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吉莉死后的许多年中，慕尼黑一直流传着一些吉莉被谋杀的说法。有说她是被盛怒之下的希特勒枪杀的：主要是因为吉莉不答应与希特勒结婚，还极力地想要逃离他的身边；当希特勒不允许她离开的时候，吉莉扬言要把他的不可告人的性怪癖——“嗜秽症”公诸于众，希特勒恼羞成怒，把拉包尔的鼻梁都打断了，并开枪灭口。
也有很多人认为吉莉是自杀的。据说吉莉爱上了一位当美术教师的犹太人，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希特勒当然不能容忍，还以她的母亲为要挟，逼迫她自杀。另外，还有人猜测，拉包尔是不堪忍受希特勒强烈的猜忌和无理的性要求的折磨，被迫自杀。也有人认为希特勒是真心地爱着吉莉的，只不过他的言行表现出他是一个十足的家庭暴君，对于吉莉来说，被他爱上实在是一种不幸，也许只有死亡才是她逃脱魔掌的唯一途径。
到底吉莉是因什么而死，是怎样死的，真相也许只有吉莉本人才最清楚，也许还有希特勒，但即使是这些人心中有秘密，他们也早已把它带进坟墓里去了。人们不能认定希特勒强行与吉莉发生畸形的性关系就猜测他虐待她；人们也不能仅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甚至不曾发生过性关系）这一点上，就推断是希特勒逼吉莉自杀的。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希特勒应该为吉莉之死负责。
“沙漠之狐”隆美尔被希特勒赐死之谜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被赐自尽后，很多人据此称赞他是反希特勒的英雄。然而，真相果然如此吗？
希特勒的一员骁将，将被誉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原是普鲁士陆军军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驻斯图加特某步兵团射击连连长和德累斯登步兵学校教官，他以忠诚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上司的青睐而逐步升迁。
希特勒上台后，隆美尔受到特殊的宠信，曾多年负责他的安全与保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这位被宠信的将军也确实没有辜负主子的厚望。1940年初，他担任第七装甲师师长，奉命入侵法国，击退英法联军，直抵英吉利海峡。他后又率军恢复北非局势，先后荣获“铁十字”勋章和“栎树叶”铁十字勋章。在北非广阔无垠的大沙漠上，他以较少的兵力与英美联军周旋，创造了许多举世闻名的成功战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为希特勒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期间隆美尔平步青云，一跃成为纳粹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
1942年初，他再次进攻，直抵尼罗河三角洲，进入到离亚历山大港只有70公里之遥的阿拉曼地区。这位显赫一时的传奇式将军却在大战结束前的几个月，惨死在曾经百倍宠信过他的希特勒手上。
最终将他送上西天的是“七·二〇”事件。1943年，苏德战场上，德军累遭失败，西线盟军实力增强。一意孤行的希特勒不顾前线将士的安危，以严厉的军令，禁止撤退或突围，盲目冒进和固守，使将士伤亡惨重。这种形势下，在西线苦苦挣扎的隆美尔不得不从埃及撤退。为了阐明自己的主张，隆美尔亲自飞往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以精辟的见解劝告希特勒放弃北非，然而却遭到了怒斥。非洲失守后，希特勒任命他为西线B集团军司令。这时，盟军利用掌握在手中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对西线德军展开了立体攻势，隆美尔请求增援，又多次遭到希特勒的奚落与斥责。灰心与失望，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对最高统帅的冒进战略与独断专行的作风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
这时，军内情绪波动，密谋活动时有发生。1944年2月，隆美尔回国度假期间，反希特勒的密谋者施特罗林曾与他接触。回到前线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谋求隆美尔的支持。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德军的末日已将来临，根本无力保住大西洋漫长的海岸防线。他又一次恳切地向希特勒痛陈利弊，要求结束西线战争，并在7月15日给他发出了最后信件。这时，他已拿定主意，准备在法国与盟军单独媾和。
7月17日，隆美尔在乘车途中，遭到了盟军飞机的袭击，受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治疗期间，震惊世界的“七·二〇”谋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了。对这次事件，隆美尔没有表示过赞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战后都发表过声明，否认隆美尔参加过这次谋杀事件。
