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俄罗斯的民主与政治
刘文飞
夹生的民主
解体后的俄罗斯，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军事、经济实力都有所衰弱，甚至连体育和艺术的水准也在不断下降。在苏联解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也许就是其民主制度的建立了。在当时的俄罗斯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俄国人关于自己属于“西方文明世界”、系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自称。
这的确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多种党派和政治集团并存，总统和国家杜马均实行直接选举，人民享有空前的言论自由。比如，新闻和出版似乎不受任何控制，电视上，常可以看到政治讽刺木偶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久加诺夫、亚夫林斯基、日里诺夫斯基，甚至是后来当选的总统普京等政界的活跃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制成了木偶，他们的观点、言论和举止，经过“提炼”和夸张，再借木偶的嘴说出来，借木偶的手脚做出来，具有入木三分的讽刺力量；在地铁和街头的书摊上，各种出版物公开摆放，宗教的、色情的、严肃的、通俗的、文学的、技术的，比肩而立，甚至连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赫然在列；各种报纸，无论是左派的、右翼的，还是中立的，对诸如总统的最新决策、议会的重大议题和政府总理的更迭这样的国家大事，均都采取静观或冷嘲的报道态度。比如，在叶利钦时代走马灯似的总理更换中，普里马科夫被选中担任总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用醒目的大字推出这样一个标题：《俄罗斯又出现了一个新超人》，并议论道，“超人”屡屡降临俄国，叶利钦、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如今又是普里马科夫，每一次，俄国人都被告知，他们这一次有救了，可每一次俄国人都很快地对救星感到了失望，且看普总理这回如何操作。再比如，国家杜马的每一次争论几乎都是旷日持久的，有时竟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不同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无论是前共产党还是新纳粹，无论是亲西方的民主派还是认同俄国本土力量的民族派，各种力量都有机会通过媒体、集会和游行等显示自己的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在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所见所闻，却又往往使我感觉到，俄罗斯当前的民主似乎是一种“夹生的”民主。首先，大到国家的警察制度，小到一个单位的出入管理制度，今天的俄罗斯仍沿袭着过去的一套。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意盘查任何人的“证件”，对证件齐全的外国人也往往以种种借口刁难，以获得某些可以私下装进腰包的“罚款”；出入各种单位都要经过繁琐的检查，甚至连大学的校门口也设有检查证件的门卫，且多为面色阴沉的彪形大汉；外国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每移动一步都要重复“签证”，此等现象随处可见。社会治安状况非常差，抢劫、凶杀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警察也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在一个警察不负责任、肆意横行的国家中，人们的民主和自由又能由谁来提供保障呢？
其次，在民主的大背景下，新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一方面，大街上崭新的奔驰、宝马、沃尔沃等名牌轿车川流不息，身着名牌西服、手持移动电话的“新俄罗斯人”迈着矫健的步伐你来我往（据说他们的月收入超过一万美元），市中心一家连一家的银行装修得豪华而又典雅；另一方面，地铁车站和过街通道里的乞讨者却比以前增多了，许多老年人已连续数月，甚至数年没有领到他们微薄的退休金，连大学教授和科学院院士也难以仅靠工资度日。从地区来看，仅莫斯科一个城市就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资金和消费品，全俄其他广大地区的平均收入和商品供应水准都远远低于莫斯科，地区间的贫富不均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民主本是以个性自由的平等发展、个人价值的合法实现等为其原则和目的的，而日益扩大的阶层间、地区间、行业间的贫富不均，难免会让人对派生出这一现象的社会的民主性质产生深深的怀疑。
