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和1915年，斯坦因两次在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简牍，这在他的著作《西域考古记》和《亚洲腹地考古记》里都有记载，并由此拉开了汉简大规模出土的序幕——斯坦因和四十五头骆驼满载着一百四十一箱在敦煌等处搜寻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和汉简等中国宝物，他走出中国时的面孔隐蔽在一场黑风暴的后面。
客居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以斯坦因的发现为研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简牍的专著《流沙坠简》。
玉门关一带的汉代长城烽燧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了九批汉简，共计两万五千余枚。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敦煌汉简”。
（一）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汉简七百零八枚。
（二）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敦煌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汉简八十四枚，在安西、酒泉境内获得一百零五枚。
（三）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十七枚。原简现藏敦煌研究院。
（四）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四十九枚。原简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五）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汉简九十一枚。原简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六）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汉简一千二百零七枚。原简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五十七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获得汉简七十六枚。原简现藏今敦煌市博物馆。
（八）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汉简一百三十七枚。原简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九）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六十一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两万余枚汉简。
上述敦煌汉简中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年）。敦煌汉简内容丰富，有官吏名籍、戍卒名籍、刑徒名籍、病亡名籍、马籍、弓矢簿、守御兵器簿，有劳作簿、器物簿、出入关记录、传递邮件记录、购物账单、借贷契约，有人医方、马医方、历谱、阴阳占术、相马刀剑术、九九算书，还有识字课本《急就篇》《仓颉篇》……当然，作为军事要塞，与戍边有关的公文、法令，更是汉简的主要内容。其中有敦煌、酒泉一带屯兵戍边的活动，有中央、地方发布的号令，有调动军队的警备通知，有燃举烽火信号的规定，有追捕逃亡的通缉令，有政府颁布实施的法令，有官吏任免的公文，有诉讼爰书，有下属向上级呈报的公文，也有同级间互通的公文，以及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等。
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我们能够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以及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
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淳朴，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
风大啊，玉门关的风把那么多的人全都吹成了沙。那么多的人，在一枚枚汉简篆隶的墨迹中眯着眼睛往外看，那么多的人，全是风沙的脸。
“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国。”
祈愿那些早已经被风吹成了沙的人，从一粒沙中也能看见花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曾经开放过的花朵啊。我见过沙漠戈壁中的骆驼刺花，猩红的颜色，掺杂了遥远记忆的铁锈一样，颜色开放得让人不知所措，仿佛一句不明就里的谶语。
如同一个小小的粉笔头不期然就会唤起我对一所幼时学校的记忆一样，通过一枚汉简来认识一座玉门关和汉代长城烽燧狼烟，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设置“河西四郡”之时，修筑酒泉至敦煌间的长城，玉门关当随之设立。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日渐繁荣。
《汉书·地理志》记载，玉门关与另一重要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
玉门关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是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得名。相传丝绸之路畅通之后，西域诸国的商队络绎不绝地经此入关，于阗国的和田玉也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内地，换回中原的丝绸和各类物品。蹊跷的是，驮运玉石的骆驼队每每一进关门，一匹匹骆驼就开始口吐白沫，一副昏厥模样。一个老骆驼客遂说，由于长年运玉石，但是从未祭过关神，如果再不祭祀，恐怕还会出事。老骆驼客又说，只需用上等玉石，在此城关门上镶嵌一圈，关门有了玉石的光彩，关神自然也会高兴。果然，依老骆驼客所说祭祀过关神之后，自此平安无事，关城也因而被称作了玉门关。
传说一阵风沙就刮远了。风沙，自然是玉门关的一部分。
玉门关遗址小方盘城，为西汉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治所，位于敦煌市西北约九十公里处，是中国境内连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之一。
这里出土的汉简有明确纪年的十一枚，从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章帝元和四年（87年）。这些简文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后到汉昭帝时期，小方盘城中驻扎有玉门都尉府、玉门侯官、大煎都亭、玉门关四个单位，而且这里有比较完备的邮传系统。
史书所记载的长城“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指的就是烽燧。每座烽燧都有戍卒把守，遇有敌情，点燃报警，传递消息，报警的方式是“举燔苣，燃积薪”。所燃烟火远在30里外都能看到。那时候，玉门关一带芦苇遍布，用芦苇捆扎成束叫“苣”，堆成方形或圆形的芦苇叫“积薪”。我曾在一烽隧处见到“积薪”，由于天长日久凝结在一起，已经石化。
敦煌境内现存烽燧八十多座，烽燧大都建在较高的地方，一般高达七米以上。
烽燧除了有举火报警、传递消息、以防备敌兵骚扰和入侵的作用以外，同时也为丝路上往来的使者、商队补充给养。
