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三条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第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任满一个任期：（一）达到退休年龄的；（二）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或者不宜继续担任现职务的；（三）不称职需要调整职务的；（四）自愿辞职或者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五）因受处分或处罚需要变动职务或者被罢免职务的；（六）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
§§§第五节 人 事 行 政
人事行政是指政府对其所任用的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即政府通过一定的人事机关及相应的法规、制度、方法和手段，对其所任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选拔、任用、培训、奖惩、考核、调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等方面的管理活动，这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事行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成败，以及国家命运的兴衰。古人云：“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可见选官、用官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是何等重要。为此，本章共选编了11个与人事管理相关的公共管理案例，以便配合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本章教学目的：考察行政领导的权力来源；了解领导干部任期制及其完善机制；考察突发性危机事件，分析行政领导应对危机管理中的能力。
应用方式：案例讨论、课堂情境角色分析
案例1：北大人事改革42
2003年的夏季，北京大学又率先迈出了改革的步子，这场改革直指教师队伍。改革思路借鉴的是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也被称做“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以吸引人才而淘汰庸才。由于改革直接涉及的是副教授以下的年轻教师，记者采访了北大几位40岁以下的副教授。听听他们的声音，或许能使北大的改革方案更加完善。
李先生：你能为我提供什么？中国人与美国人搞地质，头脑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拥有的实验条件不一样。比如我与一个美国同行同时从野外拿回样本，人家年底就能出结果，而我两年也拿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人家实验室的人员都是由教授聘任的，我们不是。也不是我们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985计划”国家给的钱建的一个重点实验室，一年的费用两三千万，迄今一直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教师的屁股上。建一流大学，你要看到制约教师发挥的因素。当许多东西都不配套的时候，你怎么去引进一流人才？
吴先生：改革只涉及北大员工的20%。去香港大学，印象最深的是人家整个物理系只有三个行政职员。但是我们呢？一个综合办公室就是三个人以上，此外有党政、财务、科研、教研，一系列的行政人员，一排过去都是办公室。有一次我办一个手续，去盖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看到许多年轻轻的办事员坐在那里聊天。这么庞大的行政、后勤队伍，占去了多少资源？
陈先生：2001年北大校部专任教师只占全部人员的33.65%，也就是说，北大财政要养活的人绝大多数是非教职人员。这次改革方案涉及到的是副教授以下的教职人员，只占北大全部人员的20%左右，只针对部分人的竞争机制能起到人们期望它起的作用吗？
陆先生：首先要有公正的评价体系。“tenure-track”确实是美国高校通行的制度，也是值得借鉴的制度，但是借鉴应该整体的借鉴，而很难通过取其一点而获得成功。美国的“tenure-track”，是整套体制，也是一种文化。实行“不升即离”，就要保证这个晋升过程的通畅。我到了教授的水平，你就要公平地给我教授的职衔。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一个通畅的渠道，现在北大的教授评定因为僧多粥少已经争得不亦乐乎，找关系、做工作成了评职称的必修课。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竞争的激烈度是否就能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呢？再如评价体系，你要保证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你首先要有公正的评价体系。但事实上呢？如我校理科，许多研究课题是很细的，必须要小同行才能明了它的学术价值，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公正而完备的评价机制，而且行政领导的权限很大。在体制不能保证公正的情况下，我如果想在竞争中保住我的位置，我可能连原来静心做学问的心境都不再有，因为我必须要张罗人际关系。
郑先生：突破“官本位”是根本。现在许多年轻教师都有一个心得：要想快一些出成果，就同国外合作。在学校待半年，然后出去做半年，出去主要图的是人家的实验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在学校的时候，这个会，那个表，杂事挺多，你不是在做学问，你必须随着官员那些个指标的指挥棒转。北大的行政和管理人员总体水平怎样，这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同样是重要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教授：从目前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反对北大改革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北大改革次序颠倒，教师仅占北大员工34%，而后勤与行政人员却占北大员工66%。主管部门不拿后勤行政开刀，却拿最基层的教师开刀，有点“捏软柿子”的味道。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想来并不妥当。作为一项改革方案，自然要先易后难，北大校方认为教师改革难度较小，当然可以选择教师改革作为突破口。从改革设计者的说明来看，也是认为教师改革比较容易推行，所以才优先推出教师改革方案。熟悉大学情况的人都知道，大学的后勤管理人员大多与教师与密切联系，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来说，许多都是教师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担任行政官员，与他们在学术领域的成绩分不开。在后勤人员中，有许多是教师的亲属，他们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照顾教师而留在大学工作的。与其让一无所长的后勤人员下岗，不如先从教师身上开刀，因为教师毕竟还有到其他单位谋生的技能和条件。北大的改革实际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显然，北大的改革初衷是好的，但越俎代庖，搞吃力不讨好的教师改革，明显选错了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侧重点。借鉴国外大学管理模式，真正正确的改革应该是认真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如何下放校级行政管理权利，让学院成为教授实行自治的组织，在学院内部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评审机构，由这些机构根据本学科和本学院的实际情况决定教师的命运。而作为校方，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精减行政、搞好后勤服务和协调学院关系方面。