最后，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俄国似乎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遭受了太大的损失。俄罗斯急于靠拢西方，在一切方面不惜代价地与“文明世界”“接轨”，这种激进方式的负面效应在俄罗斯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显现。在经济领域，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宣告失败，但后来的决策者在国内生产不足、国产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强行使卢布与国际货币直接兑换，终于导致了卢布的持续贬值，直至1998年秋季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国际关系领域，实行民主化的俄罗斯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受到西方世界的温情接待，相反，西方仍对俄罗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强力的遏制，美国没有兑现自己的援助承诺，德国和日本都对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诸如返还二战期间运往苏联的德国艺术品和归还北方四岛等）；北约的东扩，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失势，更是给欲走向西方的俄国浇了一瓢冷水。自戈尔巴乔夫以来，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联邦，在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无疑受到了损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像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一样，也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害者。如今，在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种影响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商店的柜台上，无论是家具、洁具、服装等生活日用品，还是香肠、香烟、啤酒等食品饮料，大都是舶来品，俄罗斯的“土产”似乎仅剩下面包、报刊和村姑套娃了；最畅销的小说是外国小说，最时髦的装束是外国服饰，各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收听率最高的广播是英国BBC在莫斯科播出的俄语节目，电影院中极少上映俄罗斯的国产影片。很难想象，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建立，是要以主权和文化方面的损失为先决条件的。民主体制的普遍建立，也许会最终实现世界的大同，但在当今时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却往往是维护国家利益最有力，甚至是最为霸权主义的国家（如美国）。在现阶段，一个民主健全的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够捍卫其民族利益、保障其国民生活的国家，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恰恰在这一方面没有做好。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执政之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作了巨大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所作所为被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在开民主的倒车，但是，恰恰是普京的这些施政措施，使俄罗斯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病入膏肓的处境，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俄罗斯一度夹生的民主，民主和发展在俄罗斯社会中所呈现出的某种悖论状态，或许能使我们意识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世界上也许应该存在不同的民主。民主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可以简单地从某个地方照搬过来，而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彼国已经成熟的民主，不一定就适应于此国，因为发展民主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社会条件、民族特性等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也许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民主体制。中国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俄国能否摸索出一条有俄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呢？
