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云南起义前，袁世凯将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徐世昌打入冷宫；而从小站练兵起一直追随着他，替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段祺瑞，也被他软禁起来。至于那个号称“民国元勋”的黎元洪，虽然跟他结为“秦晋之好”，毕竟非其族类，当然更谈不上有行动之自由了。
自从云南宣布起义，反帝制运动席卷全国以来，北京官场中人纷纷辞职或请假离京，就像清朝末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样。袁下令严禁官吏请假，如确有请假之必要，也必须附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于简任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则一律派军警加以“保护”。这也和清朝末年派军警监视王公大臣，不许离职出京的情形相仿。
云南宣布讨袁后，袁在公府丰泽园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处理军事。他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军事，实在忙不过来。他打算起用段祺瑞替他分劳，于是先把段的“灵魂”徐树铮找出来，任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然后请段出面来“共济时艰”。段答以“宿疾未痊”，一口谢绝。袁自己照照镜子，1911年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革命军，他回答说：“足疾未痊，尚难就道。”今天的段祺瑞，何其相似乃尔。
1915年12月18日，袁下令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这跟他早年对待黎元洪的手段一样，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划。冯也学着黎的榜样，要求以江苏将军遥领此职，袁也无可奈何。现值用人之秋，袁又一次召冯北来，叫他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非常迫切。冯只得称病请假，派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理将军的职务。就在这个紧要时刻，政事堂接到冯与张勋及江苏巡按使齐耀琳三人的联名电报，对于帝制问题，颇露不满之意。
1916年2月，袁派蒋雁行到南京慰问冯。冯毫无病容，他紧握着蒋的手，哭丧着脸说道：“我跟总统跟了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说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哽咽不能成语。蒋把这些情况打密电报告上去，袁叫蒋设法勾引王廷桢造冯的反，取而代之。王把这件阴谋戳穿了，因此袁、冯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袁下了一个狠心，打算发表命令，免去冯的督理江苏军务的职务，而不问其后果如何。命令尚未发表，消息早已泄露，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打来电报，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袁只好一叹而罢。自此以后，冯在口头上还是“拥护总统”，暗中则在北洋派内部另立山头，又向南方反袁派暗送秋波。袁又自己照照镜子，1911年，他在口头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同革命军试探讲和，今天的冯国璋，又何其相似乃尔！
最后，袁又想起了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十营组织第二批征滇军，先叫阮忠枢到徐州探听口风。阮忠枢是袁的内史监（秘书长），又是张勋最要好的朋友。他到了徐州尚未开口，张勋已知来意，他用先发制人之计，说什么全国局势紧张，他的兵力不够使用，请求转达总统，准其招兵十营。这么一说，阮就哑口无言了。
阮忠枢回北京后，袁知道张勋不但不肯出兵，反而要挟他要招兵十营，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分割张勋的兵权。张勋老实不客气地拒绝这个命令，马龙标只得败兴而返。
这时候，有人提醒袁说：“现在云南未平，北洋派内部又闹意见，如果把冯、张等人逼上梁山，前途更为不妙。”于是袁又接二连三地派廕昌、田中玉、阮忠枢等人，到南京、徐州两地安抚冯、张二人，只求他们不造反，前话一笔勾销。
袁又想再借重黎元洪一次，请其以全国陆海军副元帅的名义，指挥征滇军事。有人劝他“免开尊口”，因为这位“泥菩萨”既已辞去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接受亲王的封号，他不会再钻进袁的口袋里来了。
