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的石井书院
安海石井书院始建于宋嘉定四年（1211年），是晋江县规模较大的一座官办书院，历代以来，为“海滨邹鲁”培养出众多人才。虽遭战争动乱，几经废圮，却每因安海海港经济的复苏浴火重生，成为安海历史人文传承发展的象征。
《晋江县志》载：“石井书院在府城西南安平镇，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吏部朱松为镇官，与士人讲学。后其子熹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与父客耆士论说经义，镇人益劝于学。嘉定四年，镇官游绛白郡守邹应龙，建书院于镇西，如州县学之制，命通判朱在董其事。建大成殿、尊德堂。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绘二先生像于尊德堂，异室而祀焉。”石井书院的建立，实与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与其父朱松在安海的教化有关。
安海濒海，“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为市”，在宋代就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设“石井镇”。缘市内有口“石井”，“石盘作底，中泐一缝，泉自中出，清冽甘美，邻海不咸，人以为奇，故名石井，并以名镇。”
初创镇时，“以迪功郎任良臣监其税”，建有镇廨。朱熹之父朱松则于绍兴二年（1132年）夏来任镇官，家人随之到任，其时镇西北有书院曰“鳌头精舍”，朱松在“公事外，进民之秀者，教以义理之学，士向慕之”。至绍兴四年（1134年）任满离开，迁居建瓯。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其父卒时，他才14岁，遵父嘱师从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沖等人，学问渊博。18岁考中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22岁时授左迪功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他仕途不顺，多数时间是在地方任奉祠的闲职。得以在各地讲学，从事著作，教育学生。朱熹集历代儒家之大成，兼取佛、道思想，构建一个理学思想体系。以天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理生气，气生万物），天理体现在社会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礼乐刑政。人人必须遵行。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他加以集注的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自元、明至清代成为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标准典籍，其学说在国内外产生深刻的影响。
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不时要到泉州城办公事或访友，来回都从安海经过，常至镇上访问父亲过去的朋友，也像他的父亲朱松一样，向镇上的人讲学，鼓励向义勤学之风。故人们称誉安海为“二朱过化之地”。
朱熹卒后十多年，安海镇官游绛因百姓之请，报告泉州知州邹应龙，建议在安海镇西、镇廨东畔办一个书院，以纪念、发扬二朱的教化。邹应龙即批准安海“如州县学之制”建书院，并拨给公款40万钱助建，任命通判朱在亲董其事。朱在是朱熹的第三子，其时正在泉州任职。踊跃为建石井书院捐款资助的有“漕泊二使者”（市舶司官员）、“郡之二车”（指通判朱在）、“乡之秀民”（安海的民众），捐资总数达400万钱。工程自嘉定三年（1210年）冬开始，到嘉定五年（1212年）竣工。石井书院规制恢弘，面临海港，遥对三峰，有大成殿、尊德堂，尊德堂有前后两室，分别挂朱松、朱熹父子画像奉祀。大成殿“三门并峙”，西墙前面筑了一座杏坛；东墙左边有一间房子专门放置祭器。后面则建有四间书斋，分别名为“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周围有垣墙环护。建筑的余资就购买了一些学田，收租以供书院及教师日常经费。落成之时，中奉大夫、直院右史留元刚为撰《石井书院记》。自此，石井书院成为泉州最早创建的规模不下于府、县学的一处学塾。宋宝庆初（1225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曾将安海附近五个废寺的寺田拨给石井书院，以充学校经费。
