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族会议，“杜邦救星”艾尔弗雷德与长辈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声称不能卖掉公司，“按继承权，公司应属于我这个长子！”接着他说：“你们管理不了公司，可以出卖。但是我一定要买下它！”会后，艾尔弗雷德感到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便去拜访叔叔比德曼·杜邦的儿子，他的大学同学和堂兄托·科尔曼·杜邦。科尔曼在大学时代是出色的运动员，身体强壮，思维敏捷。毕业后到煤矿工作，后来成为总工程师并搞地产投机买卖，是个大胆泼辣，能力很强的人物。艾尔弗雷德要他合伙买下本家企业的提议正中下怀，他们又拉拉摩特·杜邦的儿子堂兄弟皮埃尔·杜邦做财务主任。结果，三个堂兄弟与长辈们谈妥，然后，筹齐了一个新公司的法定资金，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火药托拉斯。
第五任总裁科尔曼上台后大显身手，给公司带来了新生命和新时代。同时，20世纪开始了。科尔曼担任董事长后忽然销声匿迹。两星期后，他在威尔明顿举行的一次董事会上重新露面，把一包东西掷在桌子上，洋洋自得地说：“现在能控制拉夫林——兰德公司了。”拉夫林——兰德公司是杜邦公司长期以来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杜邦们大吃一惊！然后科尔曼向他们解释如何同兰德翁事大股东约翰·L·赖克打交道，向后者摊开了他要把美国所有的火药公司合为一体的计划。赖克为科尔曼的激昂情绪和一笔可观的利润所打动，终于同意把拉夫林公司的股票换成新杜邦公司的股票……这样，杜邦公司就兼并和搞垮了拉夫林——兰德这样一个大企业，同时，也买进了穆锡克火药公司。
到1905年，杜邦公司直接生产美国全部硝酸钠炸药的64.4％，销石炸药的80％，甘油炸药的72.5％，体育用的无烟火药的80％，军用无烟火药的100％，千百万美元陆续进入了杜邦家族的口袋。
科尔曼不仅是杜邦公司的总裁，同时还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和发言人小组的主席，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关系密切。因此，继“将军”亨利·杜邦以后，科尔曼成了特拉华州国民警卫队的将军，控制了该州的政界。1910年，杜邦家的资产已超过8100万美元（1810年为10.9万美元），它的60家工厂分布在全美22个州，公司股息每股达12美元。科尔曼买下了纽约21层的麦卡尔平饭店，并开始营建另外12所大饭店，他成了纽约的名誉警察局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中人人皆知的大人物。
1914年，科尔曼亲密的助手，堂弟皮埃尔·S·杜邦与科尔曼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这是二位堂兄弟争夺战的第二个回合。此时，雄心勃勃科尔曼已无意于公司的业务了，他打算到华盛顿去竞选总统，入主白宫对他更有吸引力。他提出将自己手中的公司股票卖掉，这个机会大大刺激了皮埃尔的野心。他四处奔走，最后在摩根公司得到了850万美元的贷款，于1915年2月买下了科尔曼的全部股票，共63300股，共付1390万美元。这件事他瞒过了当时重任财务委员会委员的艾尔弗雷德，做得干净利落。至此，皮埃尔·S·杜邦第二，也就是英年早逝的拉摩特·杜邦的儿子成了杜邦公司第6任总裁。
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皮埃尔未任总裁之前，他已经是公司的实际统治者了。他通过摩根公司向英国政府贷款，从而履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炸药合同。1914年8月12日下旬，英国及其盟国向杜邦公司订购了2162万镑炸药。到1915年2月，协约国与杜邦订立合同的金额已超过5900万美元。1915年杜邦公司净收入574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1915年，杜邦公司联合一些主要的工业家，银行家建立了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同盟，促使美国宣战。为了把美国拖入战争，该同盟对反战的国会议员进行了种种恶毒攻击，并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其向德国的敌人出售军援物资的权利。杜邦家族的参战主张与威尔逊总统扩展国际市场的观点是一致的。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杜邦家族发大财的机会终于到了。在一战中，杜邦家族获得了10多亿美元的毛利。大战使杜邦公司一跃而居工业公司首位，协约国的炮火所有的炸药的40％是由它生产的，一战使欧洲1000万士兵死亡，2000万士兵受伤，1000多万平民丧生。美国的死伤人数分别为13万和20.34万。美国战后，出版过一本攻击杜邦家族军火发家的畅销书，书名为《死亡贩子》，这简直是一项恰当不过的“殊荣”。