第二，就民主体制的基本内涵，如个人的尊严、个性的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等来说，则应该是一致的、确定的，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更多的“民族特色”的。由人类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探索、总结出来的这一社会体制，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即便不是最合理的，也是较为理想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这种社会模式，并不都是由于外力强加的结果。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是一条贯穿的红线，它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当前的民主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其建立社会民主的努力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前方的道路是艰难的，但回头的路也许更加难走。如今，已有历史学家在说，不能仅凭苏联的解体就完全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不能仅凭俄罗斯建立不过十余年的民主体制的种种缺陷，就从根本上否定民主的合理性，并进而否定以彻底、完善的自由民主为目的的人类发展的大方向。
第三，如果说，当今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市场经济是艰难的，那么，在像俄罗斯这样新近实行私有化的国家中实行民主体制也同样是艰难的。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但愿俄罗斯当今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是其民主化道路上可以逾越的障碍。然而，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如何在目的的实现和实现目的的代价之间谋得某种平衡，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如何在实行社会民主化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制约力量，以避免社会各领域的失控；如何保障、提高民主体制的自我调控能力，使民主的发展不受或少受外力的干预，走一条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道路，所有这些，不仅是摆在俄罗斯当今有良心的政治领袖们面前的难题，同样也是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各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政治的艺术化
苏维埃时期艺术的最大特色，也许就是其或自觉或被迫的政治化倾向，文学艺术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被当成教育人民、改造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与它所受到的控制、所承担的压力一样，都是非常巨大的。随着苏联的解体，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被淡化，它似乎越来越少政治色彩了。
然而，在莫斯科“艺术家之家”旁的艺术公园里，我却看到了一种与艺术政治化恰好相反的现象：将政治艺术化。
“艺术家之家”坐落在莫斯科河畔，方方正正的白色建筑周围，是一片片形状不规则的绿地。绿地上、树木间，立有一座座或大或小、质地不同、风格各异的雕塑，观者或悠然地漫步在雕像之间，偶尔驻足观赏，或坐在面对雕像的长椅上，久久地端详。这里就是艺术公园，设立不久的“露天雕塑博物馆”。
在雕塑公园的中央，有一组雕像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不是因为其风格的独特，而是因为其形象的熟悉：这里有列宁和斯大林，有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还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集会”呢？读一读雕像旁的提示牌，问题便清楚了。这是斯大林雕像旁的说明文字：
斯大林
（朱加什维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1879—1953）
雕像作者：梅尔库罗夫
（1881—1952）
花岗岩，1938年
雕像始作于1930年，其基础为一尊已完成的花岗岩半身像。
之后雕成一座巨大的深红色花岗岩纪念像，立于大剧院前。
此座纪念雕像的缩样曾在纽约的展览会上展出，缩样系用整块红色花岗岩雕成。就其结构、所采用的技术和尺寸而言，此缩样均适合在艺术公园中展出。
据莫斯科市人民代表会议1991年10月24日决定，此纪念雕像置于艺术公园，予以展出。该雕像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纪念雕像属苏维埃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主题的纪念性作品。字牌上的最后一句话“国家保护文物”用红色大字标出，十分醒目，它在提醒每个人：这是一件艺术品，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欣赏的；这是一件文物，是不允许随意破坏的。