在元代，石井书院仍继续开办。据《金门金砂二房张氏房谱》载，修谱人张廷芳之父张隆基（1310-1365年）曾任石井书院司纠，而其兄张德辅（1350-1363年）也曾到石井书院念书。张廷芳记：
先考八十七翁司纠公讳隆基，字邦立，号谦斋。生于元至大庚戌年六月二十六日戌时也。自幼珍重，不好戏弄，年十三，长若成人……年三十五，时常病危，家人忧之。先君曰：“人谓予夭，然予平生未尝一文过取于人者。”后病果愈。宪公常荐拔同安主簿，不赴。强之，遂受石井书院，聘为司纠。时从胡俗，旧典多废，与待宾黄裳、训导黄鉞，制深衣幅巾，议复释奠诸礼。文事济济，颇有助焉。石井即安海，去上方十五里。书院乃文公父朱韦斋□捡其地所作。后文公为同安主簿，亦尝过化。
……元末赋繁苛，民受其弊，先君率六班主首议助之，乡邑歌其便，目之义役。同安周山岁饥兵疫，流移者数百，先君大发己粟以赈之，使还其业。其租田贷息，虽有定议，然薄收则削，如其大熟，亦不增公费。羡余必明书以遗后，不沾恩于小惠，不避嫌于大节。惟正其义以尽其心。是以人畏其威而怀其德。又欲兴义学，方有意，未遂而殁。其所修创灵源精舍、梅溪新亭，休息行旅，虽因浮屠之旧，至今存爱而不忘。
……先君形色美髭髯，威仪可则，临事刚断，人莫敢犯。然而志存济物，务从宽厚，崇尚儒雅，而不为迂谬。安于时俗而多合性理，善因事入人，不立危言矫俗。如乡人岁会拜岳，则以其有思亲之想。如好盖造施舍，则以其有济众之心。至于浮华鄙靡之事，则绝不行。其题目簿书，则曰恒心务本之类；铭扁所居，则曰积善读书，循理择交；谨言之事，言不虚发……置家塾，延师业诸兄姐，男女异馆，学业无较，师亦不严，兄亦不怠。其处家不酷而严，略率如此。其所交游若吴志仲、李君锡、吴中山、僧平野之徒，虽各以其术见尚，卒从先君之风。若黄裳、蔡森源之徒辈，则团如也。时胡俗即久，华风变尽，独著二礼，朴衣习古礼，有所制造，唯尚质素，时亦有一二化之者。
殇兄九十五郎德辅，生而长素，未尝茹荤。聪慧能文，年十三尝试家事，先君怒曰：“人生十三见志。今汝三十亦徒尔。”出自石井书院，受学赋新诗，寓思稷以寄，召归，复以小过，母怒之，得暴病而卒，年十四……其师挽之，有曰：“岂知地下修文早，无复连床夜语时。”木兄生于至正庚寅年三月，卒于至正癸卯年八月廿□日也。初于石井从学，同游观石佛，登二佛肩，拍其□曰：“起，吾人至矣。”人笑其妄，及是凭井栏而嬉之，曰：“吾欲投井，即骑鲸上天。”遂以是夕暴卒，人始异之。
据资料可知，在元代，至少到元中晚期，石井书院还由官方主办，除山长，书院设有司纠、待宾、训导等教职，司其职者如张隆基等为地方上有名望的儒者，虽在“胡元乱俗”的形势下，学校里仍保持读书人的服饰，“深衣幅巾”，即穿上衣和下裳相连的衣服，用一幅绢束住头发。春秋要行陈列酒席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诸礼”。到书院就读的是十余岁的儿童，所学的课程有诗经等，间或还可以到附近景点出游。而且师生的关系颇为融洽。
据《安海志》有关记叙，石井书院至元末除明伦堂倒塌外，其大成殿左右书斋并神祠俱在。洪武年间，还先后安排陈惟白、刘绍祖在书院当了两任训导。至洪武十三年，缺了学官也没再委派，房屋破坏也没拨钱修葺，致使书院倒坠无存，结果就有附近的农民把原来的岑石、石鼓、墙基石搬掉，把屋基垦成耕地或盖屋筑墓。后国学生庄概等地方人士上告到郡县，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始拆屋平墓，清复石井书院地，知府徐源、推官柯汉主持重建中殿及门楼，仍塑朱松、朱熹父子像奉祀其中，殿东北建小山丛竹亭，西北为杏坛。但没有恢复书斋。
从碑记隐约可知，当时安海住居各姓都踊跃捐资，此外捐资者还有“北京富户”柯某，或为来安海经商之人。又有福全所千户蒋元启，因明代安海属于福全所守卫的范围，而千户蒋元启又是一个喜欢文墨的儒将，所以也捐俸助建书院。
明嘉靖庚寅（1530年），知县钱楩应乡民所请，出公帑及富民捐款重修大殿，仍在大殿祀奉文公即朱熹像，后堂祀韦斋公即朱松像；在殿西杏坛前架精舍及号房十余间为书房。后因空置用来出租为民居店铺，收房租以供祭祀费用。
嘉靖庚子年（1540年），省城督学田汝成竟私下答应将石井书院书房租费给安海庄姓子。廪生黄仰等起而争之，并上书巡按，反被杖责。但后因顾及众怒，不敢侵夺，“书院乃得复存”。
万历初张居正为相，尽废天下书院，让改为乡约所。在丙午年（1606年）“遂改其祠为通判驻镇馆，以杏坛改熊卢二公祠，小山丛竹为文昌阁，移杏坛于阁地之前。”时石井书院附近有豪富盖屋，竟侵夺书院范围内的土地。秀才黄汝为、苏琰等出头抗争，上告到知府窦子偁处，窦子偁亲临视察，勒还侵地，主持修复石井书院，复通判驻镇馆为晦翁朱先生祠。安海人、任翰林院编修黄汝良为撰《郡侯汝阴窦公德政碑》。
