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药品研发
对于药品研发的报道媒体一般采取中性立场，而且消息来源也多来自专家学者和医务人员两方面，报道比较客观全面。
（1）持续关注重大疾病药品研发
报道内容多针对于艾滋病、乙肝、癌症、禽流感、SARS等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反映该领域的科研现状、疫苗或者药品的研制进展、国外研发现状等等，作为信源的专家学者也多为该领域的权威人士。
我国是乙肝大国，在中国卫生部发布的《2006-2010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中指出：我国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率为57.6％，乙肝病毒携带率为9.75％，据此推算全国有6.9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其中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现有慢性乙肝病人2000万人。在我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中，多年来乙肝的发病数和发病率一直高居前列。同时，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也不容乐观，目前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趋势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过渡，艾滋病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而癌症、禽流感、SARS病毒也都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这些疾病危害性大，却是受众一般无法亲身感受的非强制性接触的议题，受众对这类议题往往有强烈的了解需求。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特别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实际上制约着整个传播过程，而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基于自己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南方周末》的药品研发类报道恰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需求。涉及科研状况的报道见于：《艾滋病疫苗：在失望中继续摸索》（李虎军，2003年3月13日）、《艾滋疫苗开发二十载未果，科学家联名倡议全球合作》（李虎军，2003年7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称“不存在乙肝特效药”》（吴晨光，2003年12月25日）、《九科研人员亲身首试SARS疫苗》（徐彬，2004年4月15日）、《西医抗癌：目光投向传统医药》（李虎军，2004年11月18日）、《人类第一个癌症疫苗揭秘》（李虎军，2006年5月25日）等多篇报道中。而涉及药品研发专家的则见于《饶子和：这一次我们赢了》（徐彬，2003年12月11日）、《管轶——围剿动物流感的猎人》（由珊珊，2005年11月17日）、《“科学怪人”丘小庆》（朱红军，2006年1月19日）等多篇报道中。
（2）对中药的关注开始升温
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目前存在现代化进程缓慢、高技术含量不足、高附加值的中药产品极少的问题，出口的中药绝大多数都是中药材等初级产品，每年的中药制剂出口额仅占世界市场的3％-5％。创新能力不足不仅严重制约了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更给保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用药需求造成严重隐患。
在分析报纸的具体内容时，笔者发现在5年共39则药品科研应用的报道中有7则与中医药相关，其中2004年1则、2005年2则、2006年4则。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而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随着西医西药逐渐主导我国医疗市场，已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药一度被贯以“不科学”、“迷信”、“落后”的恶名，甚至有人提出“废止旧医案”、“告别中医中药”等主张，动摇和搞乱了中医药的发展思路，严重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和振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南方周末》出现了多篇反映中医药问题的药品科研应用主题报道，反思中医药发展现状，为中医药正名。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2007年，韩国人将“祭孔大典”进行了正式的文化遗产申报；如今，韩国已经用若干年时间在做中医的“申遗”了。有一位德国人说，要看中国的浮雕到德国来；有一位日本人说，要看苗族服饰到日本来。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节日、神话、食品……中国正面临着对传统文化所有权和阐释权的流失。这一切提醒我们应当关注文化主权，对于中医药如果仍不加以重视，大眆敬节的遗言难免成真。在中药发展处于弱势之时，《南方周末》利用国人对中医药好坏争论如火如荼的时机，陆续刊发多篇与中医药相关的报道，引导舆论，指明方向，体现了传媒的社会责任和传媒人的爱国情怀。
3.药品生产企业
（1）药品生产企业与监督管理机构的纠葛
作为特殊商品的生产者，药品生产企业要面对药监局、卫生局、国家计委、工商局等多个国家行政机构的监管，这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难免会有争执。或者药企对监管主体的行为有所质疑，或者监管者出于一定理由庇护药企。这类报道其主题多为个案报道，消息来源多为药企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媒体对事件的立场也多持负面立场。如：《贝氏药业状告国家计委》（庞瑞锋，2002年2月28日）是药企对计委的定价提起行政诉讼的个案报道；再如，在《为何不公开5种药品安全信息？》（李虎军，2002年6月20日）中对药监局的偏袒行为提出质疑。
（2）作为一般性生产经营实体的药企
