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依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
3.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尔》），言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认为如果不能好学深思，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就会流于“六蔽”，告诫子路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更是好学不倦，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尔》）。多学而知，还要注意思考，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主张行事不凭主观臆测，不墨守成规，不片面武断，不自以为是。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也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孔子在教育上坚持“诲人不倦”（《述尔》），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兴办私学，使得教育的范围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尔》）。其中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治学要首先立人，所以他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尔》），并教导学生修业进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尔》）。
孔子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教导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的精神。指出学习的规律，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学尔》）、“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育中注重启发的作用，主张“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尔》）。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因材施教，并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反对只思不学和学而不思。）这些即使现在看来，仍有着非凡的教育意义。
4.孔子与世界同在
孔子的学说很早就被传入了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国家，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今，在韩国，对孔子的热衷甚至已超过了中国本土。
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世纪即已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给欧洲人带去了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另一个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这个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孔子思想浸润的富裕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影响犹为巨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无形的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读了《赵氏孤儿》后，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还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就曾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今天，旅居法国的华侨华人依然遵循着祖宗的教诲，在待人处事中恪守这一规则。
在近代史上，山东一度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传遍了整个德国：“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处很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177年的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末代皇帝溥仪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比欧洲各国要晚一些，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在批林批孔）。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孔子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在美国旧金山公园里伫立着一尊孔子塑像，在人流最多的地方，他面容和善，智慧满腹，倍受尊崇。在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遇到了诸多解不开的现代难题，匆忙而来的人们，期盼着从这位和善的老人的思想中找到答案。当代新儒学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对西方文明提出的诸多课题，孔子思想是应该有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了，他是世界的。”
5.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大约在春秋末期完成，汉朝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论语》也随之被称为传，宋朝后更是被列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在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之后，《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首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到了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都要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求考生必须“代圣人立言”。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恨不能倒背如流。
《论语》问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一方面备受推崇；一方面又屡遭非议。这与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些并不影响它在历史和思想上的价值，它一直被儒家奉为最高经典，两千多年来流传不息，影响深远。
关于论语，还有一个有名的典故：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担任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的统帅。他的手下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幕僚，名叫赵普。而这位赵普就是赵匡胤日后登上龙座的关键人物。在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普参与策划了公元960年的陈桥驿兵变，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并协助其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北宋的统一战争、“削藩”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中，都显示了赵普卓越的才干。
但是北宋的统治稳定以后，国家需要的是建设和治理，“兔死狗烹”，虽然赵匡胤仍然对赵普很器重，但却也不放心让一个读书太少的人担任丞相的要职，所以常常劝告赵普，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赵普听了皇帝的严厉批评，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惶恐至极，所以每天下朝之后就闭门读书。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