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党员人数减少了50%以上。瑞典的党员人数减少了近1/3。德国党员人数减少的幅度最低，显然是得益于两德合并后原东德地区政党的并入。
以国家为单位考察所有政党党员人数的总体变化，那么不同类型政党的变化情况又如何呢？提供了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主要政党的党员人数变化的资料。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这个时期西欧4国的主流政党，不论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保守主义政党还是宗教政党，都呈现出明显的党员人数下滑的趋势。以绿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崛起，减缓了这些西方国家党员人数减少的总体趋势，如果把新兴政党的党员人数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主流政党党员人数的减少会更加显著。二是英国工党的党员人数在90年代末曾经强势反弹，甚至超过了80年代初的水平，这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中仅有的例外。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和工党的组织变革产生显著效果的证明。不过，即便这种效果的确存在，它也没有维持太久。根据最新的统计，工党的党员数量在21世纪初再度下降，目前已不足27万。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政党党员人数减少是一个总的变化趋势，无论是哪个国家，哪种类型的主流政党，都明显地呈现出党员数量持续减少的状况。除英国、瑞典等国家的少数左翼政党和宗教政党外，多数政党党员数量的衰减主要表现为个人党员的数量减少，60～80年代以党员人数的相对减少为特征，自80年代后党员人数出现了绝对减少，而且西欧主要国家的主流政党党员减少的幅度很大。
三、西方政党集体党员数量的减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党员人数大量减少的另一个表现，是间接结构的政党失去了大批集体党员。学术界一般认为，“与个人党员相比，集体党员带有更多的被动入党的性质，党员对于政党的忠诚普遍存在问题”。因此，不少学者对集体党员对于政党的意义提出过许多质疑，甚至有人干脆否定了工会、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的成员在集体加入政党之后的党员身份，认为“间接的入党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入党”，但这部分党员对政党来说仍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而言，第一，政党与工会、宗教团体等社会组织结成巩固的同盟，将其作为政党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重要载体，为政党动员整合社会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武器；第二，工会等团体作为整体附属于政党，使政党获得了稳定的支持和雄厚的财源，成为它们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和实现执政目标的重要组织保障；第三，“实行集体党员制的政党，能够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把触角伸向广大的人群，拓宽党的执政基础”。与发展个人党员相比，招收集体党员的做法能够更鲜明地体现政党的社会基础，除了在政治实践中壮大党的力量之外还有更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即表明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为政党的生存、发展及执政提供充分的合法性。
近年来，西方政党集体党员数量的减少主要反映在工党、社会民主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的疏远上。上文已经谈到过，西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更是长期沿袭着工会成员集体入党的传统做法。然而，在西方国家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出现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工党、社会民主党出于长期执政的需要力图摆脱工会的压力和限制，面向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来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并调整原有的社会经济政策，结果是党与工会之间龃龉不断，日益走向疏离。近年来，西欧各国工党和社会党都在缩小集体党员的规模，大力提倡个人直接入党。
1987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议会党团作出决定，到90年代末逐步停止工会会员与社会民主党的集体所属关系，工会会员不再自动成为党员，而是与其他人一样必须提出申请，待党组织批准后方能入党。1991年底这个决定付诸实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从此直线下降，到2007年年初只剩下12．5万人，仅相当于其鼎盛时期的10%左右。英国工党也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人党员的步伐，鼓励集体党员通过一定的手续转为个人党员。工党在1993年作出规定，工会政治基金的缴纳者（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后才有资格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或成为议员候选人，并且这些人在成为个人党员时，可以按折扣缴纳党费。这些措施实行之后工党的党员人数急剧减少，此后工党着手从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大量吸收个人党员，社会上的人士无论成分如何、职业如何，只要认同工党的基本党纲，能按时缴纳党费，言行不严重违反工党党章的规定，经过选区党组织或中央党部的登记手续，就可以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享有个人党员的各种权利。这些措施虽然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终究无法扭转工党党员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
四、西方政党党员活跃程度的降低
对“群众党”而言，党员的力量不仅在于庞大的人数，而且在于党员对党的事务的积极参与。因此，对党员的考察除了数量指标之外，还应当把他们的活跃程度考虑在内。根据西方政党的党员参与党的活动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消极党员和积极党员。前者是指那些入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党的支持态度，入党后没有积极参与党的活动，而且根本不打算积极参与的党员；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党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履行党员的基本义务如缴纳党费和遵守党的纪律外，还要积极参与党的内外事务，包括出席党的会议、参与党内讨论、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提名党的公职候选人、动员选民、讲话或撰写文章为党做宣传，以及出面竞选公职，等等。在“群众党”内部，积极党员是一个特殊的范畴，他们构成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其自身的阶级属性大多与整个党的阶级属性一致，是党的意识形态和纲领政策的坚定捍卫者。20世纪40、50年代的西欧“群众党”中到底有多少积极党员呢？由于缺乏统一的考察标准和充分的实证材料的支持，已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数字，但据迪维尔热估计为党员总数的30%左右，他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党员人数而言，活动分子的数目是相当单薄的。没有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人数可以超过其党员总数的一半；如果这个数目可以达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个党便已经可以被视作活跃的党”。