“七·二〇”谋杀事件，使希特勒差一点命丧黄泉。他的秘密警察在“七月阴谋”后的清洗中牵涉到了隆美尔。据此，一些历史学家、传记作者都顺理成章地将他描绘成反希特勒的英雄。有些书中，把他说成是谋杀集团的成员，并有他们合作的详细描绘。数次再版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也确认了隆美尔与谋杀集团的合作，还说谋反集团打算在希特勒之后，推选隆美尔为政府首脑。
然而，在斯奈德的《第三帝国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中说：在1944年6月17日和29日，隆美尔两次见希特勒并想说服他结束战争，这样德国还可以保留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但这位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元首用愤怒和讽刺来回答他的坦诚。1944年7月，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英军飞机击中他的汽车，他身负重伤，被送回家乡尤姆养病。这时，隆美尔日渐觉悟……这个坦率、单纯的军人，开始转向政治，他反对计划中对希特勒的谋杀，因为这会使希特勒成为英雄……看来，谋反分子内定在行动成功后由他担任政府首脑，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谋杀失败后，一个谋反分子在处决之前被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挂在一个吊肉的钩子上，在极度痛苦之际，他将隆美尔扯进谋反分子的名单中，是不足为奇的。这也许就是他厄运的根源。
1977年，英国传记作家大卫·欧文在他的《狐狸的审判》一书中，发表了虽与上述观点略同，然而又肯定得多的论断。他认为，隆美尔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自始至终忠于他的元首希特勒，从未参加过谋反活动。他虽和阴谋分子有过交往，但反对谋杀希特勒。他认为，日暮途穷的他，还能在政治上找到一条生路；他并不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人参加了谋反活动；隆美尔的死是由于被捕的谋反分子有意供出一些效忠希特勒的元帅，为真正的同谋打掩护。为此，大卫·欧文还引证隆美尔夫人1945年9月发表的对她丈夫曾参加谋反集团进行否定的声明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作品问世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反驳得最起劲的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原隆美尔部队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隆美尔不仅发表过结束战争的言论，而且要推翻纳粹政权。因此，他声称隆美尔是属于谋反集团的成员。
不过，仔细想起来，欧文的观点也并非证据十足。如果说隆美尔缺乏政治头脑，是一个只知道效忠元首的“单纯的军人”，又怎能想到在激战之际与西方盟国签订停战协定，以便在东方战线开辟新的局面？为什么他与谋反分子接触交流后，不将情况向他效忠的主子报告呢？所以要证明他没有参加谋反活动，理由还显得不够充分。另外，如果说隆美尔之死是谋反分子屈打成招的结果，那么，希特勒又怎么会如此轻信呢？隆美尔多年效忠希特勒，而且战功显赫，甚至赐死以后，还得装模作样地给予他国葬的殊荣。据此，我们能说希特勒轻信胡编的供词，而错杀了他吗？不过，将各种说法进行比较研究后，接近真实的结论应该是隆美尔在战争形势发生急转的情况下，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企图挽回败局的战略设想，当遭到希特勒的斥责与奚落后，由失望而引发对元首的不满甚至怨恨，而在另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上与反希特勒集团也有分歧。由于暗杀行动的失败，隆美尔受到牵连被逼自杀。他的死，只能说成是他个人的“悲剧”，至于到底是屈死鬼，还是反希特勒的英雄，这两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看起来都不怎么合适，特别是后者。
贝利亚神秘死亡之谜
1953年《真理报》、《消息报》宣称：贝利亚为共产党和苏联的敌人。
贝利亚·拉夫连迪·巴夫洛维奇，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俄国格鲁吉亚的墨克哈里村。他青年时代在巴库技术学院学工程技术，1917年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1921年开始，参加苏俄肃反非常委员会工作。1931年任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联共（布）第一书记，1938年以后主持内务部工作。1941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45年负责执行苏联制造原子弹的工程计划。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1953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突然发表了苏共中央全会公报，宣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将贝利亚作为共产党和苏联的敌人清除出党。”