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中的政党”是西方学者眼中政党的“第一张面孔”。所谓“选民中的政党”，就是指对某个政党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忠诚的那部分选民。与“政府中的政党”和“作为组织的政党”相比，“选民中的政党”的存在并不明显，它既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领导层，只有一些政治偏好相对稳定的选民。然而，“选民中的政党”为整个政党的存在和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是政党的其他两个部分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在选举中得到稳定的支持，“政府中的政党”才能获得权力；“选民中的政党”越强大，政党的组织才能越稳固。“选民中的政党”赋予政党的其他部分以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同时也对它们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当代西方政党正面临着“选民认同危机”是“政党衰落”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本书的绪论中引用过的赖特给“政党衰落”所下的定义主要就是从政党与选民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的，我国学者李道揆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探讨美国的政党政治时，他指出“所谓两党的衰落，是指两党在选举中作用（候选人提名、组织竞选）和党对选民控制的削弱”。因此，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与选民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客观地评价“政党衰落”理论，准确地了解西方政党的现状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选民的政党认同及其决定因素
本书对“选民中的政党”的考察是通过分析西方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变化情况来展开的。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任何一个政党要生存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基本前提是要拥有一个支持它的选民群体，西方学者称之为政党与选民“结盟”（alignment）。政党认同就是一条把选民与政党联系起来的心理上的纽带。通常情况下，认同某一政党的选民会在选举中长期地、稳定地将选票投给他所支持的政党，这种投票行为被称为“党性投票”。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下党性投票的水平较高，那就表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比较密切，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稳定性较强。由此可见，选民的政党认同的有无、强弱不仅是选民党派性的突出反映，而且是西方国家政党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稳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解读当代西方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的变化情况，揭示“选民中的政党”的变化趋向，就能够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政党衰落”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选民政党认同的含义和特点
政党认同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奥古斯都·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选民》一书中提出的。坎贝尔等人对政党认同概念的表述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说得通俗些，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它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选民的投票行为，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在选举中稳定地、持久地投票给同一个政党。最初，西方学者用政党认同理论来解释美国选民的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它的用途不断扩大，逐渐成为“40年来研究公众政治行为的核心理论”，其考察范围贯穿了政党政治研究的三个领域，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离不开它。本章所关注的是坎贝尔等人创造政党认同这一概念的本意——它对选民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政党认同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对政治社会化和投票行为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因为：首先，它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状况，为分析西方政党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选民中认同民主党者占54．4%，认同共和党者的比例为36．1%，这与当时两党选民的构成状况（共和党的选民多为有产者，民主党主要得到下层选民的支持）基本吻合，并且从这个时期的国会选举结果中得到了证明——整个60年代，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都是多数党。其次，对政党认同的测量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例如，在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往往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标准化问卷加以测量：“一般说来，你认为自己是一名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还是其他人士？如果你自我认定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的话，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坚定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其他西方国家调查选民的政党认同时采用的问卷与美国大同小异。近年来，西方各国开展了大量调查选民政党认同的国别研究，著名的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英国选举研究（BES）和加拿大国家选举研究（CNES）等，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各国选民政党认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比较选举制度研究（CSES）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通过以上的研究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就能比较准确、客观地掌握西方选民的政党认同水平和变化情况。
政党认同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研究表明，选民的政党认同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地发挥对特定政党的亲和作用，具体表现为接受该政党的政治纲领，支持该政党的政治领导人，并尽力维护该党的形象，甚至可以为该党贡献自己的一切。总之，可以归结为对某个政党的排他性的政治忠诚。对许多人而言，政党认同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特质，它源于父辈的推动和自身生活圈子的影响，从生命的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年。不仅如此，在相对稳定的政党体制内，选民在多次选举中始终如一地投票给同一个政党，导致其政党认同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加强，年龄越大，对政党的认同就越强。这种存在于选民的年龄和他们的政党认同之间的强烈关联已经被西方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对西方主要国家的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最年轻的18～20岁的年龄组中，那些刚刚开始涉足选举政治的选民对政党的认同程度最低，只有45%的人接近某一个政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投票次数的增加，选民对政党的认同也日益增强，到了最年长的75～77岁年龄组中，选民对政党的认同达到了最高值，有65%的选民表示了对政党的亲近感。此后，选民还通过代际传承将自己的政党认同传递给下一代，使之延续几十年甚至长达上百年之久。
二、影响选民政党认同的主要因素
