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时，恰恰没有提及丹东，这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1803年，一位保皇党人潜回巴黎时被拿破仑当局抓获，他在供词中称丹东曾经参与劫持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另一名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于此的记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这更加使丹东的名声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人在为丹东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史学家韦尔奥梅精心收集资料，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是取之有道的。著名史学家米什莱在自己的著作——《法国革命史》中称丹东是“大革命的天才”、“法国人民的象征”。后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著书撰文来证明丹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比喻成爱国主义的化身，惟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的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谁知在20世纪初奥拉尔的学生马迪厄重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马迪厄经过数年研究档案资料、契约和文件等，仔细地计算了丹东的收入，认为丹东当时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可能得到的合法收入。在1787年丹东的全年收入为1.2万里弗尔，而到了1794年，其各种财产的价值总数已经超过了20万里弗尔。马迪厄认为这些钱财的来源可能就是保皇党人和英国特务提供的。此外，马迪厄还将1789年法国驻英大使的报告（其中提到一名英国间谍叫丹东）作为证据，认为丹东本人很可能就是英国间谍。
但是，法国仍有不少史学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过于偏激，证据不足。对于丹东的评价形成了迥然对立的两派。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他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将是一段永远无法了结的公案。猜测只是猜测，我们不能妄下公断。
希特勒与吉莉·拉包尔
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头目，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政府总理和最高统帅。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以他为首的纳粹德国在这次大战中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就是这样一个专制恶魔，近亲结婚下的产物，其罪恶的一生充满了怪异的色彩，其中与自己的亲外甥女吉莉·拉包尔的关系以及最后吉莉的离奇死亡，就是给人们留下的一个难解之谜。
吉莉·拉包尔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拉包尔的大女儿，比希特勒整整小了20岁。1928年夏天，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邦靠近奥地利边境的上萨尔斯堡租用了瓦亨菲尔德别墅，并请来了当时正在维也纳守寡的安吉拉来替他管家，因此正当妙龄的吉莉就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希特勒的身边。20岁的吉莉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像一朵娇艳的玫瑰一样美丽动人。并且吉莉还有着一副美妙的歌喉，曾在维也纳专门学习过声乐，性格开朗的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一名歌唱家。希特勒很快就对她神魂颠倒了，为讨取她的欢心煞费苦心，带她去参加各种集会，陪她出去散步，请她去慕尼黑最高档的餐厅喝咖啡，观赏歌剧。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各种公共场合总是能看见两人的身影。希特勒曾经表示，他们在上萨尔斯堡和慕尼黑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刻。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两人之间就出现了很深的隔阂。
至于双方的隔阂是如何产生的，有着各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其中一些学者、心理传记作家认为，希特勒表达感情的方式俨然是一个患有“嗜秽症”的受虐狂。他觊觎自己的亲外甥女的美色，干出了乱伦的丑行，并且粗暴地干涉她的行动，不许她见任何人，使她如笼中之鸟，失去了自由。而热情活泼、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吉莉实在是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爱，多次反抗希特勒，想要离开他的控制。还有人推测，希特勒是个性变态者——虐待狂并患有梅毒和严重的性功能障碍，因而引起了吉莉的厌恶。
总之，至今外人还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俩的爱情蒙上了阴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了。
到了1931年夏天，吉莉公开宣称，她要离开希特勒，回维也纳去继续学习声乐。希特勒坚决不同意她的要求，吉莉对他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很恼火，但争执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据说，在1931年9月17日早晨，希特勒有事要出去，临行前，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气冲冲的希特勒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吉莉扑在窗台上哭着喊道：“那么你是不答应让我去维也纳？”希特勒斩钉截铁地回答完“不答应”三个字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希特勒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接到电话，说吉莉已经中弹死在自己的房间里。希特勒得到消息后就火速赶回慕尼黑，在半路上因超速行驶，还收到一张罚款单。（还有一种说法是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吉莉死了。）
因为吉莉的尸体旁边还放着希特勒的手枪，再加上有很多人怀疑是希特勒杀害了自己的外甥女兼情妇，所以一时间，事件就传得满城风雨。事发后，巴伐利亚邦检察官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法医在验尸报告上写道：手枪子弹穿透了吉莉的左前胸，直入心脏，这一枪是吉莉自己开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检察官的判断，在吉莉死后的许多年中，慕尼黑一直流传着一些吉莉被谋杀的说法。有的说她是被盛怒之下的希特勒枪杀的：主要是因为吉莉不答应与希特勒结婚，还极力地想要逃离他的身边；当希特勒不允许她离开的时候，吉莉扬言要把他的不可告人的性怪癖——“嗜秽症”公诸于众，希特勒恼羞成怒，把拉包尔的鼻梁都打断了，并开枪灭口。
