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贡院，乐育陇上群英
如前所述，兰州的文化教育与士人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士人的大力推动，就不可能产生昌盛的兰州文化教育。据《兰州市志·教育志》载：清代，封建教育步入鼎盛时期。儒学沿袭明制，且有扩修；自雍正年间起，书院官办，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仅城区就开办兰山、五泉、皋兰、求古四大书院，其中兰山书院为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以藏书丰富闻名全国，山长多饱学鸿儒担任。清中叶以后，生员多达三四百人。19世纪末，科举制度衰落，“西学”逐渐传入，改良书院，开办新学，兰州士人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开办新学。如清代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兰州人刘尔炘辞官归里后，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设塾教徒3年，主讲五泉书院7年，任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5年。亲自创办兰州第一所小学校——高等小学堂。兹后又集资建中学一所，小学3所，接办兴文社，创立乐善书局，修建五泉书院，创办修学社，为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兰州建立甘肃文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的前身），光绪三十年（1904）年附设师范馆，为甘肃办师范教育之始。同年，陕甘总督崧蕃命候补知府杨增新于甘肃制呢局厂西开办武备学堂，为兰州办军事教育之始。
民族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回族教育。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回族轻文尚武，文人少而武士多，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缓慢，一直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与繁荣进步。清代甘肃穆斯林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清廷在武力镇压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通过文治实行教化，倡导设立专门招收穆斯林子弟的书院、义学。但由于明代曾以强制同化而引起过“胡人”反感，清廷曾以镇压而激怒过穆斯林，因此穆斯林群众认为学了汉字，读了汉书，就会被同化，所以穆斯林多雇人代学，拒绝学习汉文化。但兰州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中，读书应试的有识之士还是有的，特别是清代在科举考试时，有意识地注意录取回族士子，从而使一些回族士子获取了功名。如皋兰县的马世焘（公元1809－1875年）为清咸丰乙卯（公元1855年）科举人，金县（今榆中）马仲律为同治甲戌（公元1874年）进士，曾任五泉书院山长，著有《雪案拾遗》。兰州回族士子的进入仕途，有力地影响和促进了兰州地区少数民族的士人文化。这一切，无一不浸透着兰州州县官员和地方士绅的心血。
士人在对兰州文化教育的大力推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段坚首办书院、四大书院的设立、左宗棠倡导筹办兴办新书院、重建旧书院、重视启蒙教育、奏准实施的陕甘分闱等，这几件事都是士人所为，都对兰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作用。
兰山书院是雍正十三年甘肃巡抚许容奉旨创建的，故址在今秦安路兰州三中，乾隆三十年（1765年）总督杨应琚、五十年总督福康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总督长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总督恩特亨额、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总督左宗棠屡次修葺，至光绪元年形成了一组宏大的建筑群，中为文仁堂，后为敬逊堂，又后为射园（已废）；敬逊堂两厢为斋房，东南隅小院一，为书库；西北小院二，其一为掌院住宅，一为客厅；文仁堂左右为耳房，为东、西官厅，东斋四院，西斋三院；前为仪门，门外为监院官舍，东为书斗房，又前为大门，门外东、西坊表二：曰兴贤、曰育才。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以其藏书丰富而闻名。乾隆时期有藏书204种，有钦定四书、十三经书版2067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书库着火，藏书尽数被焚。光绪元年以后，在陕甘总督左宗棠、杨昌浚的大力扶持下，书院逐渐得以恢复。兰山书院历任著名山长有：盛元珍（江苏常熟人）、牛运震（进士，山东滋阳人）、张位（翰林，甘肃秦安人）、秦维岳（翰林，皋兰人）、吴可读（进士，皋兰人）、张澍（进士，武威人）、张美如（翰林，武威人）、张国常（进士，皋兰人）等。
五泉书院为兰州府立书院，地址在兰州府北后街（今贤后街），为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布政使屠之申、翰林秦维岳等捐银创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兰州知府栗垣、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兰州知府铁珊先后进行重修。庭院式平面布局，中为讲堂，堂西北小院为掌院住宅，宅堂后院为圣厅及左右斋房，堂东院为退省斋，西院为惜阴轩，前为仪门，门外左右为书斗房，东小院为监院住宅，南为大门。据记载，五泉书院在道光年间有藏书52种、156套，另有《学庸浙通》书版46块。曾任五泉书院著名山长的有：卢政（举人，皋兰人）、刘尔炘（翰林，皋兰人）等，他们均为陇上著名学者，培育人才甚众。五泉书院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移建于雁滩公园内。
求古书院地址在兰州贡元巷（今兰州市少年宫和城关区教育局所在地）。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陆廷黻接任学政后，发现平（凉）、庆（阳）、泾（州）、固（原）、宁夏五属考生的试卷“文俱浅薄”，遂与总督谭钟麟商酌，于光绪九年将省城旧有考棚改建为求古书院。中为讲堂，堂后为客厅，宅门内为上房，为东、西厢房，西小院为掌院住宅。讲堂后东小院为监院住宅，西小院及讲堂前东西厢俱为斋房。时敏斋三院在西斋后，仪门南向，大门及栅门俱东向，照墙前旗杆二，南、北坊各一。
皋兰书院是由清道光二十二年右营参将废署改建，二十九年重建。中为讲堂，堂北上厅掌院居之，堂南下厅监院居之，堂左右两厢及上厅后两小院、下厅西小楼俱为斋房，仪门外有楼，楼下左右耳房书斗居之，前为大门，门外甬道南为坊表。光绪三十一年改为皋兰县高等小学堂，后又改为皋兰区小学，民国三十七年为皋兰县政府驻地，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曹家厅小学，“文化大革命”后成为城关区检察院。今废。