明清之交，繁荣可比省城的安海受战火摧残及迁界劫难，变为一片废墟。及复界之后，居民迁回，经济逐渐恢复，学校才得到重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晋江县令陈炎倡修，在石井书院原址建中堂三间，夹室三间，塑文公像祀之。继由蓝理出资筑拜亭及门阙廊庑。初具朱祠规模。
乾隆七年（1742年），安海士绅上呈泉州知府王廷诤，在中堂后再建一座启贤祠，以祭供韦斋公。
乾隆十四年（1749年），泉州府通判马璐因主持修安平桥来安海，提出，修桥利于渡人固然重要，办学校利于造就人才更是重要。于是众绅又捐资增创朱祠台门以及两庑，请来教师在朱祠教学，恢复其学校本色。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前祠历经数十年，柱梁剥蚀、砖石倾毁，由泉州府通判靳起柏主持重修。绅民踊跃输将，十日之间，捐资一千余两，自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兴工，至次年六月落成。庙貌修葺一新，并以余资置办几筵祭器。
嘉庆十九年（1814年），安海绅士黄仕葵、施继源、柯琮璜、黄元礼再倡大修一次。前明所塑朱文公像因清初迁界搬往泉城，寄放在承天寺内，当时即迎回同祀一龛。
石井书院一直办到清末，从晋江市博物馆收藏蔡家修抄录清末石井书院学生的功课看来，书院一直以四书五经为课材，教学生写八股文，为科举制度服务。1905年，清廷正式废科举兴新学，石井书院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07年2月，由安海开明士绅和华侨创办了养正小学，最初也是以石井书院作为校址，尔后再迁新址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石井书院的一种蜕变。
论起石井书院在历史上的贡献，就是促进当地文风鼎盛，培养出大批人才。清人柯琮璜《安海源流考》一段文字或可作为注脚：
至于人文之盛……明登进士者二十一人，登乡榜者七十一人。仕宦如黄瑗、张顒之廉能循良，苏称之仁政及民，颜容舒之正直不阿，伍铠、黄铸之居官无弊政，黄宪清之清廉大夫，黄志清之金玉君子；又如黄伯善、黄物备之文章词赋，伍凤章之楷法精美，卓冠一时；而最著者，遵岩王慎中理学文章，师法韩、欧，唐顺之称其为有明二百年来仅见，此其名啧啧于天下也。他若黄仰之平倭死难，旌谥义烈；伍民宪之代父死寇，旌表孝子；急公尚义，如柯实卿之造筑石城，保障乡闾，皆义烈之卓卓可考者也。迨及我朝，登科始于王命赓，发甲始于伍升；金墩黄虞稷则淹通子史，举博学宏词；其间如颜仪凤之书画，黄帝赉之隶书，王世浚之行草，黄燮之德孝文章，柯翼辉之苦学力作；佘克家之时文，闳中肆外；林聪之制艺，按部就班；伍大壮之规矩谨严，黄仕葵之研究精深，以及施开泰之作述济美，柯敦圃之湛深汉易，蔡桂之笔若游龙，林绍甫之聪明夙慧。地灵人杰，贤才辈出，后之接踵而起者，凤羽威仪，龙鳞栗翰。红杏留香，尽是探花之使；樱桃开宴，皆为夺锦之英。不诚泉南一人物之薮也哉！
郑成功的安平情结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南安石井人，先是在外闯荡，当海盗（亦盗亦商），后来受明廷招安，就把家安在泉南最繁荣的市镇安海（当时也称安平），着意经营，把安平变成他的大本营。如时人所记：“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九月，郑芝龙降于福建巡抚熊文灿，诏受防海游击，置地于安平，筑城开府其间。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亭榭楼台，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时安平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郑芝龙将生在日本的大儿子郑成功接回国，“时七岁，居安平，延师课读。取名森。”从此，郑成功与安海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郑成功因抗清战略的需要，“先将安平家资，尽移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坠其镇城。又传令安平与泉属士民，有愿从者，悉渡金厦两岛居住……”从1630年到1655年，郑成功都是以安平为家，在这里读书，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战斗。所以当郑成功在清顺治十八年（1655年）七月，打败荷兰人，攻取台南的“台湾街”时，就“名其街为安平镇”，就是为了纪念他生活过青少年时代的安海。