当代的西方“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则有很大不同。英国学者在谈到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状况时说，“表现积极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却比较小，而许多人除了每年通过银行汇款单缴纳一次党费之外什么也不做。一般说来，出席地方政党会议的人寥寥无几，根本抵不上会议召开所需的时间和用于组织活动的开支，地方政党会议也不很好地支持社会事件。党员越来越通过邮寄投票来参与政党的活动”。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西欧国家，据我国学者统计，西欧政党中消极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普遍达到30%至40%，有的党比例还要高些。如此算来，除掉消极党员的数字，积极党员的比例仍高达60%至70%，比50年代高得多。不过，这里讲的积极党员与战后初期的积极党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现在我们对积极党员概念的界定只是定性，究竟怎样才算“积极”仍缺乏统一而且明确的定量标准。例如，以每月为党工作5小时以上作为积极分子的标准来计算，德国社会民主党25%的党员，英国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10%至20%的党员可以算作积极分子，但如果对上述积极分子的标准进行调整的话，结果就会有很大不同。
目前，采用统一标准对西欧各国主要政党的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尚付诸阙如。西方学者根据大致相同的标准，对1994～2000年期间5个欧洲国家主要政党的党员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虽然只涉及了部分国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当代西欧政党的党员活跃程度的总体状况之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表中“积极党员”的标准极为宽松，只要付出了时间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不论其参加的活动类型如何、时间长短、频度怎样，都被算作积极党员。也就是说，参与就被视为积极。即便是用如此宽松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政党的党员活跃程度也不容乐观。
除了德国三大政党的积极党员比例稍高外，其余四国主要政党中参与组织活动的党员大都不足半数，英国和荷兰政党的情况最糟糕，英国保守党中甚至只有四分之一的党员参加过党的活动。与“群众党”的鼎盛时期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
党员的活跃程度同样为我们考察美国政党提供了有效手段。
前文中已经交代过，“党员”这一范畴不适用于美国政党。我们只能根据成年美国公民参与政党政治的程度不同，大致划分出选民、政党的同情者和积极分子等不同层次来。其中，积极分子最接近西欧政党的“党员”概念。于是，《美国选举研究》用各类积极分子（为政党捐款者、为政党提名的候选人捐款者、参加政党集会者和参加竞选活动者）代替正式的党员作为衡量美国政党的组织力量的指标。当然，这些指标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们大体上反映了美国政党组织力量发展变化的趋势。
1960年，大约11．6%的美国人为政党提供了捐助；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6%；1996年又回升到约6．3%。不过应注意，美国两大政党都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党，在加上为候选人捐款的选民数量之后，那么1996年捐助者的数量达到11．8%，比1980年的9．5%有所回升。参加政党集会的选民数量从1960年的大约8．3%持续下降，至1996年下降到约6．1%。与此相似，参加竞选活动者的数量从1960年的5．7%下降到了1996年的约2．8%。总的来看，自1960年以来，从事与政党密切相关活动的各类积极分子的数量减少了。
显而易见，对党员活跃程度的考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政党衰落”理论，西方政党今天不但面临着党员人数减少的问题，还要解决好现有的党员变得更加消极的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群众党”的黄金时期相比，当代西方政党的党员对党的贡献不是更大，而是更小了。
第二节 西方政党的组织力量的转移
现代政党是由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组织共同组成的复杂体系。欧美政党组织在外部构成上大同小异，然而在内部关系上却有明显不同。美国政党组织松散，各组织层级之间相对独立，分层管理，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只是为了实现选举目标而协调行动。相对于美国政党而言，西欧国家主流政党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在西欧“群众党”出现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组织逻辑和权力结构。本节的着眼点放在对西方政党的组织力量变化的研究上，意在通过对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财力、人力、权力等资源在各级政党组织之间分配情况的动态考察，探究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政党的组织层级中力量中心的转移，以此揭示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的实质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
政党是沟通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政治组织。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西方政党的组织划分为体制外组织和体制内组织。前者即本章所探讨的狭义上的政党组织，是指政党自行设立的上自中央下到基层的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后者即“政府中的政党”，是指通过选举进入政治体制内，为适应特定的政治规则而建立的党的组织机构。
（一）体制外组织
虽然各个西方政党的体制外组织不尽相同，但大都具有以下几个层级：全国性政党组织、党的领袖、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
（1）全国性政党组织
西欧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就是党的中央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协调全党的工作，指导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就国内外重要事务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对外代表本党等。
全国性政党组织一般由下列组织组成：
（1）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主要职能是制定本党的纲领和章程，听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选举产生党的领袖、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实决策权往往集中在党的中央执行机构和党的领袖集团手中。
（2）中央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和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全党开展各项工作，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讨论和决定党的某些重要的政策，选举党的领导人，通过党的竞选纲领，审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