清光绪以前，陕甘合闱，兰州地区的士子需到一千多里外的西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资格，路途遥远，费用昂贵，很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士子皓首穷经，也无法参加乡试，严重阻碍了兰州士子的仕进之路，也制约了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甘肃士子在省城兰州乡试。经朝廷批准，于光绪元年在城西北郊外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处）建成甘肃贡院。贡院基纵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堂前为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号房，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雨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闱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迤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公字过厅，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北为监视道所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廉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东为录榜所。至公堂是纠察官防总摄闱场事务的大员（称临监）和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称外帘官）办公的地方，门楣上悬左宗棠亲笔所书“至公堂”匾。
门两侧悬挂左宗棠撰写的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后来，原标志性建筑三层楼阁“明远楼”迁五泉山，作为五泉山中轴线上一座重要建筑。甘肃贡院的建成，对全省文教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吴可读曾为贡院撰192字楹联，热情赞扬了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闱成功，是甘肃建省二百多年来，破天荒的一件重大举措，甘肃当局和学子都要饮水思源，不要辜负“名相”左宗棠爱惜人才，建设贡院的德政；并以甘肃悠久的文明历史和雄奇壮美的锦绣河山，鼓励甘肃学子们寒窗苦读，书写出像甘肃山河一样气势壮阔的好文章来，以报答“名相”的恩泽。其联为：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楠，画栋与雕梁，齐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浩瀚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清末，兰州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如甘肃文高等学堂与武备学堂。这两座学堂均位于今畅家巷东段一带。甘肃文高等学堂附设的师范馆先后毕业学生2班，共135人。武备学堂民国二年停办。
纂志吟诗，文化成就辉煌
清代，以诗文集和地方志为标志的兰州士人文化形态完全形成。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载：“自魏晋至明清，兰州地区共有164人著有诗文集263种（笔者注：绝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作品），蕴含相当丰富的兰州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和开掘。
还有自明初以来的多种方志，其中最早的方志是《金城志》，明肃王在永乐年间令儒臣修纂，可惜早已湮灭。”
据有关史志记载，清代，由于兰州地区士人群体进一步扩大，士人著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史志的就有96人，共撰著作169种，其中经学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周易汇参》、皋兰佘德楷的《易翼贯解》等15种；历史方面的有皋兰王鉴潭的《历代帝王总纪》、皋兰张国常的《土司蕃族考》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训兵纪要》、皋兰朱克敬的《历代边防汇钞》等5种；医学方面的有皋兰张振濯的《痘症管见》、皋兰秦霖熙的《惊风治验录》、金县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等10种，农田水利、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135种。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兰州、甘肃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是兰州地方史志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官修史志的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由地方官府组织或个人编纂所修的志书和由私人撰写的史书众多，民国以前的30部地方志中，有26种修于明清两代，其中清代的有朱士华纂的《兰州志》、陈如稷纂的《重订兰州志》、吴鼎新修，黄建中纂的《皋兰县志》、黄璟修，秦维岳纂的《皋兰县续志》、卢政纂的《皋兰县续志稿》、张国常纂的《重修皋兰县志》、耿喻修，郭殿邦纂的《金县志》、恩福修，冒蕖纂的《金县志》、无名氏纂的《平番县志》、李绍晟纂的《青城记略》等。
在现存兰州诸地方志中，体例严密，影响较大的是清光绪年间张国常编纂、1917年刘尔炘刊印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别署冬坞，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生性恬淡，不迷恋官场，因而数月后辞职归里，侍奉老父。后受陕甘总督之聘，任兰山书院山长20余年，教授选自全省各府州厅县的学生，这一时期考中举人进士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张国常为人端庄，教学严肃，学生心怀戒惧，发奋苦读。张维《陇学略述》说他：“常用经史教授，先后从学者甚众。训诂严谨，为一代宗师。”兰州著名学者刘尔炘、王烜均为其所培养。光绪十六年（1890年），甘肃学政胡景桂疏荐，加员外郎衔，以表彰其兴学造士之贡献。
张国常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士人，但他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却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在督署东侧（今甘肃省人民政府东侧）创设了甘肃电报局，栽了电杆，架设通讯线路。恰巧遇到那一年旱情十分严重，一些迷信的绅民便认为是由于栽了电杆，破坏了风水所致，便想拔除电杆缓解旱情。张国常却不相信这些迷信传言，亲自出面解释劝说：以前没有电杆，旱灾照样经常发生，可见天旱与栽电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他劝说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通讯杆线才顺利地架设起来。
张国常虽是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但却思想进步，能顺应时代潮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奉诏将书院改为学堂。三十一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多数绅士学子对这一巨变深惑不解，抱着抵触情绪，牢骚怨言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而张国常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明智的做法。张国常撰文解释，称赞崧蕃雷厉风行地废科举、创学堂的政绩，并呼吁学子“相与戒帖括（八股文）之陋风，鄙记诵词章之凡想”，鼓励他们读有用的书，学习机器制造，数学、地理知识和外语，为家乡服务，为国家做贡献，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