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要有一定的环境，好的环境有利于做学问。治学的环境主要是指学者所处的单位环境，即服务机构的人文环境，当然也有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但我这里要谈的是治学的地理位置，也就学者所在城市的地理方位问题。
世界各国的体制不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京城与外地在学术资源方面差异颇大。不仅政府机构，而且重要的出版社和主要文化机构等都高度集中在首都，在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方治学，就会有诸多不便之处。在分权国家，地处边远地区的大学与在大都市的大学差别较小，地理位置对治学的影响就较小。
在大学为象牙塔的传统社会，大学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差别较小。在大学逐渐走入社会的中心、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现代，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就会有诸多不利之处。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说法。古代京师在辇毂之下，万方辐辏，人文荟萃，容易获得各种资源、人脉和信息。而在远离京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与在天子脚下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唐代进士科举实行人治与法制并举、考试与推荐结合的取士办法。因此，只要想应进士科入仕，就必须造请权要，或与先辈名人往还，以获得推荐的机会。中唐科场注重举子平时的才学名声，主司在录取时往往要“采誉望”，即参考进士科举人的知名度，考虑舆论认为具有声誉的举子。举场中“激扬声价，谓之往还”。而所谓“往还”、“激扬声价”，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来回“炒名声”，扩大知名度。韩愈、欧阳詹等人都是到京城以后才有机会跟一些“先进”打交道，获得“通榜”和“公荐”的机会，结果才顺利进士及第。
即使是宋代科举取消推荐环节，完全以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以后，在京城待久了，也比较容易知道科场文风的变易，以及揣摩考官出题的偏好。尤其是第三场考“策问”，从唐宋到明清，历代科举都会出与国计民生现实相关的考题，在京城住上一段，便较可能了解时事，有利于“对策”。
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古今皆然。现代大学教师都要忙着申请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在政治经济中心，比较容易找到合作伙伴、获得大笔经费的课题。处在僻远的小地方，就近很难找到大的横向课题。尤其是当代社会科学类的学者，注重参与决策咨询，地处京城和省会就方便得多。至于“跑部钱进”之类的说法，反映的也是进京争取资源的现象。
现在做学问和出名也讲究地利之便，例如，在京城的学者上中央电视台的机会比其他地方的学者大得多。请在京的学者，既不需付差旅费，又不需要接待安排住宿，只需付个出租车费便可，学者也没有舟车劳顿。不是非请不可的话，何必舍近求远找外地的学者？
大都会往往是人文渊薮，有众多的同行学者可以切磋琢磨，声应气求、交流往还的机会大得多。即使是发表同样数量和相当质量的论著，在京城的学者获得的学术声望可能也要比其他地方的学者要大一些。
当然，一定意义上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要闪光。但在现代，即使是美酒，还要善于推销，还需有推销的机会。
与学者个人治学相关，大学办学的地理位置也是如此。大学所处不同的地理方位，其影响与利弊也有所不同。因为各种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往往在京城或省会举行，在非首都和省会办大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要增加许多。
1958年，在举国头脑发热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也“大跃进”，为了“赶美超英”，甚至提出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结果多在地区一级的县城所在地匆忙办起了师专，因为违背教育规律，到1960年以后又不得不下马。现在高等学校通常也是办在地级市以上的中心城市，个别在县级市办学的高校就有诸多的困难。地理位置的差异，久而久之就会在学校的办学实力上体现出来，如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很难引进，即使引进了也较可能又离开。
不过，另一方面，在大都市生存也不全是好事，也是利弊兼具。活动太多、机会太多，很难不为外物所动，结果为应付各种活动，成天忙碌慌乱，就很少整块时间，也较难静下心来治学。
而且，在交通便利和计算机互联网时代，治学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比如，在福建厦门岛南端我的住处，与从北京皇城根发送电子邮件到中国教育报社，时间上没有任何差距。
因此，关键还是在学者自身的把握，无论身处何地，都应以学术为业，静心治学。不必这山望那山高，否则永远是“我不在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原刊《中国教育报》2009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