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或广义地讲，在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决定经济中，公共部门的适当范围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同时，在各种不同经济组织形态下，财政问题的某些方面又是相通的。”①通过对这些相似与不同之处研究，以及不同制度比较，可以得出：关于社会主义的财政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配置和分散机制的分散化，它的财政结构更加类似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财政会丢掉一些老问题，预算与生产和投资结构的联系会变得不那么密切和全面，而财政机制对创造一个‘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作用将提出新挑战。税收对激励尤其是管理激励的情形会变得更为重要；税负转嫁问题会抬起它险恶的面目；凯恩斯经济学稳定问题将会出现；不久之后，还会关心通过累进所得税来矫正人们分配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不考虑公平因素，资本主义的税收比社会主义的税收更关心激励影响。“除公平因素的考虑外，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税收比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情况来更关心激励影响，而且要修订只在公平意义上方可达到的税收政策目标。因此，许多关于税收政策的争议都涉及各种激励措施——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对储蓄的税收扣除，等等——以及它们从一种经济政策和公平的观点两方面来看的含义，最终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税收政策必须满足经济稳定的需要，这就加上了内在弹性和税制调节性的进一步的要求。最后，我们留给人们的是一系列复杂的多重目标，这不是个简单、单一模型的解决办法所能达到的。”
①关于各种不同经济制度中税收和公共部门作用问题的一般看法，可参见熊彼特1979年所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
2.公共部门与经济发展
这一部分主要考察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认为，一方面，财政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的性质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另一方面，财政制度会受经济发展进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且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尤其是，税基（适合有效课税的经济活动形式）可得性所施加的限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对公共消费和公共资本形成两方面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样随收入水平和资本形成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无论在相对较低或较高的收入水平上，公共支出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然而，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作用在发展进程中会变化，因为预算职能要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需要。”通过历史的和横截面的比较，作者直接验证了瓦格纳的公共支出不断扩大规律，以及税制结构组成上的变动（包括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财政政策产生的影响。此外，通过对几个高度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尽管税制结构的组成上存在着差异，但各个税种之间的差异甚微，在税制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趋同倾向。“虽然取自各种税收的财政收入份额仍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存在一种各种税收的结构变得更为相近的趋势。”最后，作者指出，稳定的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要维持高度就业和平衡增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与就业和物价水平以及增长率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财政政策的惯例和它的要求则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因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道，在维持平衡增长所依赖的收入和支出部分的宏观加总间的一种适当平衡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3.开放经济中的公共部门
本部分主要比较了财政政策在开放背景下和封闭背景下的不同作用，以及国际税收协调性问题。“我们先来讨论各国税制结构的协调。在封闭经济中，税收政策涉及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分配税负。涉及避免去干扰私人资源利用的效率，以及涉及满足经济稳定的需要。在开放经济中，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但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还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作者认为，之所以得到不同结论，这取决于是持国家观点还是持世界观点，或者取决于是否关心类似共同市场这样的国家集团的福利。此外，作者提出，“在封闭经济中稳定政策的原则是从构成国民收入决定基础的函数关系中推导出来的，并且反映了这种函数关系。在开放经济中的稳定政策还要看产生国际收支调整的机制或有没有这种机制。”影响这种机制的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平衡、对外平衡以及通货膨胀与增长。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他也导入了对外平衡的约束机制。
四、简要评述
马斯格雷夫的《比较财政分析》一书，主要涉及比较财政研究，是现代财政理论中的一本经典著作。通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说明不同的经济制度形式需要有不同的税制结构，即使同一种经济结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需要有不同的税制结构与之相适应；通过对几个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说明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同时也说明，虽然不同国家在税制结构的组成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在个税上差异并不明显，存在着趋同性；通过对开放与封闭背景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较，发现在稳定政策下，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和作用的各个因素也存在异同。
不过，本书没有对财政控制与计划等问题进行研究，也没有进行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比较，因而有待于寻求对财政问题进行经济学阐释者的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1]葛夕良，沈腊梅.马斯格雷夫的现代市场财政观——《财政理论与实践》译介[J].经济资料译丛，2002，1.
[2]董勤发.序言/ /载于《比较财政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
[3]匡小平.马斯格雷夫论当前西方财政若干问题[J].国外理论动态，1998（08）.