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吉莉是自杀的。据说吉莉爱上了一位当美术教师的犹太人，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希特勒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奇耻大辱，以她的母亲为要胁，逼迫她自杀。另外，还有人猜测，拉包尔是不堪忍受希特勒强烈的猜忌和无理的性要求的折磨，被迫自杀。也有人认为希特勒是真心地爱着吉莉的，只不过他的言行表现出他是一个十足的家庭暴君，对于吉莉来说，被他爱上实在是一种不幸，也许只有死亡才是她逃脱魔掌的惟一途径。
到底吉莉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是怎样死的，真相也许只有吉莉本人才最清楚，也许还有希特勒，但即使是这些人心中有秘密，他们也早已把它带进坟墓里去了。人们不能认定希特勒强行与吉莉发生畸形的性关系就猜测他虐待她；人们也不能仅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甚至不曾发生过性关系）这一点上，就推断是希特勒逼吉莉自杀的。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希特勒应该为吉莉之死负责。
丘吉尔缘何忍痛牺牲考文垂
1940年11月14日，英国考文垂市的居民还未觉察到德国的轰炸机正慢慢地接近他们的城市。晚上7点05分，市区内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声。5分钟后，德国“海因克尔”飞机在城市上空出现，进行了为时10小时的轰炸。巨大的爆炸声震动该市地动山摇，城市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先是呆若木鸡，之后满脸愤怒，却一声不响。人们不会想到，丘吉尔事先已经知道了这次德国准备空袭考文垂市的计划，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御和转移措施。事后当人们得知这一真相时无不目瞪口呆，丘吉尔为何这样做？他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原来，在二战期间的欧洲战场，德国的实力一直令邻国担忧不已，邻国也都在为能搞到德国的情报而绞尽脑汁。如果作出一点牺牲能获取其军事机密，那么是在所不惜的。考文垂市就是这种现状下的牺牲品。
1940年11月12日，德国空军司令部向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机群的司令部发出一批指示。英国的“炸弹”很快就破译了这些指示。这就是被德国人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作战计划，即1940年11月14日至15日德国空军将对英国的考文垂大教堂和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猛烈轰炸。
根据“炸弹”截获的信号，英国人详细地掌握了德国空军空袭考文垂的战术。这一情况马上报到首相丘吉尔这里。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会上许多人建议采取措施保卫考文垂。因为考文垂位于英格兰的内陆中心，距离伦敦仅有90英里。这里有古老的教堂，最美丽的哥特式建筑，又是英国的主要军火库之一。当时英国有410门机动高炮可供使用，当然可以把这些高炮火速调来加强考文垂的对空防御。
但是，丘吉尔却做了个大胆的行动，就是任德国人来炸。他认为，如果英国加强了考文垂的防御，德国人就会怀疑英国人已经得到了空袭的警告，这样，就会危及“超级机密”的安全。
是“超级机密”重要，还是一座工业城市重要，这一点，在英国人的会议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了。最后，丘吉尔决定，放弃考文垂，保护“超级机密”。因为“超级机密”的价值不止一个城市，它将是整个战争胜利的保障。
有人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考文垂市内发布这个城市即将遭到大规模空袭的秘密警告，并事先撤离市内居民和在医院里能挪动的病人。丘吉尔听了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但会泄漏“超级机密”，而且会在居民中造成混乱，而混乱比实际轰炸造成的伤亡还要大。 最终，英国政府没有将这样一个消息传给任何人，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德国的“月光奏鸣曲”奏效了，考文垂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看到这一计划的实现得意忘形了。他们怎能想到这是丘吉尔为了保护“超级机密”而主动付出的代价呢？
虽然事后证明丘吉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的丘吉尔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考文垂被炸成一片废墟，给英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是，和整个战争来作比较，考文垂的代价还是很值得，也是相对较小的。
可见，丘吉尔忍痛牺牲考文垂，保护“炸弹”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值得的，他奠定了英国在二战中胜利的基础。没有“炸弹”带给英国人的信息，就不会有不列颠之战的胜利，不会有摧毁德国舰队从而保障英国战争物资的运输。丘吉尔以小忍换取大胜局的决定还是很有魄力的。
华盛顿的日本间谍之谜
1941年的春天，战争的阴云密布在太平洋上空。总部设在东京郊外的日本帝国总司令部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军队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并且在监听他们的无线电信号。代号为“魔术”的行动就是美国情报机构专门截获和破译日本最高机密的行动。
这项工作由设在夏威夷的海军作战情报局和美军特殊情报服务局联合进行。前者由海军上尉约瑟夫·雷伏特（Joseph Rochefort）领导，后者由著名的年轻译码学家威廉·佛莱德曼陆军上校指挥。
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破译大量的日本无线电信号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是，大量截获的情报表明，在官方宣布中立的美国，尤其在华盛顿特区，聚集了大量的日本和德国间谍。情报还表明，在罗斯福政府中有数量不详的高官在有意或无意地为东京或柏林提供高级情报。
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向东京汇报说有“J”和“W”这样两个人，他们能够靠近总统及其夫人，是日本可靠的情报员。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是总统的社交熟人？是政客还是罗斯福政府中身居敏感部门的高官？
1941年5月，住在华盛顿的日本间谍头目、狡猾的日本大使向总部汇报说用于发展情报事业的50万美元已经收到。那么，在华盛顿谁是这笔巨款的收款人呢？日本大使在他官方的大使馆里控制了整个西半球的日本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