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冲佑观论略——兼议道教与政治的关系
任现芝
诸君畅游武夷九曲者多先言“万年宫”：元代诗人王逸有诗《游武夷憩万年宫作》云：“九曲溪头泊画船，探幽特访武夷仙”；清初诗人庞垲《游武夷》诗中有云：“欲穷九曲水，先到万年宫”；稍后的钱澄之有诗《孟冬同无可禅师李磊英居士游武夷山》云：“武夷山下万年宫，九曲溪头一棹通”……个中缘由不难想象：万年宫位于武夷山九曲溪的一曲之畔，古代游者多从一曲逆流而上，万年宫自然是第一站。再者，古代无专业的导游人员，道人在这座道教仙山中算是主人，故泛舟游山者多由道人引路。作为道教宫观，万年宫占尽了地利与人和，因此成为武夷山最早的“宾馆”【41】。
其实，九曲溪景点的第一站并不是万年宫，而是万年宫不远处的问津亭。北宋宣和年间，李纲从江西入武夷时写了一首《趣真亭》：“烟霞深处一亭闲，石蹬萦纡紫翠间。但觉峰峦劳顾揖，不知身到武夷山。”这个“趣真亭”是宋代的叫法，意指进入仙境；明代改为“入佳亭”，取渐入佳境之意，与今天武夷宫内“渐入佳境”的牌坊意义相同而地点不同。清代方改名为问津亭，借“子路问津”之典故，综九曲古今发展之历史，言九曲渡口之大意。
“自问津亭沿溪而西里许，达山麓为冲佑观，武夷之都会也。”【42】冲佑观被称为“武夷之都会”，足见其盛况和地位。“冲佑观”即上述诸诗人所言之“万年宫”。除此之外，“会仙观”、“武夷宫”之类的指称亦同。从唐之“天宝殿”，到南唐之“会仙观”，到宋之“冲佑观”，到元之“冲佑万年宫”，到明之“冲元观”，清之“武夷宫”。宋代是其发展繁荣的巅峰，故本文以“冲佑观”为题，以彰其高誉。
冲佑观为何会有这么多名称和荣誉？历代统治者对冲佑观的发展是什么态度？冲佑观对武夷山道教信仰有什么影响？且容我们梳理冲佑观的历史变迁。
一、形成期：汉唐
日本早稻田大学收藏的明徐表然辑录的《武夷山名胜图绘》，在一曲诸胜之“冲佑万年宫”条目说“先名武夷观。汉设坛墠，唐始为屋”。
所谓“汉设坛墠”，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祀武夷君，用乾鱼，令祠官领之。”说的是西汉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年），武帝设坛用乾鱼祭祀武夷君的传说。祭祀对象是武夷君。《异仙录》记载始皇二年（前245年），有神仙降临山中，自称武夷君，当地部落就将此山叫做武夷山以示崇敬；还有人说是“长寿之祖”彭祖有两个儿子叫彭武和彭夷，他们从彭城避难到此，筚路蓝缕开发此山……传说纷纭，武夷君究竟是谁，后世尚无定论。总之，武夷山的人们都奉武夷君为神仙，而今武夷山幔亭峰半山腰上棋盘一样的巨石则被称为“汉祀坛”。
所谓“唐始为屋”，据清人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四“敕封”：“唐天宝七载（748年），封天下名山大川，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一曲溪北旧有石刻记其事，后同亭湖陷，石陨水中），全山禁樵采。”这则敕封说的是唐玄宗封天下名山大川的史实。他十分崇尚道教信仰，于天宝年间遣使颜行之前往武夷山，封武夷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升真元化洞天”。他还在一曲洲渚间创建屋宇，祭祀武夷君，屋宇被称为“天宝殿”。
而所谓“先名武夷观”，则是说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和哥哥王潮跟着王绪起兵入闽，王绪因残暴引起兵变被杀，王审知则接受朝廷任命，做了闽王。在闽任职期间，他励精图治，保境安民，将武夷山的宫观增饰了一番，把天宝殿改为武夷观。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王延义为逃避王继鹏之祸而假装发疯，然后做了道士，在武夷山此观中修炼。