[4]匡小平，类承曜.充满睿智的财政思想交锋——读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J].当代财经，2003（5）.
[5]温海萤.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的财政学观点探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2（6）.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虹）
曼瑟尔·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
Power and Prosperity②
②[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L.）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一、作者简介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L.，1932—1998），是马里兰大学教授。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
主要著作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的兴衰》（1982）、《权力与繁荣》（2000）。其中，《权力与繁荣》一书是他的遗作，出版后广受好评。
二、本书精要
本书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的假定，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内容上，它是对诺斯（D.C.North）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一种延续。诺斯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与衰败有影响，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奥尔森同样认为，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本书中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独裁政府、混乱政府，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比如，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或者说，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他分析了从“流寇”到“坐寇”的诱因和利益机制，从而把国家兴衰的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作者指出，在民主政府中，市场要想繁荣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靠而清楚地界定个人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即“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立。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即一个政府既有足够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同时它又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这样的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繁荣共生。这已经成为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沿性概念。有人认为甚至这可以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在方法上，本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去分析政府的作用，弥补了关于政府的传统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三、论著内容
1.关于权力与繁荣的关系
奥尔森认为，权力是政治学的圣杯。繁荣是经济学的核心。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又取决于个人财产受到保护的程度，而有能力对个人财产进行保护的只有政府，因为政府是权力的载体，具有其他团体所不具备的强制力和暴力。由于人的自利等因素，由人组成的政府又构成损害个人权利的最大威胁。因此，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走向衰败。由此，经济上的繁荣与否问题，便转化成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权力与繁荣，或更具体、更极端地说，其关系是，权力先于繁荣，或强制先于自愿，或政府决定增长。“社会的富裕或者贫穷，显然既有经济也有政治原因，因此，排除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纯粹地把经济作为外生力量的政治概念，本质上是有限的和不平衡的。它不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政府形式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更加富裕而有些社会更加贫困的缘由。”在本书中，作者建立了一个描绘政府行为与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犯罪比喻模型，作者以黑手党为比喻，认为当权者在履行权力时，就好像黑手党犯罪。黑手党对自己能够控制的地区，并不是竭泽而渔，而是有限度征税。如果掠夺过于残酷，该地区的商人就可能离开。从长远来看，他们就失去了掠夺的对象。因此，黑手党对可以长期控制地区的掠夺是有限度的，他们还对该地区的生产者或商人提供保护，禁止其他犯罪团伙的犯罪。黑手党的这种长期利益保证了该地区的长期繁荣，而不会由于其掠夺导致萧条。
但是，尽管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的共容利益会使他限制自己“窃税”的程度，而且也会促使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但是有明显的局限。“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非常高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专制者手中。”专制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只是在“底线”上徘徊，民众的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也就最容易出现政府的掠夺行为，生产与投资的动机被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抑制和异化，社会创新能力被窒息。
2.关于市场繁荣的条件
作者认为，市场繁荣的首要条件是民主政体或至少是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他眼中的民主的核心或本质不在于它是否赋予普遍公民选举权，而在于它是否保证了政府产生于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从而确保拥有共容利益的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同时，他认为，一般而言，只有当面临有利的外部条件时，民主才会出现。但是，在有些国家民主也能够自发产生。“我的理论认为，民主政治自发出现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不存在产生专制政治的常见一些条件……”“不过，我还有必要再次回到该理论的逻辑上，以发现代议制政府自发产生的另外两个进一步的必要条件。即当权利的平衡使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控制其领地，领导人也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小地方的专制者……”“第三个必要条件是，不管是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者其他幸运因素的环境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以免遭其周边政府的征服……”
奥尔森认为，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市场的存在，但仅仅存在市场并不能保证繁荣。与传统社会孤立的市场环境不同，现代市场体系十分复杂，“尽管许多人强调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均广泛地使用市场，但我极少听到有人指出贫穷的经济体中市场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最为随意的观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毫无疑问，所有繁荣的经济体都是市场经济体，而且那些理解这些经济体的人们都知道，市场至少是其繁荣的一个主要源泉。”他以前苏联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开始时能够迅速发展有两个原因：（1）领导者具有广泛性利益，有动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2）领导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不过，尽管转轨后苏联的市场无处不在，但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在转轨后没有消除大量擅长游说而不擅长组织生产的大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