军火王朝到工业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皮埃尔就预料此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战争财不能永久地发下去，他指示公司新成立的发展就考虑新路子。在该部的建议下，皮埃尔买下了几家化学行业的工厂，使公司的经营多样化。1915年买下了制造真漆、火棉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买下了费尔菲橡胶公司，1917年买下了制造染料、油漆、清漆和重化学产品的哈里森兄弟公司。以后，他又盘进了另外五家化学公司。
1915年9月16日，处于资本耗尽、销路大减，困境中的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杜兰特邀请皮埃尔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新董事会的成员问题。
由于皮埃尔已经控制了通用汽车公司的3000股，所以被聘为该公司董事长。同时皮埃尔还将杜邦公司的三员干将拉进董事会。这样，杜邦家族成为操纵通用汽车公司的巨人。1917年至1919之间，杜邦公司又购买了价值24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短短两年内，杜邦家族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总投资共4900万美元，占有股份总额的23％，杜邦公司的销售经理哈斯克尔被调往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经理，主持营业委员会。1920年，战后经济衰退，商人大批退货，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暴跌。11月，杜邦公司抓住时机让摩根财团发行3500万美元的债券，买下了杜兰特名下的全部股票。12月1日，皮埃尔·杜邦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已是董事长，现在身兼二职，完全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
1919年4月，皮埃尔已经辞去了杜邦公司总裁，接替他的第7任总裁是他的亲弟弟伊雷内·杜邦，但皮埃尔仍以董事长身份继续留在公司，伊雷内上任不久，20年代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美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年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年代。
1920年，杜邦公司关闭了创业之初设在特拉华州布兰迪瓦因河畔的火药工厂，开始向金融界迈出大步。他们的金融队伍开进各个投资领域，征服旧市场，开辟新市场。染料、清漆、汽车、玻璃纸、合成革、电影胶片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还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杜邦家族第二代50年的家史，是一部由经营化学品顺利成功而发迹的家史。
军火大王杜邦家族的兴旺发达、财源茂盛是和其传统的统治方法有紧切关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邦家族中的十几个核心人物每年各自有100多万美元收入，而杜邦工厂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1美元。从公司成立到1910年，有400多名工人死亡，数千名残废和受伤。而仅在一战期间的几年中就有347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根本没有记载。更令人发指的事件还有1924年到1925年间，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合伙开办的迪普沃特工厂，因生产毒气四乙铅而使8名工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害。这一切都是杜邦公司强迫工人加紧从事易爆品、危险品的生产又缺乏起码的保护措施造成的。
杜邦公司不允许工人成立工会，更不允许他们罢工。公司没有工会，却有一支1400人的私人警察兼特务队伍。这些人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前警察局长训练，被杜邦家族雇用。数百名特务被精心安插在工厂中，任何对战争或公司待遇、工作条件不满的人立即会被说成是“外国间谍”或“共产党分子”而被清除。另外，公司主管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批地解雇工人。1918年，战争接近尾声，军火生产开始降温。圣诞节前，皮埃尔一下子解雇了3.7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他又解雇了近7万人。这些曾为杜邦家族流过血汗、创造了惊人财富的无产者一夜之间被公司抛弃，生计没了着落。