如《安平志》“风俗”所言，“安海濒海，山水之区，土田稀少，民业儒商，又经二朱先生过化，是以科第之盛，宋元于今……惟其文物之盛，故称海滨邹鲁。”一句话，安海是儒、商并盛的地方。郑成功在安海这些年头，安海不可能不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很明显，这儒、商之道，对于郑成功的一生影响极大。
郑成功自童年起即接受儒学教育，他曾自叙：“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十一岁时，塾师让他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制艺，即于此表达了对儒家圣贤的崇重：“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十五岁时，郑成功补县学生员，二十一岁时，进入国家为培养儒学人才设立的教育机构——南京国子监，师事当时最有名气的大儒钱谦益。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愤其父北降，痛其母惨死，携所着儒巾青衣，赴文庙哭而焚之，他“四拜先师，仰表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自作用。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这并非表明其背弃儒家之道，只是表示他弃文就武，举义抗清的决心。从他“四拜先师”，请求“先师昭鉴”的虔诚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儒教的忠诚一以贯之，没有动摇。
当郑成功拉起抗清队伍，建立政权之后，他的言行更证实他始终是笃诚的儒教信徒。
儒家虽“不语怪力乱神”，“敬神鬼而远之”，却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天命”决定人的命运。郑成功的言语行事多表现他的“天命”观，据郑成功部下杨英《先王实录》记载：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攻海澄，郑成功登台观敌，处于敌炮射程内，众将劝他退避，他执意不肯，说：“死生有命在天，虏炮如我何！”
顺治十一年，清廷遣郑成功之弟郑渡、郑荫来劝议和，郑成功对其弟曰：“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写信对清将佟国器劝降，以上天启示祸福来论时局：“更以清朝天时论之，数年河北人民半付水国，江南百姓多化魃鬼，河决地震，灾异非常，不啻春秋山崩川竭之征，适符胡元日食星变之惨，圣贤所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其言已明验矣……”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准备东征台湾，战前对诸将说：“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兵至澎湖阻风，郑成功勉励诸将：“冰坚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付我平定台湾，今夜开驾后，自然风恬浪静矣。”
郑成功的“天命”观，还影响到他的军事决策、军事行动。
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郑成功北上攻围温州，驻营城南高山古塔边，一日，同各镇在塔前设酒议事，会风雨大作，方宴毕，起送各镇归营，忽迅雷从塔前筵边奋起，烟黑震动，移时方散，打死本处民夫二名……是夜，藩出营边，闻民夫答话，此一老人云：“此亦天意有在，若犹宴聚不动，恐亦难矣。”藩闻语会意。次日，集各镇议改温州之围，亦以民夫“亦难”之语述之，随传令收军下船。
郑成功起兵不久，获一谶语：“鱿鱼死半途；同安血流沟；嘉禾断人种；安海成平埔。”起先“功怪其妄，不纳”，后来因献谶语的陈世胄（诨名鱿仙）“辞归，途次小盈岭，暴病而亡。功闻之，亦为之讶。至同安戮屠，血流沟渠，功颇信之。后踞厦门，凡有俘者，悉断其掌放归”，就是想用“断人掌”来代替、厌胜“断人种”之谶。
为对抗清兵，赢得大踏步的进退，郑成功曾拆毁闽南不少城垣。《龙溪县志》载：“顺治）十二年六月，堕漳州及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城，时郡城民居，无论大小俱拆毁，浮木石于厦门，所存者惟神庙寺观而已。”