历史的长河静静地流淌，时空被悄悄地定格。从汉到唐五代，江山代有新主出，武夷山得到进一步开发，冲佑观的面貌也日新月异。道教形成于东汉，西汉时道教尚未形成，汉武帝没有建祠建观，只向山川星辰祭拜，是合理的，有朴素的自然崇拜意味。唐玄宗在洲渚间建天宝殿，冲佑观才初具规模，正印证了道教宫观在唐代形成定制。正因为是唐朝皇家敕建，后来王审知在闽任节度使的时候才对它悉心整修。这是皇家的福泽所致，也显示了王审知独具慧眼、高瞻远瞩之识见。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后期管理，天宝殿也许会像当初封名山时的记事石刻一样陨落水中或倾圮殆尽也未可知。
《武夷山志》卷之四“颁赐”：
南唐保大二年（944年）二月，敕建州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武夷观可改赐“会仙”为额，仍令所司日下准备木植，别择高爽清净去处，鼎新创造，照依降去格式，务要简朴。其山方圆一百二十里，与本观护荫，并禁采张捕，违者所司按法施行。
与此记载相关的史实是：南唐李良佐久慕武夷山之名，奏请皇兄入道武夷山，李璟封他为“演道冲和先生”，敕令观察使彭保廉等将建在洲渚间的武夷观，移建到一曲北岸之畔的“高爽清净”之处，下诏赐名为“会仙观”，并由御笔亲书。他还规定方圆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都归会仙观管理，禁止樵采渔捕。不止如此，李璟还特意在金陵铸造了千余斤的铜鼎，通过海运运送至闽，悬于汉祀亭侧。
李璟敕封是冲佑观成为钦定宫观的标志，汉唐时期武夷山道教的发展和宫观建设由此达到第一个高峰。【43】李璟的举措实际上是将武夷山风景区纳入以道观面目出现的皇家行政管辖之内。【44】当时的御史大夫张绍曾经撰写《会仙观铭》记载这一历史事件，被镌刻而置于观前。铭文回溯了南唐帝王的伟大功绩，渲染会仙观当时的盛况，其中有曰：
乃眷名山，追惟圣迹。内库颁金，元侯奉职。三境求规，五灵取则。跨谷弥冈，张霄架极。珠宫宝殿，璇台玉堂。凤翔高甍，龙转回廊。错落金碧，玲珑璧珰。云生林础，雷绕藩墙。七圣斯岩，三君如在。八景灵舆，九华神盖。清霄莫匹，明霜匪对。仿佛壶中，依稀物外。众真之宇，拟之无伦。会仙之额，名之惟新。
珠光宝气，龙凤呈祥，一派皇家气象；神君列位，壶中物外，一种道教信仰。帝王君权的威严有了道家神仙的传授，仿佛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就更堂皇而实至名归；道教的精神圣殿有了皇家的富贵装点，好像隐约出入于世间方外，也更现实而似无还有。“会仙之额，名之惟新”，武夷山道教信仰因此而更名正言顺，冲佑观的历史篇章也因此而崭新！
汉唐时期的冲佑观，经历了“汉祀台—天宝殿—武夷观—会仙观”这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初步形成了它作为“武夷之都会”所应有的基础实力和皇家荣誉。当时具体的建筑结构尚无未得到完全考证。只知那时观内就有清虚堂（李良佐坐化于此），附近曾有仙君庙在会真观之右（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而李良佐则被称为武夷山道教的开山之祖。董天工有《李良佐图赞》嘉其修行：“辞荣学道驻山阿，宫殿崔巍映碧波。夜听金钟声寂沥，昼诵《道德》五千多。武夷之荣，道家始之；道家之荣，斯人始之！”
二、发展繁荣期：宋元明
（一）宋代
宋朝是冲佑观得以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政治中心南移的南宋时期，可谓皇恩深泽武夷山。为嘉奖神仙对社稷百姓有功，北宋朝廷主要在冲佑观敕封真人。南宋时，除了敕封仙号之外，又频频遣使投送金龙玉简，帝王祭祀鲜有间断。
《武夷山志》卷之四“敕封”：“宋绍圣二年（1095年），祷雨武夷，获应，敕封显道真人。”
宋元符元年（1098年）敕门下：建安之境，武夷之巅，有真人焉。体道之无，以入于有，出而应世，屡将吉祥。朕想见仪容，不忘寤寐，天道因人而复显，圣名以实而始彰，褒宠高风，申加美称。建州武夷冲佑观显道真人武夷君宜加封为显道真君。故兹诰示，想宜知悉。