斯大林的雕像旁，还立有斯维尔德洛夫、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的纪念雕像，我回忆起来了，这3座高大的雕像原先分别矗立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加里宁大街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苏联解体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这些雕像都受到过一些人的侵害，曾被涂上油漆，泼上污水。如今，雕像从前矗立的街道和广场纷纷改名换姓了，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恢复了剧院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的旧称，加里宁大街更名为新阿尔巴特街，这些往日的“主人们”也只好迁居了。好在有人替他们着想，为他们找到了这个更幽静、更清净的地方。
在另一片草地上，是好几尊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如恰佐夫所作的“列宁”、托罗佩金所作的“年轻的列宁”、杜马尼扬和奥列霍夫合作的“勃列日涅夫造像”、比楚科夫所作的“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等。雕像的背后是巨大的、铝合金的苏联国徽，不知取自何处；另一条铝合金的大幅宣传标语“苏联，和平的支柱”，我记得原来是竖在列宁大街南端的。在这里，列宁又与他的国徽相遇了，与年轻的自己相遇了，与他的继承者相遇了。在这里，政治的严峻和冷酷，被历史的沉着和艺术的温馨所化解了。
1991年10月24日的莫斯科市人民代表会议，无疑作出了一项聪明的决定。这同时也表明，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大动荡后，俄罗斯人的心态已经逐渐平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逐渐理性化了。
坐在这些雕像旁，我在纷乱地思考着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首先，政治和艺术作为两个最需要勇气、最需要创造力的领域，似乎有着某种先天的联系，两者间绝对的相互独立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化的艺术和艺术化的政治也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由政治派生出的艺术，不仅有可能是艺术的，而且有可能比政治更持久，艺术以暂时的附属地位换取了恒久的存在；最后，艺术化了的政治，便已不再是政治，艺术像一种神奇的仙药，能使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政治焕发出生命的绿色。
然而，数月之后，当我又一次来到雕塑公园，却见斯大林的雕像前后又多出了许多雕塑，斯大林的左前方是林立的木雕。一个个瘦长、扭曲的人体在痛苦地挣扎着，他的右前方是一堆乱石，每一块石头都像一个蜷曲着的囚徒。斯大林的身后，是一段铁丝网，铁丝网后挤满着头颅般的大鹅卵石，石头上是或清晰或模糊的人的五官。看来，斯大林就是在这里也难以躲避追究；看来，艺术就是在这里也难以躲避政治。这些新添雕塑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可它们却破坏了公园里和谐、完整的艺术氛围。
又过了不久，莫斯科的媒体上传出一则消息：俄共议员占多数的国家杜马通过一项决议，要将艺术公园中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再放回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议员们的有意挑衅，意在试探其对立阵营的忍耐程度；有人则认为这是恢复历史、还社会以公道的正义之举。不管怎样，这个消息表明，在眼下的俄罗斯，公园里的纪念碑还难以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品。
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又一次漫步在雕塑公园中。树木开始落叶了，有几枚黄叶飘落在那些雕像上，它们只停留片刻，又缓缓地顺着雕像的身体滑落到草地——就像是历史的抚摸。
愿意记忆历史的国度
林精华
很多年以前，我和许多读者一样，满足于通过“文字”去了解俄国。而各种文字的文本，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抑或文学批评的，甚至文学作品，无不诉说着俄国人极其热衷“革命”、挑战传统。诸如公元988年，出于统一古罗斯人多神教信仰的政治需要，弗拉基米尔大公强制性地从拜占庭把东方基督教引入古罗斯，经过他及其后人的革命性努力，外来宗教本土化有效地改造了东斯拉夫文明结构，使俄国进入了基督教文化圈；1480年摆脱鞑靼蒙古人统治后，尤其是伊凡雷帝以来，又用“革命”手段，推广蒙古的东方遗产，强力改造古罗斯，使之成为跨欧亚的古罗斯帝国。18世纪伊始，彼得大帝用“革命”方式，强力推行形式上的西化，把古罗斯建成具有西方文明样子的俄罗斯帝国，尽管实质上是继续强化了农奴制和庄园制度。而后来的叶卡捷林娜女皇、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等，分别在启蒙运动、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等名义下，进一步用“革命”手段引进西方文明、强化帝国；而这种矛盾性的“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以为给人类发展找到了第三条道路。而此后70年苏联历史，基本上是在“革命”车轮上前行的，包括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对西方开展“革命”、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等。即便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也是打着人道主义“革命”的旗号。至于1991年苏联解体，那更是悲壮的“革命”性举动。而且，近15年来的变革，各种文字描述的情形，无不是又一轮的“革命”，从“合法”打击坚守“苏联”的共产党，到“合法”打击金融寡头，不用“革命”，几乎难以有效描述俄联邦的历史。