1953年12月17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公布了《贝利亚罪行调查报告》，宣称：“贝利亚利用他的职位，组织阴谋家集团，仇视苏联政府。他的罪恶企图是利用内务部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为外国资本的利益服务，他们的阴谋计划是妄图使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夺取政权，废除苏联工农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给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困难。”“进行暗害活动，杀害许多忠于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期间已经同外国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自此，贝利亚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其下落也成为一个谜团。
关于贝利亚的死，有种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
1953年6月27日晚上8时，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首次隆重上演著名新歌剧《十二月党人》，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这天晚上将亲临剧场观剧。贝利亚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按照惯例，他要在开演前半小时到达，以便紧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后面出现在剧场。但是，他这天破例了。重要公务缠身，不能像往常那样早去剧场。十天前东柏林发生骚乱，情况紧急，他今天必须提出果断的处理方案。更使他感到头痛的是卫兵枪击马林科夫小轿车的事件。1953年5月31日，马林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车经过史帕斯基大门时，两名卫兵朝他的小轿车开枪。幸好他没有被击中，但他的司机被打伤了。卫兵报告说：司机在车驶过大门时，既未答口令，又不停车出示证件，按照规定，开枪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这两名卫兵是贝利亚的安全警察。这种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有组织的谋杀。马林科夫如果死了，贝利亚作为第一副主席，就可以接替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这个事件的后果太严重了。贝利亚一直感到焦急不安。为了消除任何嫌疑和误解，他立即下令逮捕了两名卫兵。
这两件案子必须尽快处理。贝利亚这天留在他专用的鲁比卡监狱办公室，埋头审阅案卷，足足忙了一整天，当他将卷宗放入防火保险箱以后，一看手表，才发现离开演时间很近了，立即驱车前往。
国家歌剧院坐落在靠近红场和紧接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的地方。这天晚上，剧场门前灯光通明，宛如白昼。接待人员穿黑制服，戴白手套，彬彬有礼地查看来人的请柬。
在剧院附近的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名警察站岗。路边停着几辆大卡车，还有几辆坦克在街头慢慢行驶。这种景象给剧院的隆重场面显然增添了一种紧张气氛。行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但都匆匆而去，不敢停留。
大剧院的时钟正指8点，演出正式开始。但是，人们偶尔张望领导人观剧的特等包厢，却看不到苏联大名鼎鼎的第二号人物贝利亚。
贝利亚的防弹轿车开到剧场附近的街道时遇到了麻烦。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
街道拥挤，无法行车。司机急得不断按喇叭，示意对方让路，这才勉强通过。但当轿车驶到一个十字街口时又被坦克挡住去路，司机只好向离他最近的一辆坦克的指挥员出示证件，要求让路。其他坦克似乎得到了暗示，立即开动，让出一条刚够轿车开过的通路。这时只要稍微加快车速，贝利亚本来可以及时入场观看演出。但是，他的防弹车被围在两辆坦克之间，进退两难，只能徐徐向前行驶，就像一条小轮船被两艘战舰护航一样。不过，坦克不是将他护送到大剧院去，而是挟持它驶得更远，开到莫斯科郊外去了。那里是列沃托窝监狱所在地，防卫森严。贝利亚就是在那天（6月27日）晚上被枪杀在那所监狱的一间囚室里。
第二天，1953年6月28日，一个明朗的星期日早晨，莫斯科人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了大剧院隆重上演《十二月党人》歌剧的报道。但从报上发表的观剧领导人名单中没有看到贝利亚的名字。在苏联人看来，这绝不是排字工人出了差错。可以肯定：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附近街头上出现的坦克，也决不是偶然现象。
贝利亚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苏联党政领导人名单中永远勾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