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敕封魏王子骞为冲妙真人，孙卓灵应真人，张湛显应真人，刘景嘉应真人，赵元奇妙应真人，彭令昭冲应真人，顾思远静应真人，白石生善应真人，马鸣生惠应真人，胡氏仙普应夫人，鱼道超助应夫人，鱼道远顺应夫人，李氏仙慈应夫人。
宋端平元年（1234年），加封武夷君为显道普利真君。
宋端平元年（1234年），敕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护法正神潘遇……可特封通灵协济侯。
宋嘉熙二年（1238年），加封潘遇为通灵协济妙感侯。
宋嘉熙二年（1238年），敕：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冲妙真人魏王子骞等有功于国，利济斯民。……宜加封魏王子骞冲妙孚惠真君，其余孙绰等加封真君，胡氏加封元君。【45】
从董天工《武夷山志》的上述记载可以发现：北宋绍圣到元符年间，朝廷敕封的对象只有武夷君，敕封的名号先是显道真人，后是显道真君。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朝廷敕封的对象扩大到魏王子骞，以及孙卓、张湛、刘景嘉等都在真人之列，甚至胡氏、鱼道超、鱼道远等女性也一同被封为普应夫人、助应夫人、顺应夫人等，充分体现了道教阴阳互补、男女平等的思想，道教的神仙体系初步建立。端平、嘉熙年间，朝廷将冲佑观的很多大神加封真君，小神封侯。宋朝皇帝虔诚奉道，北宋天圣年间选定全国十大洞天为投送金龙玉简之处，武夷山在十大洞天之外的三十六小洞天，也被选作投送处之一，可谓破例获得了殊荣。自从北宋皇帝开了在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的先例，随后的皇帝也沿袭前例，总计多达20多次。南宋嘉熙元年那一次，就把灵宝道场设在冲佑观。当时的金龙玉简原文到明代的谢肇制时还得见，现在保存在《武夷山志》中。
词人柳永曾作《巫山一段云》咏颂金龙玉简的投送。词的第二阙云：
琪树罗三殿，金龙抱九关。上清真籍总群仙，朝拜五云间。昨夜紫微诏下，急唤天书使者。今赍瑶检降彤霞，重到汉皇家。
开头描写祭祀场地装点辉煌：琪树拱卫着三殿，金龙盘绕着九关，点明此次祭祀的祭坛所在地。通常，武夷山大王峰投龙洞是投送金龙玉简的胜地，而当时的三清殿所在地当然指的是冲佑观。“上清真籍总群仙，朝拜五云间”，拜的是上清显道真君武夷君。结尾说使者“重到汉皇家”，追溯到一千一百年前汉武帝设坛祭祀武夷君，文化历史感顿生。
神仙显灵，朝廷敕封；恩重泽广，真君显道。政治和宗教形成密切联系的时候，往往政治统治更稳固，宗教发展更繁荣。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佛道两教的思想纳入儒家学说之中，发展了‘神道设教'，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质上讲的是天道人道的一致”【46】。宋朝正是如此，武夷山道教的发展便是一例。冲佑观的发展在宋朝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达到了最高峰，首先体现在众神灵的归位和完备，其次体现在宫观规模的扩大、实力的提升和影响的加强。宋朝皇权眷顾，田产、钱财也随之而来：北宋真宗赐田百斛；哲宗元符元年就一次赐钱80万，田10顷；南宋绍兴、绍定间，“赐田增修、“蠲免粮差”……当时冲佑观的经济实力为武夷山之最，不可小觑。
（二）元代
元泰定五年（1328年），冲佑观改名为“万年宫”，表明了元统治者延续万年的美好愿望。恩格斯曾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反杜林论》）诚然，蒙古人在地理上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文明和文化上却是被征服者，表现之一就是当时实行的民族和文化政策：宗教兼容而无专宠。相对于宋朝对道教的信奉和支持，道教在元朝却是受委屈的，武夷山道教的发展也由轰轰烈烈变为潜滋暗长。冲佑观的待遇此时虽比不上宋朝时候，名称上却晋级了。
