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权在中央，谁也不能夺。”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即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副总理陈毅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至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任职外长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做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做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噢，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对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周恩来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周恩来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部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们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画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击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