杜邦家族的统治除了“大棒”，还有“糖饼”。他们让工人入股，使工人与企业牢牢地拴在一起。杜邦公司的军师、皮埃尔的助手约翰·J·拉斯科布是个头脑灵活、老谋深算的人物。他从皮埃尔的私人秘书一直干到杜邦公司副总经理兼司库、通用汽车公司董事，并创建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首创分期付款购买汽车的办法，他将杜邦公司对管理人员采取支付红利和分摊股票的办法用在通用汽车公司，并允许能挣5000美元或不低于此数的通用汽车公司工人购买10股债券股票（利率6％），对这些股票在5年内每年每股分额外股息3美元，作为雇主对雇工的特别分配。因为这时的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和杜邦公司揉在了一起，在相当程度上，“通用”的工人即杜邦的工人。而拉斯科布则是杜邦家族的代理人，他的统治方法即杜邦家族传统的方法。
100多年来，杜邦家族的家长制有效地统治着工人，使公司不断发展。他们靠这种体制影响、干预工人的整个生活，从工人的宗教信仰到衣食住行。杜邦家族的男子都与工人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互相熟悉。这种密切的关系把工人和厂主联结在一起，而与其他公司的工人疏远。这在相当程度是抹煞了阶级和阶级矛盾。再加上部分工人受到公司的宣传鼓动的蒙蔽，梦想当经理和管理人员而甘愿受现行秩序的约束。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从而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
杜邦公司实行等级制工作，使雇员彼此不相往来。熟练工人被作为工头加入资方的行列，并靠这些人建立所谓的“劳资协议会”。公司对全体员工灌输“你是一个杜邦人”的自豪感，再用入股计划加强这种观念。这些做法与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相似。
总统与“死亡贩子”联袂
1937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特拉华，数以百计的杜邦家族成员和贵宾兴奋地拥挤在基督教堂前面。那里，在一座俯瞰原先的希兰迪瓦因火药厂的郁郁葱葱的山岗上，衣冠楚楚的人群登上教堂陈旧的台阶。照相机和闪光灯旋风似的忙碌着，拍下了本世纪最盛大的婚礼场面，这是许多杜邦家族翘首以待的。教堂内，许多名人端坐在一排排擦亮的木制靠背长凳上，注视着身穿礼服的瘦长的新郎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急切地等待新娘埃塞尔·杜邦。但是，那天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却是新郎著名的双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夫人。
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这次杜邦家族和白宫之间的结合可能是公众最意想不到的。仅仅一年前，杜邦家族还在和罗斯福总统交战，双方都发表了连珠炮似的政治演说，互相猛烈抨击。然而，一切都像童话般的美妙，美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走到一起来了。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最有权势两大家族休战，同时也是以杜邦家族为代表的大财阀最终战胜政府的标志。经济崩溃，战争在即，政府决不能得罪大财阀，因此率先打出白旗，放宽了对大公司的限制，决定对其减税。1939年期间，杜邦家族的尤金向法院起诉，最后胜诉，得到了以前政府对其征收的6.3万美元的拖欠税；拉摩特追回了1934年支付的5万美元联邦税；伊雷内也追回了2.8万美元。1939年6月，拉摩特对威尔明顿信托公司起诉，索取1935年为13个杜邦家族成员信托财产而上交的22.3万美元，当然这笔款项也退回了。罗斯福政府完全推翻了它早已制订的税收政策，从而动摇了“新政”结构的基础。
杜邦家族意识到该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办事的时候了。正如此时的一位杜邦权威所言，“在这种时候——我是指政府需要你或向你妥协的时候，如果只顾愣在那里空满足或兴奋，那真是白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毫不客气地要我们想要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时候，政府才会变得比你想象中还要大方。”
于是在美国工业制造商全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瘦削而庄重的杜邦代表慢吞吞地登上乐队指挥台，作了定基调的发言，震动了全国。
“当未来是渺茫的时候，企业也是渺茫的。”代表宣称，并以一种慎重、镇静的语调，把工业领导人比作一个被“渺茫的烟雾”迷住眼睛，不得不缓慢行驶以免撞车的驾驶员，这一比拟的含意是显而易见的。罗斯福当然明白这些话的含意，很快，他宣布反对铁路国有化，也把杜邦公司提出的有关税收、劳工安定和法律稳定等每个要点都列入以后四年的罗斯福政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