顺治十五年五月，郑成功北伐之前重布军令，训诫将士：“尔提督、统领、镇营，劳征苦战十有余年，所为何事？总从报国救民起见，亦为勋名富贵、后来子孙计，况奸淫、焚掠等项皆造物所忌，为将者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不特为救民地，又是自家分内事耳。”“明有王法，幽有鬼责。”这些言行都表现郑成功对神鬼“宁可信其有”态度。
儒家提倡“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及“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的规范。郑成功是力行儒家道德的模范。
为表示对唐王朱聿键的知遇之恩，郑成功称：“臣受厚恩，义无反顾，以死捍陛下矣！”唐王死，他“设位令军民缟素，从浯洲入安平镇誓众曰：本藩乃明朝臣子，中兴将佐，投肝无地，冀诸英杰共申大义。”自此，他一直奉明正朔，顽强抗清，郑芝龙每劝他投降，他辄拒曰：“从来父教子忠，未闻以贰。”还表示：“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能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顺治八年（1651年），朱由榔在广东成立永历政权，调郑成功前去勤王。在后方军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不顾部将劝阻，坚持率师前往，他的解释是：“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调师，虽越山逾海，义当赴难，岂暇谋及身家？”
郑成功为效忠大明，与其父背道而驰，清廷屡以“父子大伦，慈孝天性”为由，责他“不计周全恩养”、“不知有父”。其实，郑成功对郑芝龙何尝忘怀？在与其弟郑渡信中，勉其“善事父母，厥尽孝道……各行其志，各尽其职。”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郑成功在台湾，得知其父在北京被杀害的消失后，“叱为妄传，中夜悲泣，居常郁悒。”
“仁”是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之一。战争年代，以征战斩伐作为夺取胜利的手段，同时为了养兵须向民间征集大量粮饷，势必形成军事集团与民众的尖锐矛盾，要遵行这个“仁”字绝非易事。郑成功在战争中颇能以“王者仁义之师”自律，约束军纪，尽量减少百姓的痛苦。他多次发布、重申禁令，要求部下“秋毫无犯”，“不准动人一草一木，有犯连罪”，“不准掳掠、奸淫妇女，不许擅毁居室”。对“逆派横行”的部将黄恺、匿藏妇女的副将胡雄等违犯者，不惜处以极刑以儆众。
儒家的三纲五常有规范社会道德的作用，也存在以精神铐镣禁锢人性的消极的一面，故自来有“以理杀人”的说法。持有虔诚道德观的郑成功，最终面对这一矛盾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郑成功复台后，其妻董氏、子郑经留守厦门，郑经原聘明兵部尚书唐显悦孙女为妻，感情不洽，在厦门任留守时，郑经私通其四弟的乳母陈氏生下一子，托言侍妾所生，向在台湾的郑成功报喜，郑成功喜得长孙，还赍送金锭花红给董氏及生子者，颁赏台湾诸将士。不久，唐显悦来信揭发，说“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赍赏。”且讽其“治家不正，安能治国”。郑成功大怒，令部将持令箭往厦门，点名要杀董夫人、郑经等人。厦门诸将拒命，并停发往台湾的船只。
《台湾外纪》载：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朔日，“成功偶感风寒，但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初八日，又登台观望，回书室冠带，请太祖祖训出。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一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抓其面而逝。”郑成功之所以愤懑，当然与时局不顺，将士离心有关，但明显郑经“乱伦”一事始终是他的心病。他反思自己一生遵循三纲五常，以“忠义自矢”，“以大义大信自持”，却因治家不严，有亏“圣教”，败坏一世英名。故曰“无颜见先帝于地下”。
其实，如果不是过于强调儒家礼法那一套，郑经私通陈氏的事完全不必上纲上线到“乱伦”的罪名，郑成功也不必在盛怒之下要杀董夫人、郑经，而引发父子之间的对抗。不言而喻，酿成这场悲剧的，正是郑成功一生信奉的儒教礼法。
再说安海商业文化对郑成功的影响。