来自文字记录的俄国，被形形色色的“革命”所笼罩着。这类文字制造了一种幻觉：俄国是不可能保守文化传统的，苏联就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理论化产物，突然冒出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是一些政客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结果……
可是，当我初次踏上俄国大地的第二天，就对文字所记录的“革命”俄国疑惑起来：
我所在的国立莫斯科语言大学，照例在9月1日开学，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可是，典礼的仪式却来自十月革命前：校长只是简单致词，各方嘉宾到场讲话，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讲话，重要内容是本社区中主要教堂的最著名的神职人员到会演讲，并朗诵圣经中有关教育的章节，给所有师生洒圣水，并祝愿大家新学年受上帝护佑，学有进步，健康快乐。
这样的仪式能保留下来，并非俄联邦突然对东正教感兴趣起来，有意识地把宗教引入教育，而是受益于历史经验——东正教传统在俄国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按照俄国人的谚语，莫斯科是上帝庇佑之城，这儿有教堂1 600座。偶然认识的科学院斯拉夫—巴尔干研究所研究人员伊万诺夫告诉我说，许多教堂在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被毁坏了，但破坏教堂之风很快就被中止，即便是无神论政策最为盛行的1932年，在列宁格勒还创建了国立宗教史博物馆。尽管该馆在1954—1990年间是作为宗教和无神论史而存在的，但所陈列的文献、物品，还是让观者看出宗教之于俄国的重要性。至于不少教堂后来的凋敝，是因为苏俄人的主流兴趣转向了其他方面，没有经费让教堂运转起来，而土砖建的建筑是经不住年久失修的。相应的，圣经的出版，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没有被中断，如俄罗斯1953、1970、1975—1978和1989年几次再版《新约》和《旧约》，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等在40至60年代也多次再版《圣经》。的确如此，我到过莫斯科及其各个方向郊区100座以上教堂，发现人烟稀少的郊区小村镇的教堂破败得很严重，也少有香火（好几次，只有我和俄国朋友拿着旅游地图，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察看破旧教堂），而人口稠密的市镇的教堂则香火旺盛，诸如莫斯科近郊的新耶路撒冷和谢尔盖小城、远郊的苏兹达里，出入那儿教堂的人络绎不绝，在有些教堂的确能看到苏联出版的《圣经》。特别是市内各大教堂，大多修缮得富丽堂皇，尤其是2000年才又建成并重新开放的救世主大教堂，基本上是参照十月革命前的旧样子而来的，而且这儿特别存放了多种苏联时期出版的《圣经》；而红场的著名，并不仅在于它曾经是国际共运的“革命”中心，更在于同克里姆林宫相对应的圣瓦西里·波拉仁内大教堂——著名史学家亚历山大·拉辛的著作《俄国古代和当今存在的修道院和重要教堂历史记载全书》（1852）说，16世纪这座教堂就已经蜚声整个（俄）罗斯和欧洲了。
不只是基督教传统得到了延续，即使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人在最近十多年与俄国打了两场战争，并不断让恐怖主义活动升级，伊斯兰教在俄国同样受到重视，喀山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国的伊斯兰教博物馆（МузейИслама）。
其实，在俄国，只要有人烟之处，除了能感受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于罗斯—俄罗斯历经千年磨难而不断焕发出新魅力、体验到宗教在“革命”氛围中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之外，还能时刻触摸到俄罗斯社会构成中的各方面“传统”。
说到俄国文化传统，最直观的当属俄国的城市建筑。在莫斯科，从国立莫斯科语言大学沿着著名的别列契斯捷恩科大街通往红场只需要步行30分钟左右，可是这条大街两旁很多建筑仿佛似曾相识。原来这是国内见不到的“另类”文字曾记录过的，如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神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1885—1942），给他的叔叔、俄国杰出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所写的传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生活和创作发展》（1922—1923），或者苏联哲学家洛谢夫的未完成之作《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时代》（1990），分别记录了这条通往莫斯科大学老校园的街景，在今天仍旧清晰可辨。其实，远不只是这条街没有因为俄国历史动荡而变得面目全非，相反，整个莫斯科的建筑都保留着历史风采。对照著名的史学家和建筑家A.马林诺夫斯基的《莫斯科评论》（1992）、水彩画册《老莫斯科游览》（1996）、B.基廖罗夫斯基的《莫斯科和莫斯科人》（2003）、H.