“道教产生于民间、山野，洞、堂、舍、治、石室、草屋，是其‘初置'时的建筑物。当道教被改造成皇家道教之后，朝廷里的宫、观也就成为专有建筑了。……道教的方士们，利用阕观、宫观、观台、台榭请神、迎神，这些本来是天子诸侯的宫殿、或由天子诸侯为方士们专门修建。”【47】一般认为，民间所建的为“庙”、“观”，帝王册封或敕建的为“宫”，但很多字典词典并未对“宫”、“观”并未作严格区分。《古汉语字典》将“观”解释为“道教庙宇”；“宗庙或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建筑物”。可见“观”的级别是比不上“宫”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研究员丘理真老先生说：“道教建筑中，小者为观，大者为宫。”现今武夷山景区冲佑观一带的旅游景点即被纳入“武夷宫”的范畴。他还从道教仙山的角度揭秘武夷山的风景布局，将一张普通的《武夷山风景导游图》整合为内藏玄机《武夷山水万年宫》！【48】“万年宫”这一称号断非普通道教宫观可匹配的，所以说元代的冲佑观级别上要优于宋代。由南唐至宋的帝王，在经济政治上对冲佑观给予了充分的保障，促进武夷山道教的实质性的纵深发展；而元代统治者则在形式上更进一步，在冲佑观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开拓性的一笔。
也许是元代的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宗教政策所致，也许是元代统治者的美好愿望与文人的理想有些契合或共鸣，“万年宫”这一名称频频见诸诗文中，从元朝直到明清。元代，五律有刘侃的《谒万年宫》等，七律有马皋的《万年宫望幔亭》、杜本的《读虞伯生万年宫碑记》【49】等，长律有邓生的《泛舟九曲，还憩万年宫有作》、陈显曾的《谒万年宫》等。明代，“闽中十子”中的蓝智有七律《宿万年宫》【50】等。万年宫在元末遭受火灾，又遇兵燹，颓败不堪。后屡有修复，但已大不如从前。直到嘉靖五年（1526年），提点詹本初主持大规模修复扩建，才得以焕然一新。欧阳清撰文《重修冲佑万年宫记》为述。“本初遂挥金与谷，命徒孙王廷德、张廷安分理。丙午岁，不惟游憩者得以止宿，而朝夕祝禧之举，众亦乐有所资矣！”重修万年宫，对武夷山游客住宿和当地人祷祝祭祀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清人董天工在冲佑观夜宿时，不禁吟出“家住平川九曲终，顺流溯邸万年宫”的诗句。“万年宫”这一名称对文人的潜移默化，可谓久远矣。
万年之宫，万里恢弘，万代统治，万世瞩目。时至今日，热爱武夷山者，如丘老之辈，仍然忍不住惊呼“万年宫”。向往如斯，爱慕如斯，我们也不禁为“万年宫”所饱含的美好理想和情感激流所征服。事实上，明初万年宫就被改为“冲元观”，詹本初修建之后又易名为“冲佑万年宫”。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御赐《道藏》时下的敕谕中却仍称之为“冲佑观”，而不是“冲元观”或“冲佑万年宫”。如此说来，元统治者的美好愿望、文人的理想都挡不住后人的自觉选择。
（三）明代
有明一代，统治者以刘伯温所改造的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道教影响有所减弱。武夷山冲佑观的官方支持力度虽比不上有宋一代，也还算圣眷绵延。武夷山道教的发展也没有因为失宠于帝王而萎靡，反而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另辟蹊径。元末兵燹灾乱之后，冲佑观几度颓废，几度修葺，曲折向前。直到嘉靖年间，在此任职的官员和道士们不惜人力和巨资来修复重建，历时两年，扩建了多处建筑，使冲佑观成为“名山巨构”，举世瞩目。