安平商人有通商外洋的传统，在商言商，不耻言利；勇于开拓，不怕风险；对外开放，平等交往是其显著的特点。郑成功成长于安海，其父郑芝龙本为海商，被明廷招抚后仍以商业维持所拥有部队的给养。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中生活，耳濡目染，使他吸收了安平商业文化、商业知识。
安海型厝至今流传有“国姓姑”的说法，相传郑成功少年时期曾与型厝颜姓一富家子弟赌博，那富家子屡赌屡输，索性指着门前的石臼下注，赌与石臼等重的银两，不料又输了，家中的田宅都输给了郑成功，已无法翻本，然而心中不服，放话说：“有本事你就把田宅扛走。”郑成功一想也是，田园屋宅虽赢到手，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如何经管？于是他干脆让一个姐妹（或说是堂姐妹）嫁到型厝，将赢得的田园屋宅作为陪嫁送给她。郑成功的这位姐妹便成为型厝的巨富，因郑成功的关系，族人都称她为“国姓姑”。因此，人们都佩服少年郑成功的商业智慧。
郑成功起义抗清，当时闽南人民处于战乱之中，还要应付来自郑军、清军两方面的粮草的需索，经济相当困难。为了解决军饷这个大问题。郑成功重建海上通商的网络，派出商人潜入江浙等地，购买丝绸等出口物资，运到闽南，再组织出口至日本、东南亚，赢得大量资金来养军。顺治十三年由郑军降清的黄梧就说：“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货财，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郑军户官杨英也曾记录：“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据清廷查获五大商之曾定老所供：“万两，前往苏杭二州置买绫绸湖丝洋货，将货尽交伪国姓讫。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三四等日，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舍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讫。又十一月十一二等日，又就伍宇舍处领出银十万两，每两每月供利一分三厘。十三年四月内将银及湖丝缎匹等货搬运下海，折还母利银六万两，仍留四万两付定老等作本接济。”由此可见郑成功所建立的商业网络的巨大和严密。
郑成功北伐失败，困守金厦，虑诸岛难以久拒清军，恰有台湾通事何彬前来献图，劝攻台湾。当时郑军中多数将领持反对态度，或认为东征台湾与抗清背道而驰；或担忧荷兰人踞守的港口“水路险恶，炮台坚利”。郑成功独考虑金厦两岛地仄人穷，经济薄弱，不比台湾沃野千里，足以“暂寄军旅，养晦待时”，毅然亲率将士收复台湾。这种经济眼光，奋勇进取的精神，正是对安平商人勇于冲风突浪，开拓进取精神的发扬。
出于政治和国际贸易的需要，郑成功重视与外国人的交往。对打了败仗的荷兰人以诚相待，投降离开者，可以带走自己的财物，愿留者也答应对其保护，与华人同。对来厦门传教的罗马神父李科罗加以尊重，“延为幕宾，军国大事时咨问焉”。并派遣他任外交节使往吕宋劝入贡。对在台日本人以礼相待，“以鸡笼为商埠，许其侨住”，派部下以商船贩日本，购买日本的铜铸造铳炮、刀剑，铸永历钱。还造巨舶与海外交易，“凡中国诸货，海外之人皆仰给焉。”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历史证明，郑成功因得安海文化的哺育而成就其伟绩，安海镇也因郑成功这位民族英雄而增添其光彩。郑成功和安海，是史册上相互辉映的两个名字。
古镇千年慈善风
晋江安海临近海湾，早在唐宋时就有海外商舶出入，与民为市，成为泉州港的南港。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此设石井镇。历来为“货贿丛集，生齿繁伙”的商埠。
中国旧时重农抑商，每称经商为“末业”，视商人为“唯利是图”、“无商不奸”。然而安海一镇之人却爱群乐善，见义勇为，蔚然成为一种风尚。地方上的诸多公共建设，从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的营建、修葺，到安海文脉所系的石井书院兴办，千年古刹龙山寺的维护，以及平时恤孤助贫，扶危济困，多见出自安平商人的义举。