莫列娃的《莫斯科——首都》（2003）等文字、图片，我们看到历经多少次战火、意外火灾，莫斯科的建筑、市容，大多能依据传统而得到重建。正因为这样的传统力量，苏联也未能破坏帝俄的莫斯科风采，而颠覆苏联的俄联邦同样没有改变苏联的莫斯科——外交部、莫斯科大学主楼、乌克兰饭店等斯大林式的8大建筑，继续成为莫斯科引以为荣的景观。特别值得说的是，我们今天能看到500年前建的克里姆林宫：1480年伊凡三世完成了推翻鞑靼统治、统一罗斯的大业，以双头鹰标志作为国徽，自诩“全罗斯大公”，将罗斯定位为东正教的都国、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还把克里姆林宫视为实现重建国家的宏伟理想之基础，并于1485年开始对克里姆林宫的大规模扩建。工程遵从历史演变格局，历时15年之久修建成功——总面积27.5公顷，城墙总长2 235米，高度依地形不同和防御需要为5—19米、宽3.5—6.5米不等，间隔建立18座塔楼，基本材料为红砖。虽历经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的磨难、十月革命期间临时政府军和布尔什维克部队为争夺克里姆林宫曾持续多日的军事冲突（全俄宗教会议出面调停，双方很快终止），但克里姆林宫的城墙、造型各异的塔楼、雄伟壮观的教堂和钟楼等仍旧如初。
莫斯科建筑是这样有历史感，后来去圣彼得堡、普希金城、诺夫格诺德、雅罗斯拉夫、下诺戈罗德、喀山等，发现各个城市建筑同样保持着俄国历史风范：绝大多数重要城市中心总有自己古老的克里姆林宫，有自己历史悠久的步行街，即便是由伏尔加格勒改称斯大林格勒，也没有推翻历史建筑，而重回伏尔加格勒之名后，也未发现它消磨掉了斯大林的风格。
其实，穿行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或其他市镇，能随时闻到穿越时代的教堂香火、能随地看到经历战火或制度更迭而不变的俄式建筑，还会一不小心就碰到各种纪念碑或博物馆。说到博物馆，起初我从莫斯科旅游手册上得知，这儿有150余座。我以为，那是装模做样的纪念馆，纯粹是莫斯科人为了介绍莫斯科，故意添列的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因而压根就没把看博物馆当一回事。一个意外彻底改变了我：一天上午，偶然发现自己住处旁边就是托尔斯泰街，沿着这条街随意散步，居然发现了国立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便买了5卢布门票进去，准备随便看看，一会儿回食堂吃午饭。没想到，一看就是3个多小时。我为这座1920年就改建而成的博物馆所震撼了（其实，1911年作家之妻C.托尔斯泰雅已经把这座庄园转让给莫斯科市政管理机关，当做托尔斯泰读者的图书馆）！这儿收藏的丰富文物和史料，生动地告诉了我很多很多：这个面积比一个足球场略小的庄园坐落在高大的白桦树林里（居然在1812年战火中劫后余生），1882年由托尔斯泰购得，此后直到1901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居住于此。这儿很快便成为俄国知识分子经常聚会之所，契诃夫、高尔基、列宾、剧作家A.奥斯特洛夫斯基、史学家科留切夫斯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和里姆斯基—科萨可夫等名流多次来这儿拜访托尔斯泰——我从中感受了中年的托尔斯泰和俄国知识界的密切关系；看到包括《我信仰什么》、《伊凡·伊里奇之死》、《复活》、《教育的果实》、《哈吉·穆拉特》、《什么是艺术》等名作的手稿，仿佛置身于作家的创作情景之中；还有机会亲耳听到了托尔斯泰当年和来访客人谈话的录音；尽心品味列宾所画的托尔斯泰肖像、托尔斯泰的日记手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做梦也没想到，居然和大师作邻居——相距不足5分钟散步路！（这种激动心情，促使我几天后去了位于克鲁泡特金地铁站附近的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该馆也是苏联政府很重视的文化遗产，如二战到来之际的1939年8月2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决议文，决定战时要加强保护托尔斯泰生平创作和生活的文献。
那天一回到宿舍我就兴奋地告诉同学们，第二天又带着同学来访问。此后，观看俄国博物馆成了我留学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访学、上课相当，而在这方面的收获常常超过上课和在图书馆看书，博物馆对我的触动有时是上课和看书所不能企及的。
我曾久久地徜徉于红场上的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1872年创建），困惑苏联时代为何能如此热衷于搜集整理帝俄时代的种种历史文献，布斯拉耶夫（1818—1897）等帝俄时代学者所确立的建构俄国历史方案，在苏联时代的博物馆还能得到一定程度地采用。在红场附近的列宁博物馆（1924年创建），我看到的是，苏联所设计的列宁形象在俄联邦保留如初。碰巧，我在观看时遇到莫斯科一群中学生来此上历史课，我很好奇地询问领队老师：“苏联过去了，这个博物馆还坚守着苏联的列宁，您该怎么让学生理解历史呢？”她回答说：“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涂改历史。”而在文字上，1991—1993、1998—2000年间，俄国曾为列宁和列宁博物馆如何存在有过激烈争论，而且争论之后，列宁在媒体上的影响力也的确日渐降低。