选民的政党认同是怎样形成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选民在决定究竟支持哪个政党时会作出“经济的”或“理性的”考虑，对自己在各个政党执政时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目前的党派差别并将其作为在相互竞争的各党中进行选择的依据，“每一选民都将他的票投给他相信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就是选民在政治上理性行动的公理。另一些人则强调选民个人早期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传统和父辈政治偏好的影响，“公民不是简简单单地进行理性选择，把政党当作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在他们的脑海中存在着（政党的）天然形象”。实际上，选民的政党认同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从根本上讲，选民的政党认同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地位
阶级并不是西方社会中的唯一分野，但与宗教、种族、民族、地域等其他分野相比，阶级是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领域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分野，因而也是对西方政党政治解释力最强的社会分野。
利普塞特指出，“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就世界而言，可以作出的最重要概括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主要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
政党从本质上讲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组织化表达形式，在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阶级认同是政党认同的重要基础，即使在当代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政党认同有着巨大的影响。选民的阶级归属对其工作性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都会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对右翼的保守政党的认同程度高，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则倾向于左翼政党。长期以来这种对应关系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左翼政党联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政党一直得到社会低收入者的认同；相反，高收入者对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法国右翼联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政党的认同程度更强。
（二）选民个人的家庭传统及生活经历的影响
美国学者菲力普·肯沃斯（Philip Converse）在1969年提出了社会学习模式，指出政党认同本身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对任何形式的政党政治而言，家庭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场所，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向子女解释各种政治事件，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对政党的偏好传递给下一代，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同样的政党倾向。
例如，在60年代的美国，5年级学生（11岁）中有一半以上认为自己属于这一党或那一党。中学高年级学生（17、18岁）中91%的人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倾向于哪位总统候选人；71%的学生知道他们的父母属于两大党中的哪个党，而且大多数自认为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党。对成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60%左右的成年人仍然认同他们的父母所属的政党。在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英国儿童早在8～10岁时就已经有了政党偏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也有50%至80%的儿童具有政党倾向。由家庭影响而产生的政党认同大多局限于心理上的倾向而不是理性的认知。此后，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选民的政党认同逐渐稳定和强化，并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三）政党的意识形态对选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思想基础，能够从心理上把选民真正地凝聚起来。任何政党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特征，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美国两大政党也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能够为选民提供认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选民总是首先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左翼—右翼对政党进行意识形态划分，然后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政党。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选民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来确定自己的政党认同，对政党具体政策的调整和候选人的变化不甚关注，表面看来这种做法似乎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实际上却是选民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的理性决定。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背后隐藏着客观物质利益，在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内，如果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长期以来比较稳定、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又一直比较清晰，选民就能够准确地判定哪个政党最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在完成对政党的意识形态认知之后，就以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进行政治选择的首要依据，可以大大节省计算各政党之间的具体差别所耗费的成本。
（四）政党对选民的政治教育
一般来说，政党的政治教育可以减少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选民个人既没有时间又不愿花钱来获取政治信息，于是政党就搜集政治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整理，然后用简洁易懂的方式传输给自己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当选民得到的政治信息大部分来自某一政党时，其情感倾向不言而喻。政党在进行政治教育时，自然会对政治信息加以选择来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通常的做法是政党把特定的问题引入选民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将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灌输给选民。在“群众党”的模式下，政党寻求对本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选民进行持久的政治教育，直至形成一个带有本党独特烙印的、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有明显区别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德国学者弗兰茨·瓦尔特为我们描述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就是鲜明的例证，为了把选民牢固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创立了属于自身的环境文化，建立了各种学习解决实际政治事务的训练场，“其要求是渗透到现代工人的全部生活领域中去并把他们相互连接起来。出现了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组织，垂钓者、弓箭手和私人市郊小果园主的组织，歌手、业余演员和艺术爱好者组织，素食者、裸体者和自然疗法者的组织——这些组织扩展到了所有可能的领域”，“通过其环境中的那些组织，社民党也触及到了不太关心政治的那些工人，并深入地扎根于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中……社会主义环境对业余活动领域的组织和占领愈多，工人和社民党的联系就愈紧密。对于失业者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组织给他们提供了家园，规划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简而言之，这种社会环境是社会民主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纽带；它帮助人们更好地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