宋代，石井镇初建时，就有一个叫黄护的商人，捐巨资修建横跨海港，长达五华里的安平桥。《安海志》记：“黄护，宋代人，性厌獧浮，乐善好施。时安海之地，多贩鬻为生，东西两市竞利，往往相戕，榷税吏不能制。建炎庚戌，州请于朝，创石井镇，而以迪功郎任良臣监其税。欲辟廨所，量夺民居，人皆难之。公独曰：‘息贫风，补弊政，此善事可为也。’于是捐地建廨不吝。自尔俗化淳庞，人知礼让焉。绍兴八年，公又舍钱万缗，倡造安海西桥，厥功未竟而终。宋追赠晋江县尉。”其后，黄护之子黄逸又继承父志，完成桥功，成为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安平桥自明代以来屡经修葺。中亭的碑志显示，董其事者多为安海商绅，捐资者亦多为安海商家。如《安海志》“桥渡”记：“明永乐二年甲申（1404年）里人黄韦重修。天顺三年（1459年）梁圮，蔡阳生修。成化元年（1465年）复圮，里人蔡守辉、刘耿等重修。嘉靖辛卯壬辰间，水啮埭岸，知县山阴钱楩命里人黄文器、文鼎、元景、蔡克振等重修中亭作水汊。万历辛丑（1601年）中亭岁久风雨坏圮，同年西安里人颜嘉梧募缘重修。”正德间进士史于光也曾记里人蔡德“见东西二桥岁久倾圮，捐资倡新，行人利赖。”正因为热心公益者众，确如《晋江县志》“风俗志”所言：“人多好义，凡邑中兴建大事，及寻常施舍，家非富饶，亦耻为人后。”故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富可敌国的郑芝龙主持修安平桥水心亭时，就说：“独为君子不敢也，乃谋之商人吴寰宇、曾希止等，捐资以倡……”
清代，安平出现更多著名的慈善家。《安海志》记：“施世榜，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1697年）拔贡。乐善好施，于族姻闾里之贫者，周恤不倦。尝建敬圣亭于南门外以拾字纸。置田千亩充海东书院膏火。又捐资二百金修葺凤山文庙，捐社仓谷一千石。其在晋邑修理文庙及桥梁道路，凡百兴作，亦多襄助。”雍正五年（1727年）《重修安平西桥碑记》记他与安海人黄振辉等六人倡捐协力修桥之事，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修安平桥碑记》也记他“曾于雍正五年倡捐，与众同修此桥，又率都之人士再修于乾隆戊辰（1748年）之岁”，是年其子施士龄“独肩斯举”第三次修安平桥。又是一段父子修桥的佳话。
《安海志》载，颜思敬“好义急公，董修安海西桥、龙山寺、朱韦斋祠、石井书院及郡守高公拱乾、邑侯王公承祖功德祠，资费不敷，倾囊成之。复自捐园地，并倡捐购买山地数十亩，以广义冢。郡守马璐请于上宪赠匾。知县唐孝本及前后乡缙绅，各随事立石为记。”
清道光年间，安海创立了常年活动的慈善社团——安海育婴堂。始创者为倪人俊。倪人俊（1814-1861年）字子范，号慎守。倪氏祖居陈埭，分支龙塘。先世因经商，自龙塘迁居安海西河境，称安海倪氏汝庸房。曾祖“奔走于衣食，经商外洋，积有微赀，开建生理”。至其父兄时，已成为书香门第，倪人俊亦为晋江学增生，由团练功赏封修职郎。其“幼时天性恪真孝友而外，于师长亲友无不尽职”，“生平立身好善，见义必为。凡邻里乡党有饥荒、疾病，莫不出力倡首以济”，“排难解纷，倡捐赈济”。时因百姓普遍贫穷，又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溺女成风，每见野井山沟婴尸填满，惨绝人寰。倪人俊恻隐为怀，毅然以拯救难婴为己任，倡建安海育婴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邀集地方善士，各自出资办堂，半年接收女婴近百名，经费难以为继，以至典卖自家衣物来弥补。后遂“遍历通都大邑，穷至僻壤遐陬，普劝捐资充乳养费”，以至渡洋往海外新加坡、泗水、菲律宾一带向华侨筹募经费，“虽时逢扰攘，鸠捐维艰，而此心犹惓惓不置焉。”将收到捐款买街店出租，以租金充育婴经费。二十年间救养女孩数千人。本人毕生董理育婴堂事，任劳勇为，不顾科举前程，且无分毫代价。他去世后，安海人皆称他其“勤劳清慎，死而后已”。
倪人俊去世后，继董事者为蔡惟贤。蔡任多年之后去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公推倪人俊之子庠生倪孙濂任董事。倪孙濂继承父志，任职三十年，洁己从公，活女婴数千人。继之任董事者有王铭新、黄信万，又有地方乐善人士蔡尚远、张尚绵、黄年敬、黄日增、蒲益三等襄理，医士高标金、高烶础父子尽职看护。至1931年，安海育婴堂创立九十周年之际，累计收容女婴数达18000人。