在特维尔大街上的革命博物馆（1917年3月创建）里，我看到的是“革命”外延在扩大、内涵变得有弹性，这儿就成了20世纪俄国政党政治历史博物馆，苏维埃“革命”成为俄国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合法”政治行为，而叶利钦炮打议会大楼（俄国人俗称白宫）的文件和实物（包括被打坏的门窗），则显示出另一种“革命”的合法性……萨拉托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伏尔加格勒的卫国战争博物馆、彼得堡附近的拉多加湖二战博物馆等诉说的“革命”、“战争”，普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忆——尽管“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但这儿没有涂改历史，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苏联人怎样确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义，也能看到后来被苏联批判得体无完肤的斯大林、日丹诺夫在二战中的具体贡献。
其实，更让我觉得亲切的是各种文学艺术博物馆。我常常疑惑经典作家作品在文学艺术史上是如何被确认下来的。可是这类问题在俄国几乎是不存在的：特列加科夫艺术画廊于1856年建成开放，它收藏11—17世纪罗斯—俄罗斯圣像、装饰性宗教雕塑和实用性宗教艺术品，18世纪列维茨基、舒宾、波罗维科夫斯基、尼基京、维什尼亚科夫等大批艺术家的真作，“黄金时代”（19世纪初）的C.谢德林的《月夜下的那不勒斯》、K.布留洛夫的《祖母与孙女做着同一个梦》和《庞贝城的末日》等杰作，也陈列其中。更重要的是，当时就收藏了19世纪中后期的列宾、卡拉姆斯科伊、苏里科夫、波列诺夫、什希金、弗鲁别里、涅斯捷诺夫、科罗温兄弟等人之作，并逐渐添加了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画家的作品。而历史证明，所收画家及其作品，在今天看来，的确称得上是世界经典艺术家之作。更有说服力的是，特列佳科夫艺术画廊分馆“20世纪俄罗斯艺术博物馆”，进一步详细地展示百年来俄国民众审美如何与意识形态融合、又如何超越意识形态，所以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之《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散步》（1938）、尤里·皮缅诺夫的《新莫斯科》（1937）和亚历山大·拉科吉诺夫的《来自前线的信》（1947）等，成了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的代表作——没有随着意识形态更迭而撤换这些作品。和特列加科夫艺术画廊一样，由尼古拉二世签署建立的彼得堡国立俄罗斯博物馆（1898年3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用历史眼光收藏俄罗斯绘画和雕塑史上的杰作，正因为如此，历经时代风雨，这儿的每件作品至今都可称得上是俄国艺术上的经典。由此，我也就不难理解，普希金在莫斯科的生活之所、斯拉夫派理论家和小说家阿克萨科夫家族寓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出生地和晚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寓所，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阿·托尔斯泰、安德列·别雷、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人在莫斯科生活的房子，在他们去世不久便开辟成国立文学博物馆，当时的俄国人就已经根据这些人的创作成果及其对时代的贡献方式，认定他们是经典作家，因而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动，经典的标准会改变。相反，苏联时代曾经得到过斯大林赞誉，或者获得过斯大林奖的一些作家，他们的寓所当时就无缘成为文学博物馆，后人也不去追加。正是这样的自动经典化过程，给一代代作家提供了感性的创作经验，给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审美历史依据，从而让俄国文学艺术发展看似具有审美的时代性、意识形态的阶段性，但本质上始终维系着特有的文化生命。
实际上，以博物馆的形式记住历史是俄国人的喜好。我原以为，十月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会抹去贵族的历史贡献，然而先后看了纪念大贵族作家C.T.阿克萨科夫的阿伯拉姆采夫庄园博物馆、纪念著名将军A.扎克列夫斯基等人的伊凡诺夫庄园博物馆、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柳比莫夫卡庄园博物馆、纪念巴拉丁斯基和邱特切夫等人的姆拉诺沃庄园博物馆、纪念谢列梅捷瓦的奥斯坦津诺庄园博物馆等，才知道苏联是认真铭记给俄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贵族的——苏维埃政府把不少贵族庄园继续保留下来，并作为庄园文化博物馆：能看到18世纪以来贵族阶层对“文明”的热衷，也能看到俄国物质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来自上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全俄这类贵族庄园博物馆要超过500座。
