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女人的风筝，线头永远攥在女人手里。当日全食出现的那个时刻，太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钻石指环，那是你我今生的情证。
3月8日夜里，我在北京观象台观察海尔——波普彗星。自从哈雷彗星光顾地球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多次接待来自神秘宇宙的不速之客，似乎时不时在警告我们，人类的处境实际上岌岌可危，任何一次天体的“意外”，都有可能导致这颗蓝色的星球灰飞烟灭。
城楼上昏影憧憧，远处是一片灯光的海洋。鳞次栉比的高楼刺破了低垂的天幕。塔吊的巨臂不停地旋转，打桩机发出沉闷的声音。一切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天晚上，我躺在西单达智胡同24号的寓所里，作了一个奇怪的梦——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一头巨大的棕熊直立着凶猛地咆哮；一位穿着红色风衣的少女临风而立。这两个画面交相印叠。我从未作过这样的梦。按照爱斯基摩人的说法，棕熊直立着嗥叫，预示着将有大祸降临。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噩梦中惊醒。我暗暗庆幸，幸亏这只是一个梦而已。我打开门，邻居的小女孩叫我去看日全食。这一天是3月9日，9点零8分，太阳将会被“天狗”吞没。我来到院子里，小女孩和她的爸爸妈妈正在用彩色玻璃片观看。我把眼睛贴近小女孩的红色的玻璃片，看见硕大的太阳慢慢变成了一弯纤细的月牙。
朋友，这一天，您在哪里，又在做些什么呢？您能否想到，在同一个时刻，在中国最北端的北极村——遥远的漠河，却发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车二杨尼娜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向我走来时，我想起了梦中的那个少女。
大二那年寒假过后，我从家中坐火车返回北京。在途中，认识了杨瑞。
我的老家在广西北海市，一般习惯坐船到广州然后乘车北上，我第一次来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上学就是走的这条路。学院现在已改名叫中央民族大学。不过，我从小非常热爱大自然，沉醉于它的神秘和浪漫。这种性情的养成，一方面是受了我父母亲的感染，他们都是民族艺术家；另一方面，源于我出生的这个民族的天性。
我的祖先是高原部落民族，我的父辈是从那儿迁徙而来。
因此，每次往返我都选择一条不同的路线，便于接触到沿途各富特色的人情风俗，欣赏到斑斓多彩的湖光山色。为此，我还特意买了一架25倍的俄罗斯望远镜，随时携带在身边。
认识杨瑞的这一次，我走的是柳州这条线。先坐汽车到柳州，然后换乘火车。这条线不是电气化，没有特快。使用的还是那种古老的蒸汽机车。由于旅程太长，火车又比较慢，路上闷得慌。于是，我坐在窗口用望远镜浮光掠影地看风景。
这时，有个学者模样的青年男子跟我搭话，他就是杨瑞。一听他说话，我就知道他是北京人。我对北京人挺有好感的，他们热情好客，落落大方。杨瑞就在我对面的中铺。他跟别的北京人一样能言善谈。他说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一位少数民族姑娘，而且非常准确地猜出了我在哪所大学念书。不过，他猜测我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因为，他觉得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一些。
我们似乎有些一见如故，喋喋不休地说了很多话。杨瑞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现在是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却对天文地理特别有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观测奇异的自然景象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一回，他就是在云南观赏了蝴蝶泉以后转道广西的，因为他听说在这条铁路线湖南境内的某个地方有人看见了UFO，即飞碟。他想去那里实地了解一下，搜集一点证明材料。
杨瑞拿出他在云南拍摄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景物真是美丽极了，令人神往。也许当时太全神贯注了吧，我和杨瑞不知不觉挨得很近，两颗脑袋几乎靠在了一起。和我同行的一位男同学，也可以说是我的男朋友，在旁边目睹了我这副忘乎所以的情形，便削了一只梨递给我，实际上是暗示我和这个刚刚认识的男人保持距离。
到北京分手的时候，我们似乎都有恋恋不舍的感觉。杨瑞并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在湖南下车，他补了直达北京的车票。在他去补票的时候，我心中就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流动。
