自由，不受任何政党、组织或个人约束的规定。某一政党有权以不遵守党的投票命令为由将某一名议员开除出党，但无权剥夺他的议员身份。不过，对于议员个人而言，如果违背了议会党团的投票命令，受到党纪的制裁，在下次选举中就会失去党的支持，而在目前的政党政治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支持，仅凭个人的声望很难再次当选，这几乎就意味着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因此，当个人的观点与党的决定发生矛盾时，议员通常会选择服从党的命令，接受督导员的指导和协调。此外，西方国家议会中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也不利于议员以个人身份在议会中活动。英国的法律规定，议员个人、党派团体和政府都可以向议会下院提出议案。
但下院的议事规则对审议议员个人提案的有效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其结果是议员个人提案一旦遇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就不可能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法国的宪法也规定政府和议员平等地享有法律提案权，但宪法同时对议员的立法创议权作了若干限制性的规定，使议员个人的立法创议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例如，议员提出的法案要接受“财政可接受性”审查，如果一项法案的通过将减少公共收入，增加公共支出，则议会有权拒绝接受在其看来“明显不能接受的”议案。这些规定进一步限制了议员个人的权力，迫使他们接受党的主张，在议会党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西方学者通过赖斯指数（Rice Index）对各国议会政党的团结程度进行了量化。所谓赖斯指数，是指党性投票（即按政党的要求投票）的议员所占百分比与违反政党的要求投票的议员所占百分比之差（弃权票不计）。其计算公式为：
赖斯指数=党性投票的百分比-违背党派立场投票的百分比赖斯指数越高，表明某一政党的议会党团的团结程度越高，赖斯指数达到100%就表示某一政党的全体议员高度团结。德国学者萨尔菲尔德（Thomas Saalfeld）统计了1949-1990年期间德国议会中1142次记名投票的结果，采用赖斯指数对德国议会中各政党的团结程度进行了测算。从表中的最后两栏可以看出，议员违背本党立场投票的现象并不普遍，基民盟/基社盟的全体议员在半数以上（58.1%）的投票中完全遵从了党的意愿；社会民主党全部议员则在超过2/3（74.7%）的议会投票中支持了本党。不但议员违背本党立场投票的情况为数不多，而且对表中赖斯指数的数值加以研究便不难发现，议员背离本党立场投票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在50年代最高时在10%左右，此后逐渐降低，到80年代下降到不足4%。
综合考察40年来德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在议会中的投票情况，基民盟/基社盟在1949～1990年之间的赖斯指数为94.3，社会民主党的赖斯指数为97.8，由此可见，德国政党的议会党团总体而言是非常团结的，议员违背本党立场投票的比例很低。西方学者采用赖斯指数对挪威、法国、瑞士等国家主要政党的议会党团在不同时期的团结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了类似于德国的结果：这些国家主要政党议会党团的团结程度较高，赖斯指数大都在70～99之间，而且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幅度不大。不过，近年来一些国家的议会内政党的团结确有削弱的迹象。例如，在90年代，美国的国会议员改换门庭的情况越来越多。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两院多数，随即就有2名参议员和6名众议员离开民主党的阵营加入到共和党的多数中来。同样是在90年代，挪威议会中有5名议员改变了自己的党派归属，这在该国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过，这些变化总的来说并不大，对各政党议会党团所发挥的作用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