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秉政期间，做过一些好事，使他的声名大噪。一是搜罗人才。他征集天下通晓古今文经及天文、历算、文字、兵法、方术、本草的士人到京师，分别任用；又扩展太学规模，学舍可容万人，博得天下士人的拥护。二是推让爵禄。由于王莽甚得人心，当时有48万吏民联名请求太皇太后重赏王莽的功德，王莽坚辞。太皇太后封以“安汉公”，王莽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甚至请了病假，极力推让。太后不肯收回成命，王公大臣又劝王莽接受。王莽不得已接受封号，但坚持把封地辞退掉。三是严惩亲子。王莽的儿子王获无辜杀死奴婢，王莽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原则，责令王获自杀。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奴隶供人驱使，过着非人的生活。王莽以人道为名，令子自杀，显然博取了奴婢和贫民的好感。四是示俭助贫。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建议减税节支，要公府节省衣食，王莽全家带头吃素，又献钱100万、田30顷赈济灾民；官员富民也纷纷效法，有230人捐献田宅。王莽又废除皇家苑囿，设置安民县（今甘肃华亭县），募贫民迁居新县给予安置，还免费提供饮食，同时在长安城内建造住宅，以安置贫民。
王莽的上述行动，不但得到统治阶层的赞扬，也博取了民众的好评，甚至被誉有尧舜之德与圣人之行。尽管王莽已露出沽名钓誉、笼络人心的端倪，但人们并没有怀疑他、指责他。
王莽的矫作伪饰是在篡权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他为了进一步操纵平帝，将自己未成年的女儿纳入后宫，立为皇后，同时杀死平帝生母卫姬一家。他诱逼平帝喝了毒酒，却又模仿周公的故事，向天祈祷保护皇帝平安，还将自己愿以身代的祷文密封匣藏，告诫大臣不要传扬。平帝不久病死，王莽号啕大哭，通令天下官吏600石以上皆守孝3年。他拥立年幼的孺子婴即位，却恶毒地指令保傅不得与孺子婴说话，将孺子婴终日禁闭屋内。他做了摄政大臣后，刘氏宗室起兵反对，王莽为了安抚人心，指天发誓要将政权还给孺子婴，但起兵失败后，又食言自肥，终于篡汉自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以篡汉自立将王莽一棍子打死，至于王莽改制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但王莽个人品质遭人非议的确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按照白居易的说法：“倘若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如果王莽在刚刚成名、众望所归的时候死去，人们就永远会将他作为圣贤敬仰。这说明，一个人的言行和本质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实践的观点看，王莽并非自始就是野心家和小人。换一个社会环境，或在另外一种历史条件下，王莽亦有可能扮演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和开国君主的角色。《汉书王莽传》评论说：“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盗之祸。推世言之，亦天时、非人力致矣。”
知人必先识德
择官是唯德，或唯才，或德才兼备？这不能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使用，任其所能所适做的工作。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负有重任的领导，两者不可偏废。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领导其所属成员做好工作；德才兼备的，才能团结人，发挥众人的积极性，作出正确的决策，成功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
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便是重德行，其与赵孟頫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頫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頫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頫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蒙古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之命进军围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便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入朝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但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83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遣。”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入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既重才学，也重德行。
唐太宗慧眼识马周
马周，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东南）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而立，尚未取妻。但刻苦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样样过人。他曾应聘做过博州的助教，后因酒后失言而受责，愤而出走，西游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食客。
时值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批评时政。中郎将常何因出身行武，带兵打仗堪称豪杰，而论经书则一窍不通。为落实太宗旨意，他只好下商马周，请其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竟代常何言论二十余事。次日，当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是写不出这剖析入理、文从字顺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得来？”常何急忙从实禀报。太宗大喜，忙宣马周上殿。太宗向马周提了几个问题，马周都对答如流，句句令太宗满意。太宗断定他是位人才，就令他在门下省供职。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太宗想明确规定长孙无忌等14位功臣的职位可以世袭。马周即上书阻谏说，“尚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太宗认为其言之有理，便收回成命。不久，太宗想去离长安数百里远的九成宫避暑。马周得知后又上书阻谏，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太宗看后，深以为是，于是罢行。
久而久之，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办事又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着名的枢要大臣。
访贤寻觅“千里马”
历史上亲自访贤识贤的佳话，是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刘备三顾茅庐。刘备在司马德操和徐庶推荐诸葛亮后，亲自与关羽、张飞前往卧龙冈拜访诸葛亮，第一次逢诸葛亮外出未遇。第二次拜访时，正值隆冬，朔风凛凛，天寒地冻，刘备不顾张飞的劝阻，冒风雪到卧龙冈，又逢诸葛亮出外闲游，怏怏而回。来年新春，刘备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不顾关羽、张飞的再次阻拦，第三次到卧龙冈，但却遇诸葛亮昼寝未醒，刘备在阶下拱立一二个时辰后，才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猥自枉屈，三顾草庐行以驱驰”所感动。
其实，亲自访贤识贤的佳话最早还应追溯到周朝。西伯侯（即周文王）渭水河畔访吕尚，也是尽人皆知的。西伯侯在得到太颠等一批贤士之后，认为还不足以兴建周朝，要成就大业还需要一个有胆识、精通兵法、深谙韬略的贤相辅佐，故十分留心寻访栋梁之才。一天他带着文武大臣，沿着渭水河岸观赏春光，突然听到一曲扣人心弦的渔歌从远处传来。西伯侯立即断定此曲绝不是等闲之辈所作，在问清歌词作者是溪边钓鱼的姜子牙后，立即往溪边寻访。他在溪边虔诚地等着姜子牙，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仍未见到姜子牙的影子。西伯侯认为，求贤聘杰，礼当隆重，今日来意未诚，故姜子牙远避。之后，他挑选了一吉日，携带聘礼，前来迎请姜子牙。西伯侯到溪边后，见姜子牙正盘坐在石上，聚精会神地注视水漂，旁若无人，一动不动。于是，便立在身后，屏住呼吸，耐心地等着，直到姜子牙钓起了一条鱼后才亲切地向前问侯。通过短暂的有关治国和用兵之道的谈话，西伯侯感到姜子牙确是天下奇才，诚恳而又恭敬地请姜子牙同车回宫，并立即加以重用。
齐桓公五往求士虽鲜为人知，但他尊敬贤士的态度不亚于刘备，影响之大甚至胜于三顾茅庐。刘向在《新序杂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齐桓公拜访齐国一位隐士十臣稷，一天去了三次都未见到。随从人员说：“万乘之主，（见）布衣人士，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齐桓公却认为“不然”，他说，“傲视官职和俸禄的士子当然看不起他的国君，不愿意建立霸业王业的国君也看不起士人，即使十臣稷先生轻视官职俸禄，我怎敢轻视霸业王业呢？”（士人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齐桓公终于在第五次拜访时见到了十臣稷。这件事影响至谋，“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