案例分析提示与思考：
1. 你认为造成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低效率的原因何在？
2. 你认为北大应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还是先改革教师队伍？
3．谈谈你所了解的世界知名大学及其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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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校方权威解释，北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新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1）教员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3）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4）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5）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学岗位两类；（6）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所谓“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是指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所谓“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是指：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教学科研单位，学校将对其采取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的措施；而在被解散单位工作的教员，无论有无长期教职，都得中断合约，但有些教员可能被重新聘任。这里，“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标准是该单位在国内大学的相对地位，如某学科教研室长期排名在国内10名之后，将可能被解散。解散后，学校可能建立新的教研室，在此情况下，原来的一些教员有重新被聘任的机会，但不保证一定被聘任。
以上两条结合起来，基本上就是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为“up－or－out”（不升即离）合同。
2.美国的大学管理体制与中国有所不同。从师资的结构上看，美国大学的师资有五个主要组成部分：教授（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生助教（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讲师（Instructor）。教授这个职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终身教授”。“终身”这个概念是从英文“Tenure”翻译来的。到了教授这一级，职位就算比较稳定了。当然，这个“稳定”也是相对的。一个A校的教授如果打算调到B校去工作，B校是否会给他“教授”职称要视条件而言。
美国大学普遍实行“tenure-track”制度，也被称做“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以吸引人才而淘汰庸才。如果空缺的职位不是Tenure track，雇用合同就会将年限规定清楚。一般不会超过两年。
广义上说：美国的最高研究职位为终身研究员职位，称为“tenure”，其下面的职位称为“tenure track”。需经过激烈竞争方能进入的“tenure track”人员，才有资格参与终身研究员（tenure）的竞争。
案例2：“官民比”之争的背后43
材料一：我国的“官民比”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公布了自己的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目前，全国吃“财政饭”的人数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记者调查还发现，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同时，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导致严重的腐败。
材料二：中国目前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
2005年4月27日，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中国官民比是1：26的报道辟谣说，中国目前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他指出：
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其中，中央机关有475000人，包括中央机关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和垂直管理的机构；省级机关535500人，地市一级1446000人，县市级2852000人，乡一级1061000人。
前一阶段官民比是1：26的报道，可能是概念弄错了，可能是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都放在一起，还有机关的工勤人员都算在里面。中国目前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
实际上，事业单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这不能算到官民比例中去。而且，社会发展越发达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和人口比就越低。美国财政供养人口与人口数是1：15，法国是1：11.5，德国是1：15.77。产业越多，服务也越多，吸收就业的人员也越多。
与此同时，由人事部主管的《中国人事报》也刊发了一篇题为《对“官民比”的思考》的文章，称从大家对“官”的普遍认识来讲，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人口数来算，这样算来中国的“官民比”应是1∶197.69。这篇署名“任宣”的文章进一步分析道，现代政府和古代封建社会的政府不可比。在封建社会，官是代表封建朝廷“治”民的，在当时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官吏是完全靠农民养活的。而现代社会则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事业。国家越发展越富有，提供给公众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就越发达，在公共服务领域就职服务的人员数量也就越多，这已成为现代发达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
材料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
2006年2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