袁世凯威信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大军阀的方面，也表现在小军阀方面。上文第三十三回写过，湖北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同他的上司段芝贵闹意见，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也同他的上司张锡銮闹意见，袁被迫将两省上将军对调，段芝贵调往奉天，张锡銮调往湖北。由于部下不满而将上司调开，养成了上司必须讨好部下，部下随时可以赶走上司的风气，袁在北洋派中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但是，鄂、奉两省问题并未解决。这两位师长不是不满意某一上司，而是不满意任何上司。他们不满意上司的原因，是要取而代之。去掉一个上司，又来一个上司，这种文不对题的做法，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
“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这是张锡銮接到调职令后写出来的半首感怀诗。他庆贺他自己跳出了奉天这个火坑，却没有想到湖北那边也仍然是个火坑。他虽然活到七十多岁，但是人生经验还是不足，这边张作霖是他一手提拔过的干儿子，对他尚且不怀好意；那边王占元素昧平生，岂肯容你去“开府建牙”？果然，调职令发表后，王占元满腹牢骚地发表谈话说：“等到新任将军到湖北，我即辞职归田。”袁深深懂得“辞职”的含义是什么，你若准他辞职，他就造你的反。这是一贯奉行实力政策的袁世凯所不敢轻于尝试的。
袁所关心的倒不是张锡銮能不能“开府鄂王城”的问题，而是怎样能使自己的面子勉强过得去的问题。他先提升王为壮威将军，许以遇缺即补，但王不要这张远期支票。他又想到冯国璋到北京，以倪嗣冲为江苏将军，而以王继任安徽将军，又因调冯不成而作罢。他只得叫张锡銮暂缓南下，另候处理。最后，下令免去张锡銮的“督理湖北军务”，改任空头名义“镇威上将军”，随后任为参政院参政。但袁始终认为王的资格不够督理一个大省的军务，因此长期叫他代理而不予以实授。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云南独立前还未解决。云南独立后，湖北为用兵南方的交通孔道，如果湖北发生问题，就将影响全局，因此神圣英武的大皇帝终于不得不向一个马弁出身的师长低头，1916年1月8日，任王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他又没有想到，军阀的野心从来是漫无止境的，当湖北文武官员向王道贺时，他表示不受贺，并且气忿地说：“别人是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我来督理国务就变成了将军，原来上将军这个名义是对人的而不是对事的！”他不许手下称他为“将军”，因此大家改口称“督帅”。
但是，王占元毕竟当上了“督帅”，也不得不表示一番忠诚，以赎其冒犯“天威”之愆。他打来一个电报，说什么宜昌山洞发现了长达五十余丈的石龙，是新朝开基的祯祥之兆，应当写在史册上以示后人。袁在口头上虽说“所请着无庸议”，但把这个电报用命令的形式发表出来，这就是自我表扬的一种做法。其实，宜昌山洞里发现的石龙，跟袁的书童在床上发现的五爪大金龙同样是不值一笑的，但是大皇帝既然欢喜这个调调儿，于是下属闻风而起，单是湖北一省就接连发现“黄陂柳发青，桃花开”，“湖北得雪四十余县，乃圣主当阳之征”，请政事堂代奏，以慰宸衷，等等。
湖北的问题解决不久，奉天的问题接着发生。当湖北、奉天两省上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时，段芝贵也同张锡銮一样，庆贺自己能够避开目无长官的王占元。他没有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奉天也有一个“王占元”，而且这个“王占元”比湖北王占元的威风更加大得吓人。前些日子，当奉天举行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时，张作霖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制的票数。他自以为建了不世之功，应遂封侯之愿，不料袁封他二等子爵，使他大失所望。封爵不久，他忽然请起病假来。段上将军亲自登门去看他的病，他公然挡驾不见。袁知道他患的是一种政治病，打算给他一个地盘，调升为绥远都统，以满足他的愿望。但是他的目的在奉天，调虎离山之计，对他也是行不通的。
1916年2月12日，张作霖应召到北京商谈出兵湖南的问题，袁许他封侯封公，后望无穷。他满口应允，请求补充一批饷械，以便整装出发。等到饷械到手，他就指使奉天商会等团体打电报挽留该军维持东省秩序，请勿外调。随后，他对段芝贵的态度越变越凶，揭发他擅提奉天公款数百万元，这笔款子是奉天人民的血汗脂膏，一定要查他的账。同时，袁接有密报，张作霖叫奉天绅士袁金铠起草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记得很清楚，辛亥年奉天曾经组织过保安会，组织保安会就是变相的独立。此时袁已陷于四面楚歌的苦境，如果奉天再出岔子，就有立刻完蛋的危险，因此他只得忍着一肚皮闷气，于1916年4月22日任命张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