小方盘城正南、长城内侧有烽燧，叫“玉门千秋燧”，据专家考古调查，在小方盘城的四周，大量的建筑遗迹被深埋在戈壁的砂石之下，小方盘城仅仅是西汉玉门关的一个城角。
马圈湾烽燧位于小方盘城西11.5公里处，考证为西汉玉门侯官治所。
马圈湾烽燧出土汉简一千多枚，记载了出入玉门关、玉门关侯及其管辖范围和屯兵、屯田活动等内容。其他遗物还有粮食、麻纸、毛笔、石砚、丝织残片、毛织残片、丝绵、麻布、麻鞋、竹编织器、漆器、木器、骨器、铁器、铜器、五铢钱等。
斯坦因先后两次对敦煌长城烽燧遗址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七百八十九枚，加上后来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敦煌长城烽燧时所获的四十三枚，20世纪40年代以前，敦煌长城沿线烽燧共出土汉简八百三十多枚。尤其是斯坦因在距离小方盘城不到90米的一个古驿站遗址中，发现了一批汉简和其他文书。根据文书内容，斯坦因认为，他一头撞到了汉代的玉门关遗址。
20世纪80年代，对马圈湾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发掘考古，共发现汉简一千二百多枚。
小方盘城南边是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河故道。写到疏勒河，想起有一年去敦煌、阳关、玉门关等处，一路与疏勒河相伴。当我站在这条河边时，感觉到这是一条让时光倒流的河——一册水之书，重新翻阅的可能因而是存在的。孔子曾经站在遥远的河边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只是，我还能将自己重新翻阅吗？谁能把那只水鸟的声音翻译出来——它唧唧咕咕的声音就像是一遍遍重复着在念一句古汉语，平仄不改，从古至今，就那么一句，念渴了喝水念饿了吃食。
不管是大历史还是小感慨，风沙一刮就不见了。
往远处看。东西走向的长城每隔5里或10里，就筑有一座方形烽火台，在烽燧周围，有明显的房屋遗迹。在东西长城之南，另有一支南北走向的长城，绕过玉门关西侧，向南直达阳关，同为当时通往西域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
一大群野鸽子飞过天空，翅膀把天空越抬越高。
玉门关一动不动，风中的玉门关和这个季节一样高。
玉门关遗址还包括大方盘城，也称作河仓城，位于小方盘城东北约10公里，曾出土有汉简及隋、唐文物。
隋唐时，玉门关关址由敦煌西北迁至敦煌以东的瓜州境内。玄奘弟子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抵达瓜州晋昌城，就是现在的瓜州锁阳城。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对古代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记载了唐代玉门关在瓜州境内双塔堡附近。这里正处在交通的枢纽地位，东通酒泉，西抵敦煌，南接瓜州锁阳城，西北与伊州哈密相邻，它的开通使瓜州与伊州直接连通起来，无须再绕行敦煌，缩短了驿程。
《大唐西域记》记载：“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
岑参就是在这座苜蓿烽下，写下了《题苜蓿烽寄家人》这首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
如果说，汉代始建的玉门关——不管历史上几次位置的迁移，总之，这是一座最能代表唐代诗人精神的边关，估计没有大错吧？这也表现出了唐代诗人的汉代情结，为什么？
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这首诗就是一种形象概括：“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这其中有着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意识。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为强盛的国家，而汉代那些开疆拓土的英雄，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等正是唐代诗人崇拜的偶像，这也成为了贯穿整个唐代的精神力量。
李白《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吹笛》：“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玉门关“落梅”到“落雪”，无非就是听觉转换成视觉而已，抬眼望去，白雪茫茫之间，如果说“梅”，或许就是低垂的月亮在诗人眼里像是一朵白梅而已，而已。
多抄了几位唐代大诗人的诗句，像是小时候走夜路害怕，大声背诵“天上没有龙王，地下没有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啦！”这和我写文章的初衷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想要表达什么，但又总是觉得说不好，仿佛最合适的话都让古代人说完了。
出土的汉简中有一首《赋》：“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从姿蒙水诚（成）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诲兮诚难过。”
这首《赋》八言六句，虽然不太工整，倒是不失汉赋之味道，很可能是戍边士卒所作。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业余诗歌爱好者的古代军人，手握剑戟的同时，还用毛笔写下了对戍边生活的感受。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兮”，这个古代汉语中相当于现代汉语“啊”或“呀”的文言助词。应该说是从一个古代英雄霸王别姬的悲剧开始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四句，一字一顿五个“兮”字，几可使乌江倒流。
无怪乎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会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慷慨。
项羽“兮”了该刘邦“兮”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仿佛一场大戏，项羽锣鼓铿锵地退场之后，轮到刘邦龙袍加身登台表演了。
我乘坐的汽车远远经过苜蓿烽。
穿过汉简，穿过张芝、张昶、索靖几位敦煌籍中国古代大书法家的笔墨，回到一两千年以前历史的风沙之中——为什么一说敦煌，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这几位中国古代大书法家呢？张芝、张昶、索靖生逢其时，正是中国书法汉隶发展至草书初创的时候，基于此历史背景，一想到敦煌满天空的云朵，左一片云朵写的是张芝的“一笔书”，右一片云朵写的是索靖的“银钩虿尾”，张昶的草书呢？一眼望去，左一片云朵右一片云朵，无不写有张昶奇诡多变、回转勾连的字迹——和敦煌汉简又有多大关系呢？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
张怀瓘《书断》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
梁武帝萧衍《草书状》则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
就是这位梁武帝，史书记载：“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梁武帝曾经四次出家，每次均由群臣捐钱赎回他这个“皇帝菩萨”。相传现在和尚头上所留戒疤，就源自梁武帝。
草隶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随之发展的就是纯粹意义上的草书了。汉字脱离了实用的功能，成为一种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艺术。
一个书法史上天马行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