明制：每岁八月十五日，崇安县官先日具牲醴，诣武夷山冲佑观，斋宿致祭。祝曰：惟乾坤镇南纪，赞化效灵。由汉迄今，祀典有常。尚飨。【51】
崇安县人每年的八月十五日都会到冲佑观斋戒祭祀，祈祷全县河清海晏、乾坤安泰。难能可贵的是这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可见其重要意义。据元末至明正统、嘉靖初这段时间冲佑观兴废的情形来推断，这种祭祀不会很隆重，甚至流于形式罢了。倒是观内的道士们虔诚得多：“每岁中秋日，羽流建醮，仰祝圣寿灵长，舆图巩固，民物乂安，山川共处。”【52】冲佑观这种尴尬的境地改变于詹本初的修复重建之功，昙花重现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神宗御赐《道藏》之举（时有碑记在冲佑观，后不存）：
明万历三十年五月，皇帝敕谕武夷山冲佑观住持及道众人等：朕惟《道藏》一书，乃黄帝老子以来诸高士名流元言法旨，大较以清净慈简为宗。朕自冲昧，承祀洪基，迄今三十祀，天下和平，臣民乐业，实皆天眷祖德所致，足征灵通妙应之机……我祖宗设立道录一司，专领是教，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常命摹印全经，颁布天下。朕既序之简端，跋之篇末矣。……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凡尔羽流，其焚香讽诵，信受奉行，为国祝禧，为民解罪，洁严顶礼，永远尊藏，不许亵玩损失，特赐护敕通知。钦哉！故谕。【53】
《道藏》乃道教经书之总集。唐玄宗时就派人搜访编纂，宋金元各代皆有编纂，宋徽宗政和年间全版刊行。明代派专人修纂，非京城或天下名观是没有资格收藏的。冲佑观得以跻身其中，何其荣幸！“凡尔羽流，其焚香讽诵，信受奉行，为国祝禧，为民解罪，洁严顶礼，永远尊藏，不许亵玩损失，特赐护敕通知。”毫无疑问，《道藏》成了冲佑观的镇观之宝，他们在正殿三清殿“香案前竖石碑，刻‘明颁道藏，敕神座'，左右两巨柜，封贮全藏”【54】。后之览者络绎不绝。
明御赐《道藏》，宋投金龙玉简，对于冲佑观来说，同样是皇恩浩荡，却有不同的内蕴。首先，武夷山的道士敷衍神话，将宋代皇帝说成是“武夷仙灵瑞世降为人主”，神仙和皇帝是一家人，一家亲。明神宗颁赐《道藏》明文晓谕道士们“焚香讽诵”“洁严顶礼”“永远尊藏，不许亵玩损失”，带有明显的严令色彩。他是要冲佑观的道士们安心研习经书，努力修行，“为国祝禧，为民解罪”。其次，宋统治者是道教的首领，由神仙降而为人主，是道教信条的执行者；明统治者则凌驾于道教之上，道教的一切都要服从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后者才是封建社会中实质意义上的“神道设教”。武夷山道教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各种流派及方术盛行，如杂占、辟谷、符咒、内丹、外丹、气功等；建筑规模不断扩大，时人称之为“武夷宫”，尔后又演变成所在地的地名。【55】
发展繁荣期的冲佑观，有必要关注一下它的建筑布局。
宫观的建筑格式，从现有资料看，大约有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靖”和“治”；二是以“天尊殿”为中心的宫观建筑格式；三是至今仍存以“三清殿”为中心的宫观建筑格式。【56】武夷山道教建筑多数采用第三种建筑格式。从建筑布局上来说，“道教宫观建筑规模虽有大小，但格式大致相差无几：前有门，入门为中庭，继为堂（即殿），堂后是寝居处。或者旁有廊庑，后有园池，廊之两侧，分别建屋。”【57】冲佑观的建筑布局大致属于后者。
明徐表然的笔写本《武夷山名胜图绘》较早地直接而系统地描绘了冲佑观的建筑布局：
嘉靖四年，复修建首门，匾曰“武夷山”，二门匾曰“升真玄化洞天门”。内稍北为望仙桥。桥北为三门，匾曰“敕赐冲佑万年宫”。三门内为汉祀亭，亭北为拜章台。台北为三清殿，殿后为宾云亭。亭后为玉皇阁，阁下祀十三仙。阁东有方池，清泉不溢不涸。阁后为法堂，堂后为方丈正殿立。
