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没有变化，那么市场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量，自然也不会变化。因此，虽然生产性劳动的价格增大了，但劳动的实际价值却是不变的，即工资按照所付的银量来计算是增大了，但其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却没有增多。至于资本利润，则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说，都没有变化。由于劳动工资经常是用所付的银量来计算的，所以当所付的银量增加但工资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时，工资也好像增加了；而资本利润却不是这样，它并不是用所得的银量多少来计算的，而是用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大小来计算的。比如，我们在说到一国的劳动工资时，往往使用五先令每星期来衡量；而说到一国的利润时，却经常称其为百分之十。不过，既然国内的总资本没有变化，那么国内各个资本占有者的资本竞争必然不会变化，他们在交易时遇到的便利和困难也必然和从前一样。所以，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和货币的普通利息，也都不会变化。此外，使用货币的一般利息，也必须受制于使用货币所能取得的一般利润。
当国内货币的流通量不变时，如果国内每年流通的商品量增加，那么货币的价值就会提高，还会产生其他一些重要结果。这时，虽然一国资本名义上没有变化，但其实际价值却增加了，虽然表示它的可能仍然是同量货币，但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却增加了，所以市场对劳动的需求自然也就随之增加了。于是，工资自然也会提高，只是可能有时从表面上看反而下跌了。这时，虽然劳动者的工资可能比以前少了，但其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却可能多于以前需要用更多的货币才能购买的货物量。不过，资本利润仍然还是从名义和实际上都没有减少。既然国内的总资本增加了，那么资本竞争必然会随之增加。这时，各个资本家的投资所得，即使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生产物中只占有比以前小的比例，他们也只好自认倒霉。既然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是同时变化的，那么即使货币价值大增，即一定量的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增加了，货币利息也仍然有可能大大减少。
有些国家原本是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但由于收取资本利润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有出现，所以后来它们也规定：使用资本时，无论任何地方都得给付利息。由经验可知，那些禁止放债取利的法律非但没能阻止重利盘剥的发生，反而加重了商人的罪恶。因为，债务人除了要为使用货币支付一定的报酬之外，还要额外支付另一笔费用，以保障出借人不致因为接受这种报酬而有所损失，即保障出借人不致遭受法律对重利盘剥所处的刑罚。
有些国家不禁止放债取利，法律往往会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来防止重利盘剥。这一法定最高利息率，一般都比市场最低利息率稍微高一点儿，它通常是那些有能力提供可靠抵押品的借款人所付的价格。如果这一法定最高利息率比市场最低利息率还低，那么其实质无异于全面禁止放债取利。因为，当放贷的报酬比使用货币的价值还低时，债权人就不会再愿意将钱借给别人，于是，债务人就得被迫额外支付一笔费用，以防止债权人因为冒险出借货币而遭受损失。如果法定利息率刚好与市场最低利息率相等，那么遵守国法的诚实人，就不会借钱给那些无力提供可靠抵押品的人。这么一来，那些借款者为了借到所需资金，就只有任重利盘剥者盘剥了。现在，英国各个银行贷给政府的资本，收取百分之三的年息；贷给那些有可靠抵押品的私人，收取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的年息。所以，英国这类国家的法定利息率，最适合规定为百分之五。
虽然法定利息率应该比市场最低利息率高，但是也不能高出太多，这一点必须要注意。比如，如果英国的法定利息率是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么大部分货币就会被浪费者和投机家借去。因为，这么高的利息，只有他们这种人才愿意出；而诚实人使用货币时所能给付的报酬，就只能是由借款所得利润的一部分，自然不敢跟他们竞争。于是，一国资本的一大部分，就会从诚实人那里转到浪费者手上，它们没有被用于有利的用途上，而是被用在了浪费和破坏上。相反的，当法定利息率只比市场最低利息率稍微高一些时，有钱人都只愿意将钱借给诚实人，而不是浪费者和投机家。因为这时，无论是把钱借给诚实人还是浪费者，所得的利息几乎都是相同的，而相比之下，把钱借给诚实人要稳当得多。这么一来，一国资本的大部分，就会掌握在诚实人那里，从而得到有利的运用。
一国的法律，不能将国内某一时期的利息率，降到一般市场利息率之下。
比如，法国曾于1766年将其利息率由原本的百分之五降到了百分之四，却迫使人们为了逃避它，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使得民间的借贷利息率一直都保持在百分之五的水平。
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市场的普通利息率决定了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那些资本所有者，他们不需要使用资本，而宁愿用它来取得一笔收入，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再三盘算到底该怎么使用它，最后往往会在是把它用于购买土地还是借出取息之间举棋不定。土地财产除了具有极其稳当可靠的特点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利益。所以，借款者一般都宁愿出于稳妥的考虑而购买土地，虽然由此得到的收入比借贷所能收取的利息要小。不过，这些利益也只能抵补收入上的一部分差额。如果地租比货币利息少得多，那么土地的普通价格就会因为供过于求而下跌。反之，如果从土地中所得的利益不但比货币利息多，而且还有很多剩余，那么人们自然会愿意购买土地，从而使得土地的普通价格因此而提高。
土地的售价，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通常是年租的十至十二倍；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六时，就上升到了年租的二十倍；在利息率相继降至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则分别高达年租的二十五倍、三十倍。法国和英国相比，前者的市场利息率更高、土地的普通价格更低。通常情况下，土地售价在英国为年租的三十倍，在法国则为年租的二十倍。
资本的用途