而且，这种喜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增添新内容。20世纪是科学繁荣昌盛的时代，所以全俄各大城市建立许多科学博物馆。如果你参观1907年10月由动物学家亚历山大·科特斯（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Котс，1880—1964）创立的国立达尔文博物馆，一定会在这座全欧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中感受到科学发展历程，不会轻易否定进化论。20世纪俄国人经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彰扬俄国人对这次大战的贡献，许多城市建立了卫国战争博物馆。我看了莫斯科或伏尔加格勒的卫国战争博物馆后懂得了，为什么俄国作家和艺术家那么热衷于二战题材的创作，为何“老战士”会成为俄国人生活中的专门概念。如果愿意，你还能看到俄国士兵博物馆——1990年代以来的两次车臣战争，让当代俄国人感受复杂、矛盾，于是民间人士发起建立纪念这场战争及牺牲的士兵博物馆。20世纪也是人们观念变化最大、生活方式巨变的世纪，有兴趣者可以去俄国模特博物馆（1993年创建，这儿汇集了百余年欧洲尤其是俄国人体审美观念、服饰变化）、地铁博物馆（1967年创建）、狩猎和捕鱼博物馆（1988年创建）、体育博物馆（1957年创建）、棋类博物馆（1988年创建）等。
有意味的是，热衷于经由博物馆而传承俄国历史，并不单单是体制性行为，而是俄国人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在莫斯科的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国立文学博物馆、国立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等，在彼得堡的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冬宫博物馆、夏宫博物馆、缅什科夫庄园博物馆、皇村博物馆等，在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等，常常会遇到中小学生或大学生来博物馆上课，并被告知所有国立博物馆对俄国学生免费开放、对俄国成人实行很低廉的优惠价，并且这种国民待遇是以法律形式保证下来的。甚至在冷战时代，总量超出10万件并囊括了整个西方绘画和雕塑史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1912年5月启用），也没有停止开放。而且，这样的历史记忆，除了制度化、惯例化之外，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上文提及的伊凡诺夫，是退休副教授，研究俄国基督教堂历史问题。我们是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相识的，此后随着该馆修缮闭馆，我就在他提示下转到国立历史图书馆继续研修我的课题。他很穷，穷到每天直接让我请他吃午餐。可是，就是这个伊凡诺夫，居然每天去图书馆继续他的研究——没有课题费、成果出版困难，并且和我谈及研究赫鲁晓夫时期东正教堂恢复问题时，滔滔不绝、满怀热诚，毫无贫穷的窘相。同样，每每访问一个个博物馆后，我总要询问工作人员，得知他们普遍收入很低，但无不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遇到一位叫娜达莎的70岁老太太，问及她这么高龄还何以继续在博物馆工作，回答很简单，“热爱。这是我对俄国文化所能做的工作”。看到我赞许的目光，她自豪地让我手扶着那辆英国人送给托尔斯泰的大自行车拍照留念。其实，这也是一种传统，早在19世纪末，特列加科夫艺术画廊里的一批艺术家，放下自己的创作，去复制俄罗斯国家艺术博物馆里的原作；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能够创建、扩展，也同样受益于不少文化收藏家、艺术家自觉捐献手中的珍品，而不是去拍卖。
诸如此类，让我看到了俄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想象，是与重视对历史的记忆、热衷于文化守成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因为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才有可能转化成历史的积淀，从而使得苏联宣布解体前后，俄联邦各州和自治共和国的市民与村民能照常生活着，莫斯科、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等各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没有根本改变，正巧是演出季节的艺术活动也未停止；甚至这么多年来，俄国人遭遇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种种后遗症，经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冲击，经历了国内车臣战争及其后续的种种恐怖主义事件，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政治动荡也没有最终消除，社会主义时代的优越性（包括种种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日趋减少、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却在增加（如失业率居高不下），警察权力没有随着民主制的普及和深入而有所减弱……但居民的俄罗斯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被破坏。
亲身感受俄国，我才体味到在俄罗斯人对俄国的想象中，包含着刻骨铭心的民族文化传统基因，也让我对俄国的“革命”或“保守”疑惑不已：俄国人用文字表达对历史的记忆，与用物化形式叙述历史，何以有这么大差异？是因为俄语本身有太大的弹性之局限、博物馆则具有必需的刚性，还是因为使用文字的知识分子与使用物质材料的知识分子，在认识俄国历史方面有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