文中“嘉庆四年”应为“五年”，因为冲佑观嘉靖四年遭火灾，翌年才开始修复重建。
徐述之外，还有一些线索可循，如方彦寿《武夷山冲佑观》中提到詹本初鼎新扩建的有“玉皇阁、十三仙殿、三清殿、法堂、山门、两廊”等。但只知两廊、玉皇阁和十三仙殿，并不能确定两廊之外有没有什么，也不能确定玉皇阁和十三仙殿的布置情况。又，徐表然明确说“（宾云）亭后为玉皇阁，阁下祀十三仙”，表明十三仙殿和玉皇阁其实是一体的。董天工也说御书阁“在宾云亭后，藏历代诰敕。俗称玉皇阁，上供玉皇，下祀十三仙”。至少清代是一体的。其他不明布局的院、堂，今列于此以记之：持正院、中和院、清隐院、止（徐本误，应为“正”，据武夷山志点校本）善院、宾云院、存正院、静廉堂、橘隐堂、观妙堂、存心堂、观复堂、静隐堂、清虚堂、真隐堂、深静堂、岁寒轩、竹间轩等。明初因久颓废，冲佑观田产零落。“万历元年（1573年），邑侯朱公琏追复前田一千五百石，本宫立有复田祠（并记）。”前身是观复堂，在法堂左。宫之左右也有建筑簇拥。左有邹东郭祠（即大云寺故址）、王思质祠，皆万历年间建；右有万历间建的宗方城祠、徐臬司祠、四贤祠（祀赵清献公抃、胡文定公安国、刘文竫公子翚、朱文公熹），天启间建的三公祠（祀学使宗公臣、臬司徐公中行、学使葛公寅亮）。还有罗念庵祠、王阳明祠（以甘泉湛公、东郭邹公、荆川唐公配，匾曰“国朝理学四先生祠”，旧为金山寺故址）、文昌楼、龙井二（一在宫门前之左，其内方；一在宫门前之右，其内圆）。
当然，作图侧重点不同，难免有疏遗，笔写本或者印刷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清人董天工编《武夷山志》时在第五卷中收录了前人的冲佑观素描，并说冲佑观观内建筑“今皆倾圮，惟观右道房几所而已。然前志原图不可废也。谨重刊之，他日复兴，犹见前规云尔”。董天工保存的冲佑观图以子午线为中轴，左右对称。
董天工编的《武夷山志》是综合明代衷仲儒和徐表然、清代王复礼三个不同版本的志书而成。他说“前志原图不可废也”，不知“前志”所指为哪个版本？有王文成公祠，这是一条重要线索。“王文成公”指的是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阳明先生，曾在武夷山讲学。福建省情资料库中讲道：武夷山幔亭峰下西禅岩之麓和云窝各有一处王文成公祠来纪念他。幔亭峰下的祠堂年久倾颓，在王阳明六世孙王复礼的倡议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移至冲佑观前，崇安县令王梓撰有《重建王文成公祠记》。也就是说康熙四十八年之前冲佑观没有王文成公祠。而徐表然的《武夷名胜图绘》中在“宫之左右”的建筑中已列出该祠堂，二说冲突。其实，仔细观察《武夷山风景区导游图》就会发现，冲佑观和幔亭峰都在一曲，离得相当近，徐表然把幔亭峰下的王文成公祠说成是“宫之左右”的建筑，是完全合理的。又，董天工《武夷山志》中有这样记载：“王文成（公）祠凡三：一在一曲冲佑观西、金山寺麓，久废；今重建冲佑观头门内；一在五曲云窝右。”如此，再明白不过了：冲佑观西、金山寺麓指的就是幔亭峰下，冲佑观头门内的祠堂是康熙四十八年移建的。四种武夷山志书中，只有王复礼的是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时间上吻合。所以，董天工所说的“前志”是王复礼的《武夷九曲志》。
对比徐表然的冲佑观布局，首先，嘉靖时的首门及其“武夷山”牌匾已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渐入佳境”的牌坊。其次，明时的二门“升真元化洞天门”变为首门“洞天门”，三门已无存。汉祀亭和拜章台的位置也因明三门、清二门的变迁而发生了位移。第三，明时的“望仙桥”到清时成为“望仙楼”，明显扩建了。第四，明时玉皇阁之东有方池，清图没有注明。王复礼的图并不能说明清代冲佑观的变迁。顺治八年（1651年），冲佑观西廊垣外建了殷公祠，祀邑侯殷应寅，后颓废。总的来说，清康熙时冲佑观的概貌还是有的，只是局部有所改变。