药品生产商出于融资需求，或采取企业之间合并、合作的方式，或者推动企业上市，已经上市的企业采取增发股票的方式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扩大资本。对于这类报道媒体多呈中立态度，客观地报道药品生产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面临的问题，就事论事，如《哈药生变，重组搁浅》（王丰，2002年2月28日）。在这类报道中，药品企业和集团更多是被看做一个普通的商品生产经营实体，对其报道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鲁抗如何巧取灵芝》（庞瑞锋，2003年2月20日）中，记者这样写道：“撇开‘鲁抗增发事件’不谈，在国有资产变革的大环境下，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灵芝股份，其一波三折的命运走向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性。”报道以历时性视角，展现了1993年国有灵芝公司改制成山东灵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而于2000年被鲁抗集团实际控权，公司更名为鲁抗灵芝药业股份公司，其药品经营许可证悉数被剥离，又于2002年，灵芝全部资产被鲁抗拿走，灵芝公司变成一家既没有经营许可证，又没有经营资产，连经营场所也不复存在的空壳公司，同时还背负着一大堆债务和几十名下岗职工和内退人员。灵芝被空壳化的同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联系实际，这种现象在国企改制、市场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却并非特例，发人深省。
（3）药企具体经营行为的报道
药品生产企业对外要争取自身权利，对内须调整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药企表现行为不一而足，这多取决于企业对自身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感的不同认知，报道包括以下几种行为方式：药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不法竞争，如《谁在炒作中药不良反应》（庞瑞锋，2002年10月17日）；药品生产企业对消费者的行为，如在《“中华灵芝宝”还要骗多久？》（东白等，2002年5月30日）中，揭露企业利用群众对药品知识的缺乏，将注册为保健类的药品当做一般药品，甚至抗癌新药来卖的不法行为；在《乙肝首选药“贺普丁”疑云》（王景春，2003年12月25日）中，报道了“贺普丁”作为没有确切疗效、有不良反应又没有在说明书中标出的药物引发的争议；药品生产企业的维权行为，如在《耐人寻味的“医药打假会”》（柴会群，2005年6月30日）中，企业专门打假人员述说打假的各种遭遇，暴露了企业的无奈和药品行业的不规范管理。
在涉及药品生产企业的报道中，企业多以两种形象出现：一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等价交换”、“公平”等原则与各相关方开展工作；一是作为赢利主体，更多是揭露企业为获取利润采取不当行为。
4.药品的流通与消费
我国的药品流通行业一直分布的是大量经营分散、市场竞争能力差的批发企业，这使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呈现出“市场分散、地方割据、企业规模小、流通秩序乱、整体竞争能力弱”的基本特点。这里所指的消费环节并非是指药品的最终消费者（患者），而是药品从出厂到被患者使用这个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主要包括零售药店和医院，通过对他们购销记录、财务报表等情况的核查了解患者用药情况。
药品流通与药品消费虽然属于不同的环节，但是笔者发现在大部分与药品流通相关的报道中多会涉及药品消费环节。消费环节多涉及医院方，较少涉及零售药房，且报道多是揭露行业“内幕”，因而这里将两者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按照国家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非商业机构的医院只能赚取药价的15％，但是这15％肯定满足不了医院，于是代理商继续让，一般再让14％到15％。除此之外，还要给科室主任暗扣，一般是2％到3％。这还不算初期药品进入医院时花费的一笔启动费用，在有的医院里这叫做新药费，一般是一次性交纳2万元。还有一笔比较大的费用是医生的开单费，一般是开一种药提成10％到15％。故而多年来，虽然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意欲控制药价，结果药价却不降反升，越来越高，“流通环节”以及“消费环节”正是以这种“回扣”的方式达成了共谋，一起推高了药品的价格。由于在初期忽略了对医院补偿长效机制的建立，一段时间后，这一制度的缺陷性开始凸显，进而引发关键环节的反弹，即医院的变相抵制，而这种抵制恰恰又符合各方利益，利益共同体开始形成。以上就是流通和消费领域的真实“内幕”，药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问题，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警示：三改联动才是治本的最终方法。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南方周末》5年来的报道对当代我国药品供应保障的议题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药品供应保障的媒介议题
1.审批流于形式，药品安全无法保证。流通环节过多，成本过高。
2.以药养医，病患难觅降价药。
3.药品监督管理产生寻租空间，形成权钱交易。
4.看病贵，药费比重大
1.药品监管混乱，多头管理造成监管的尴尬，药品审批流于形式。
2.药品研发上，关注重特大疾病的药品研发，对中药研发的关注升温。
3.药品生产企业，关注企业与监管部门的纠葛以及企业的一些具体的行为。
4.药品的消费与流通上，主要关注的是药品流通的行业内幕，以药养医。
通过对现实议题和媒介议题的对比可以发现：《南方周末》对药品供应保障议题的报道基本覆盖了现实议题，例如在对药品监管的报道中，其中关于药品监管的混乱、多头管理造成监管的尴尬、药品审批流于形式等方面与现实议题中药品审批的一些环节相吻合。对看病贵、药费比重大，以药养医，药品监督管理产生寻租空间、形成权钱交易等几个现实议题，《南方周末》也在药品的消费流通中进行了关注。
此外，媒介对药品供应保障议题的关注还涉及了药品研发与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的研发和审批中的议题与现实议题中的药品审批流于形式相吻合，但是对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关注的议题面则相对较大，涉及企业具体的发展、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这说明媒介所关注的议题与现实议题还是有所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