我想要求他留下详细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什么的，但当时车厢里的旅客急于下车，环境太嘈杂，我的男朋友大概看出了我的这种心思，他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拽住我急匆匆地往外赶，一出站口就打了一辆出租车不辞而别。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同他联系。他除了知道我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外，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这件事肯定就这样过去了，像许多萍水相逢的人一样擦肩而过。不过，我内心隐隐地有一些失落，好盼望再看见他，在街上看见相像的人，我都要忍不住多瞅一眼。有一次在当代商城门口，我还脱口叫了“那个人”一声，结果不是，闹得彼此很尴尬。
车二杨尼娜的声音格外柔和。她的脸型稍微有些长，看上去下巴显得尖削。表情清新、自然。一双眼睛比较特别，有点与众不同的韵味。
我和杨瑞重逢是个有风的日子。风很大，刮得人有些睁不开眼。我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打算到北京大学的旱冰场去滑旱冰，一位朋友——我的业余教练在那儿等着我。刚走出校门，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比较陌生，但是，我仍然立刻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也许这就是心灵感应吧。
杨瑞戴着一顶贝雷帽，比我上一次看见时显得老成一些。他告诉我他已经连续等了三天，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把我给等出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找，他说去找过，没找着，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都说不知道。他只好在这儿痴痴地等。
他说，刚才一眼便认出了我，因为我这身打扮跟在火车上一模一样。说实在的，我自己都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希望保留某种回忆吧。
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一块儿到北大去溜冰，杨瑞的脖子上挂着我的旱冰鞋，晃悠晃悠的，颇有点牛仔的味道。那一天，我们玩得十分痛快，尽兴而归。
这一天是周末，杨瑞不用上班，我也没有什么课。他便邀我上他家去玩，我答应了。在北京读了两年书，我还从未上北京人家里去玩过。
杨瑞的家庭极其普通，除退休在家的父母外，还有两个哥哥，均已结婚，各有一个孩子。一大家子住在一套三居室里，显得拥挤不堪。杨瑞说，他将来要是结了婚，就只能住在外边。
我不敢断定他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没准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太神经过敏了。杨瑞所在的研究所，国家下拨的经费不多，效益不是特别好。好在所里没几个人，还办有一份期刊，每期销个万儿八千册，收入倒还勉强说得过去。加上隔三差五挣点儿稿费，杨瑞每月也能拿两三千块钱，可他却分文未存，全花在旅游和购置相关的设备上了。
杨瑞跟我开玩笑，说等我大学毕业了，就分到他们所里当期刊编辑，这样他便能天天看见我了。我说那也不一定，他问为什么，我就说他老爱游山玩水，十天半月的不回来，不是照样见不着吗？他说，男人是女人的风筝，线头永远攥在女人手里，男人飞得再高再远，女人只要轻轻一拽，他还会乖乖地回来。
听杨瑞这么一说，我立刻懂得了他的意思，内心里暗暗高兴。我说我不要做那根系住风筝的细线，要做另一只风筝，和他一起游弋在蔚蓝的天空。
从此，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就到研究所分配给杨瑞的那间小屋里去找他，帮助他整理资料。这段时间，他正在写一本有关自然与文学的论著。我们几乎是足不出户，整天关在屋子里拼命工作。饿了，吃一碗方便面；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称得上是废寝忘食。杨瑞说，等书出版了，分一半稿费给我这个“秘书”，我淡淡一笑。其实，他也清楚，我帮他并无所图，不过是心疼他和热爱这项工作而已。
尽管这些日子我俩朝夕相处，但我们却根本顾不上儿女情长，也许杨瑞故意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对我没有起初那么亲密无间，无形中反而疏远了。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俩连手都没有拉过。有时我帮他抄稿到很晚，他都坚持送我回学校。看得出，他是一个作风严谨的人。
我男朋友见我跟杨瑞过从甚密，心底老大不痛快，我俩常常为此拌嘴。我男朋友说我越来越变得不可思议，连他都不认识我了。这还是以前的车二杨尼娜吗？时常旷课，在课堂上无精打采，一有空就往校外跑，导师还以为我在外边当兼职推销员呢。不是我男朋友指出来，我真的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变化。我男朋友极力替我遮掩，我真的很感激他。但我不能接受他让我断绝同杨瑞来往的要求。我男朋友讥讽我成了讲究实际的人，他认为我在寻找一个毕业后留在北京的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