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是大多数青少年学子都会有的愿望。然而，多少年来，大学之门是那么狭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上大学不过是藏存于心中的一个梦想。记得我在上山下乡期间，当白天在水田中长时间弯腰割稻的间歇抬头望着蓝天与青山的交接处的时候，当夜晚在牛棚之上的卧室里就着一灯如豆的光线读那时的禁书的时候，心中还不时会掠过一丝上大学的幻想。1977年冬，570万考生怀着兴奋的心情踏进考场，结果只有27.3万人如愿以偿，录取的比例是21∶1。所以我在那年考入厦门大学，感到特别幸运，因为当时考上大学的机会实在太小了。
然而，比起从前的读书人来，能有机会参加激烈的高考竞争就算不错了。近代以前，在东西方各国，接受高等教育都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中国古代有国子学、国子监，顾名思义，就是培养“国子”的机构，只有王公大臣的子孙才能入学，一般平民子弟是无法窥其堂奥的。即使到了近代大学兴起之后，高等教育主要还是培养社会的精英，大学生往往被称之为“天之骄子”。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试图使更多的大众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结果发现这不过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厢情愿。“文革”时期所谓的“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更是不着边际的空想。真正使高等教育走近中国广大民众，还是在经济大为发展、高教大为扩张的90年代以后。
在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传入以前，中国一般是以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的多少来衡量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的。1935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载有1931年度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主要各国之比较表。1931年中国人口4亿7000多万，有大专以上在校生44167名，每万人口中之大学生数近1人，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第19名（包括名次并列者在内，实际位居第27名），而排名第20（实际排名第28）的印度，1929年每万人口中仅有大学生0.3名，与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排名第一的美国，1931年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是73名，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当时中国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世界各国中排名还不算太后，每万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至少比印度高出许多。而今，印度的高等教育已先期进入大众化阶段。中国却因受日本侵华战争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适龄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反而低于印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中，当今中国必然要奋起直追，尽快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适龄人口基数很大，且城乡差别巨大，要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主要不是依靠多办传统大学，而应走多种形式办学的道路。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谈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1998年8月，在烟台召开的自学考试学术研讨会上，我也曾应邀作了题为《自学考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的专题报告。不过，高教学界对大众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谢作栩同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一书从介绍和辨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与理论入手，在进行美、英、日、韩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历程与现实基础，探讨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方向、体系结构、办学力量的构成与演变、规模扩张的速度和形态等方面的规律特征，以及实施对策。书中有不少内容颇具学术价值，如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介绍和剖析，在中国是较为全面和深入者。谢作栩同志作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主编，以往曾组织翻译过马丁·特罗有关大众化理论的经典论著在该刊发表。今年我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发现日本教育学界对马丁·特罗的理论相当了解。当日本高教学会会长天野郁夫教授将他与喜多村和之合译的马丁·特罗的代表著作《高学历社会的大学》赠予我时，才知道该书在1976年已译成日文了。而我们中国高教学界真对其理论了解深入者是不多的，谢作栩此书的出版，相信对我们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来龙去脉很有益处。作者用力甚勤，特别是书中大量数据的搜求和图表的制作，花了许多时间和心力，洵属难能可贵。在中国日益接近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的时候，此书的面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显的现实意义。
即使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大众大学”大为增加，处在高等学校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大学”永远还是少数，要想考入名牌大学一样需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想成为学术精英也必须作出比常人更为精深的研究。谢作栩博士一向潜心学问，虚心向学，作为同事，我在与其切磋琢磨之间也获益良多，这次忝列指导教师，协助潘懋元先生指导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实乃互相学习的过程。今见其学位论文充实成书，可喜可贺，特草此文，聊以为序。
（本文为谢作栩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序，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