三、式微期：清以后
明代不以道教思想为正统，中后期却也皇恩浩荡，武夷山道教还是有所复兴的。清王朝统治者信奉本族的藏传佛教，道教发展走不了高层路线，世俗化趋势很明显，武夷山冲佑观也深受影响，日渐衰微。道教源于民间，在清朝时又回归民间，多数以通俗的形式活跃在民众之中。【58】
和元朝蒙古人一样，清朝在文化上也是被征服者。康熙尊崇汉文化，敢于重用汉臣，以一代帝王之胸怀创造着清一代的盛世。康熙不信鬼神，但崇尚文化，他对武夷山的文化，尤其是朱子理学推崇有加。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御书“学达性天”匾额，颁赐宋儒朱熹，悬于五曲紫阳书院，至今犹存。皇帝对汉文化的推崇造福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也影响了一些官员。王梓在武夷山任职有年，看到前人建的先贤祠废多存少，就在武夷万年宫之右选址，合九曲诸贤，建了群贤祠。群贤祀宋元明二十九位理学贤士，既有朱熹、王守仁等通儒巨擘，也有熊禾、杜本、王思质等理学名人。在崇安百姓心目中，家祠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群贤祠一类的公祠是精神的圣殿、文化的载体。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此时的冲佑观已与其东的会真观【59】统称为“武夷宫”。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到建阳书坊刊刻《日知录》，顺游武夷，留下了《游武夷宫》一诗，诗云：“路接仙源步步幽，琼宫肃穆枕丹丘。荫浓万树深藏殿，翠扫诸峰半入楼。”诗中充满了一派宁静素雅的清幽心境，赏心悦目。正如此时的武夷宫，远离政治尘嚣，世俗而祥和。
民国时期，相对于全国大范围的战乱，武夷山显得安静了很多。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海，适于作战略后备区而不是战场。1937年，蒋鼎文在武夷宫为6100多阵亡将士建立“赣粤闽湘鄂剿匪东路军阵亡将士公墓”，蒋介石亲撰墓志铭。1940年夏天，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武夷宫筹建苏皖联立政治学院，把宫内41间屋舍改为办公厅、饭厅、男女宿舍。第二年秋，又改为苏皖联立技艺专科学校，顾祝同兼任学校主任和委员。这是武夷山高等教育的开始。战争年代，宫观不再是宫观，冲佑观只是武夷宫内可资利用的屋舍。
改革开放以来，应国内发展旅游业的需要，冲佑观由80年代的国际兰亭学院恢复了宫观建筑的本色。原冲佑观遗址被改建成了柳永纪念馆。匾为李锐题字“柳永纪念馆”，下方是怀素的草书“武夷宫”。馆内有纪念堂，上悬匾“一代词宗”，下悬匾“白衣卿相”。堂前有大石一（石上刻朱字），有浮雕二及雕像二构成场景图：左为《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的夫妻送别场景，右为妻子在家思念丈夫、丈夫在京远望的场景；堂后有柳永雕像，旁为碑记，曰：
公元二〇〇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立。
“白衣卿相”纪念堂外廊有十几根木柱，每根柱上都刻有对联，如“名场失利岂非才子词人，官运未通果是白衣卿相”、“曲雅文华婉约词情人钦仰，心高意远风流才调足称奇”等等。对联所言并不完全符合柳永，却足以看出有关的古今争议。这几幅对联是纪念馆的精髓所在。纪念堂的后墙的外面用宋体雕刻着柳永的《定风波》、《玉蝴蝶》、《竹马子》、《少年游》、《雨霖铃》、《夜半乐》、《蝶恋花》、《曲玉管》等词。
在柳永纪念馆外不起眼的右侧走廊，置有两块泛黄的石碑：一为“洞天仙府”，蓝色楷体字，款识是“大清乾隆元年秋八月”和“邑令新郑刘靖题并立石”；一为“华夏第一词人柳永”、“巫山一段云”，墨色。还有词二阕及评注：“《巫山一段云》系词牌名。此填词着力渲染武夷山奇绝的景致和诡谲的神话，将脍炙人口的‘幔亭招宴'更加升华和浪漫化。”此二石碑颜色陈旧泛黄，风蚀剥落痕迹明显，不似新成。