清光绪十年（1884年），安海商人林瑞佑、林瑞岗兄弟倡建了著名的慈善社团明善堂。林氏兄弟祖上自西滨桂林迁安海西河境，早年家中贫困。林瑞佑“往厦十余年，始受佣于人，继而经营生意，行囊稍充，家渐立，诸子成立，阁奎辈精会计，偕叔经营外地，遂得创业垂统，营华屋，造丕基，而家大丰足矣。公然不以富为骄奢，仍勤而朴素，惟行义举不惜重赀。造桥修路，倡新龙山禅寺，重建西滨祠堂。恤孤怜寡，济困扶危，种种善行，难以枚举。”而林瑞岗“六岁失恃，从父谋生于厦门，少时颇窘，父殁时年二十有余，经商吕宋、上海等处，积赀十余万缗。住上海凡二十年，至四十五岁挈眷回乡倡修小宗，在陈江营治坟墓。建立生业，增修屋宇，遂不复远游焉。生平好行善，屡蒙朝廷奖赏。初在上海时董事于果育堂，同治七年（1868年）由监生捐给同知衔。光绪二年（1876年）福州水灾，捐银三千元，蒙加奖运同衔并请诰赠二代俱从三品。光绪三年，刑部主事黄贻楫劝赈京畿，即捐银壹千两，会事毕，转充资善堂工程经费，蒙给事中克什布等奏请准旌表，交部议奏请旨，给与‘乐善好施’字样准其坊。光绪四年，从果育堂助赈晋豫两省，捐银四千两。又刑部主事黄贻楫劝赈豫省，即捐银一千两。蒙河东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涂宗瀛奏请顶戴花翎。光绪七年，倡捐助澎湖，计费银一千二百元，蒙澎湖兵备道刘奖‘行道有福’匾额。此皆德流异地名达枫庭者也。若夫加惠近乡，则于光绪元年在安海兴建明善堂捐银五千元，光绪二年为陈江乡倡建育婴堂捐银一千五百元。光绪八年为惠安崇武乡倡建育婴堂捐银六百元。其余造桥修路，如皇恩东桥、东村桥及曾埭、上林、古陵等路，恤孤怜寡等事，不胜枚举。”安海林厝今尚保存“乐善好施”碑刻，记光绪十年冬，由林氏兄弟首倡捐出五千元，并发动七八十个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店铺、海外侨胞，共筹得善款九千余元，建明善堂，在安海街购置店屋五座经营作经常费，以“按月施赈镇中鳏寡孤独”。
清代安海的慈善社团还有一家明诚堂。倡建人龚有超是个秀才，平生好行善举。除施舍贫穷外，常在街上宣讲善书，劝人为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邀集安海史昌德、陈宗虞、许国栋、颜寿仁等善士，以自家为堂址，成立明诚堂，以宣讲善书劝世。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龚有超首倡创办养正学堂，成为现在安海养正中心小学的前身。在他宣讲善书的影响下，安海按角落成立了服务丧葬的慈善社团“有怀堂”、“仁德堂”、“长庆社”和“福寿社”。以居民为对象，帮贫穷的丧家募款购买棺木、白灰；为丧者收殓、掩埋。“有怀堂”、“仁德堂”、“长庆社”和“福寿社”到民国初年又合并为“普济社”，与专门帮贫家解决收尸棺木的“好善堂”相配合，在当时鼠疫流行的情况下，及时处理病亡者尸体，减少了疫病的蔓延。
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肆虐，闽南地方不宁，经济凋敝，居民纷纷出洋谋生。侨汇成为慈善团体的主要来源。
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月，日寇占领了金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安海镇居民更面临失业、饥饿、疏散困难，众多海外华侨慷慨解囊，纷纷寄钱回家乡，以赈助镇中贫民渡过难关。如旅菲华侨陈清机先后寄赈金数万元，又旅菲华侨桂华山、郑天德等寄商会平粜款四千元，吉兰丹华侨李正岩捐汇善款一千一百元，新加坡华侨黄大树、杨烈基、陈永谭等捐助妇孺疏散救济金五千元，江沙华侨桂文殊经手募捐汇寄三百元……为统一调配让善款发挥最大效益，地方上组织了“安海华侨住乡平粜会”，由各位捐款委托人和热心公益的地方人士为董事，再就董事中互推常务董事十五人，分任正副董事长及总务、财政、会计、采运、出粜、票务、调查、保管等职责。除采办、司账、文牍、杂役酌给薪金外，其余全是义务。“安海华侨住乡平粜会”派人往福州等地购来几批大米，以低于市价一二成、三四成的价格出售，先后发出三次临时购米劵，每口五角，供应全镇一万七千人，使平民普遍得益。并拨出一部分赠送抗战军人家属和施赈乞丐。时因发生脑膜炎，市上缺少药物，“安海华侨住乡平粜会”即汇款上海等地，及时购得血清疫苗，平价或施送病者，救治了数十人。该会办事以开诚布公为主旨，所有账目于集会期间公开陈列，任人查核，并逐月印发月计表及报告书公布。因此，深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慈善之风得以弘扬。2006年，安海恒安集团许连捷以其父亲名义，捐资3000万，设立“许书典慈善基金”。2007年6月，在其父80寿诞时，又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款99999999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是当年福建省最大的一笔慈善捐款。许连捷以历年的慈善捐款被评为中国“十大特色慈善家”。这不能不说是安海千年慈善遗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