一切资本都可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只是当资本用途不同时，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会有极大的不同，最终在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极不相同。
资本的用途总共有四种：一是获取社会每年要使用和消费的原生产物；二是制造适于使用和消费的原生产物；三是将多余的原生产物或制成品运至缺乏它们的地方；四是为适应临时需求而将一部分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分成更小的部分。第一种用途适合农矿渔业者采用，第二种用途适合制造者采用，第三种用途往往会被批发商采用，第四种用途则适用于零售商。在我看来，这四种用途涵盖了所有的投资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少了其中任何一种用途，其他三种用途都不能独自存在，更别说是各自发展了。
所以，它们都是为社会创福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一，如果没有能够提供丰饶原生产物的资本，恐怕制造业和商业就不会存在了。第二，有一部分原生产物，往往需要经加工才能使用和消费。如果制造业中缺少资本，那么这些原生产物就会因为没有资本而永远不会被生产出来；而假如这些原生产物是天然生长的，那么它们就会因为没有交换价值而无法增加社会财富。第三，如果没有资本，某地的多余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就无法被运往缺乏它们的地方去，所以它们的生产量就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可是，如果批发商有了可通有无的资本，那么他就可以将某地的剩余生产物运到别的地方去，并以之交换当地的剩余生产物，这样既能奖励产业，又能扩大这两地的物品享用范围。第四，假如没有资本将一部分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分成更小的部分，以适用人们的临时需求，那么所有人都得大批买进超过其需求的货物。假如没有屠户，那么人们在需要牛羊肉时，就得一次性购买整头牛或整只羊。这种做法对富人和贫民都是不方便的，尤其不便于贫民。因为，如果贫民勉强一次性购买一个月或半年的粮食，那么他的大部分资本就得留作消费资财，从而使得一部分原本能够提供收入的资本变得不能再提供收入，并使得职业工具和店铺用具都相应减少。对贫民来说，最便利的生活方式是根据需要随时购买生活用品，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的大部分资财都用于投资，从而增加他所能提供的工作价值，最终将他以此所获的利润增加到足以抵消包括零售商利润在内的货物价格，并有一部分剩余。
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有些成见，其实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虽然林立的小商贾之间会相互产生一些妨害，但这丝毫不会妨害到社会，因而根本没有课税或是限制他们人数的必要。例如，某市所能售出的杂货量，取决于本市及其邻近地区对杂货的需求量，所以商人在杂货业所投的资本，绝对不能超过购买这些杂货所需的数额。这部分资本本来就是有限的，如果再由两个杂货商人分占，那么杂货的价格就会因为竞争而降低到比一个人独自经营时更便宜的水平；而如果是由二十个杂货商人分占的，那么竞争就会激烈到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程度，甚至会使其中一些人破产。这种事情，即使我们不过问，当事人自己也会小心。他们的竞争，不会对生产者产生丝毫的影响，只会使零售商贵买而贱卖。
也许随着零售商人数的增多，会出现一些诱骗软弱顾客购买其不需要货品的有害分子。不过，这种小弊害根本不值得国家去留意甚至干涉；而且，即使限制他们的人数，这种小弊害也不一定能灭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不是因为市场上酒店较多，才产生了饮酒的风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使得饮酒成为一种风尚，市场上才出现了那么多酒店。
只有生产性劳动者，才会把资本都投在这四种用途上。如果他们的劳动使用得当，那么他们的劳动，至少是能够维持他们自身及他们消费掉的价值的那部分劳动，就可以固定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都来自这四种用途。当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资本相等而用途不同时，这些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就不同，所以它们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比例也不同。
零售商用以从批发商处购买货物的资本，不但要补偿批发商的资本，还要为批发商提供资本利润，这样才能使批发商得以继续营业。零售商的资本，仅仅用于雇用他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所以这些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加的价值，就全部是他自己的利润。
批发商需要从农业家那里购买原生产物，或是从制造者那里购买制成品，他为此所花费的资本，也要能够补偿足以使农业家和制造者继续营业的资本及其利润。这种方法，就是批发商间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的主要方法。由于他利用资本雇用了水手、脚夫来帮他运输货物，所以这种货物的价格就随之增加了，并须增加到足够支付批发商自己的利润和水手、脚夫的工资。虽然批发商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以及他对年产物直接增加的价值都不过如此而已，但他的资本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零售商的资本所起的作用。
制造者会将其一部分资本用作固定资本，投在生产所用的工具上，以补偿出卖这些工具者的资本及其利润。其余的资本就是流动资本，其中有一小部分用来购买材料，以补偿提供这些材料的农业家和矿商的资本及其利润；一大部分则会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分配给雇佣工人。因此，制造者的资本加在材料上的价值，不但要包括雇工工资，还要包括雇主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的资本及其利润。所以，制造者的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比批发商的等量资本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它加诸在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的价值也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