柳永是武夷山走出去的骄傲。他的真正故里是白水村，位于武夷梅溪上游鹅子峰下，并不在武夷山风景区。因词人的重要地位和景区的建设需要，才为他搬家至现在的柳永纪念馆。而白水村则因为远离集群景区，鲜有人至，显得有些寂寥，“没有柳永的故居，没有柳永的文字，没有柳永的后人，只有柳永曾经出走的土地和土地上两棵诗人亲手栽下的罗汉松”【60】。白水村寂寞如柳永，纪念馆却沾了武夷山旅游风景区的人气，十分热闹。
四、结语
从汉武帝设坛祭祀武夷君，到南唐李良佐入观修道，是冲佑观的形成期。随着统治者对道教的逐渐关注和信仰：武帝设坛、玄宗为殿，王审知为观，李璟赐额，武夷山道教有了真正的始祖，并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宋元明是冲佑观的发展繁荣期。宋朝以道卫教，皇权赋予的至高荣誉成就了冲佑观健全的神仙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元则使它在形式上晋级，由观到宫，美好的统治理想和后世文人的诗文传承形成共鸣。明朝是武夷山道教以其顽强生命力加强内修的时期，建筑布局的完善也使冲佑观达到了另外一种繁荣，堪称“名山巨构”。清以后，武夷山道教趋于世俗化，冲佑观的存在意义变得愈发现实，祠堂、校舍、纪念馆……冲佑观的沉没印证了武夷山乃至全国道教的式微。
从古到今，政治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政治深刻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宗教尤其如此。当统治者相信道教、依赖道教的时候，道教就走高层路线，高层也因此道教化，比如宋朝；当统治者忽略甚至打压道教的时候，道教需要自立自强去适应现实政治，统治者才会有所侧目，比如明清；当其他事物的发展走在道教前头且统治者不予以认可的时候，道教只能走民间路线，回归世俗，比如清末至今。
我们驱车至武夷宫门口，进去方觉其阔大。初无暇细览，待乘竹排从九曲至一曲，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其中武夷山自然博物馆、武夷山名人馆、柳永纪念馆、仿宋步行街和万春园诸胜已让我们目不暇接，武夷山茶文化陈列馆、闽越书画苑更来不及探访。武夷宫之大，果不虚传。印象很深刻的是主干道拐弯处有一尊徐霞客的汉白玉雕像，是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武夷山的三天考察而建。【61】所以说，武夷宫所承载的不只是冲佑观及其历史，更是古今相关的名人大事的汇集。对于武夷宫来说，这穿越时空的厚重，太需要后人去细细品味了。自然博物馆自然是深受小朋友和考察者的喜爱，名人馆壁画之“颂山名客、流寓名士、布衣名贤”中竟有我所喜欢的、鲜为人知的杜本，仿宋步行街和琳琅满目的纪念品令人流连，万春园的各种盆栽和石雕真是巧夺天工……
离开时，“渐入佳境”的牌坊依然壮观地立着。起初，我们带着憧憬来追寻饱经历史沧桑的冲佑观，满心期待；而今，崭新的柳永纪念馆取代了沧桑的冲佑观，憧憬不再。若不经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俞建安主任提醒，我们也不会注意到“柳永纪念馆”的大匾之后，竟然委屈地悬着一块小匾：“武夷宫”。专为它而来的我们，路过却险些错过，遑论步履匆匆的游客？这是对冲佑观的特殊保留，还是为了表明了纪念馆的“双重身份”？俞主任告诉我们说残存的还有一块刻有太极阴阳图的石头，躺在纪念馆院子的草丛里。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冲佑观的任何痕迹。柳永来了，冲佑观却没了。幸或不幸，时代主流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