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首倡儒学于蜀，不仅在我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和儒学传播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巴蜀地区的族群互动融合和汉族的发展。简单说来，主要是促使儒家文化在巴蜀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从而既增强了巴蜀汉族的内聚力，又对当时仍大量存在的巴、蜀等土着族群产生影响与催化，使其逐渐发生文化上的蜕变而陆续融入汉族。其具体情况，尽管也是史缺有载不得其详，但透过历史文献中诸如“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和“《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和》之咏，侔乎《二南》。蕃衍三洲，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甚”之类的溢美之辞，仍可大致推知最迟不晚于东汉中叶以后的2世纪左右，汉族及其所负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已在巴蜀地区占据了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位置。
汉族移民徙居巴蜀，自西汉前期汉族形成之后便无较大规模者见于记载，直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才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较为可观者一是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入蜀领益州牧，史称“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二是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从诸葛亮《隆中对》之策，自荆州“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后建立了“三足鼎立”之一的蜀汉王朝。三是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自汉中“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投刘备时带入的西凉“部曲”约数千人。仅以上三批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合计人数便可达一二十万之众，据研究其原籍若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至少涉及到了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山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江苏等10余个省。其中的高层人物，又多为来自河北（刘备、张飞、赵云）和山东（诸葛亮）、山西（关羽）、河南（黄忠）、陕西（马超）等地的北方人，骨干则以随刘备入蜀的荆州旧部为主，故史有“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之说。
这些外来移民徙居巴蜀后，一般都是集中分布在今成都、重庆、涪陵、阆中等大中城镇及其周围和交通沿线的据点之内，曾先后成为刘焉、刘备两大割据政权的政治支柱和基本力量。从西南汉族发展史的角度看，东汉末年内地汉族向巴蜀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不仅从数量上使得巴蜀汉族得以大大增强，同时在素质和影响方面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虽亦属汉末外来汉族移民中的一员，但在后人眼中其神话般的人物形象，却更多的是与巴蜀汉族连在一起。
这时巴蜀汉族人口，自先秦之世迁蜀的万余户“秦民”而发端，到西汉前期汉民族集团形成之初，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估计不会超过100万人，主要分布在各郡县据点及交通沿线附近并以此为基本格局，其中尤以川西平原密度较大。后经两汉400余年的平稳发展（包括巴蜀汉族自身的繁衍增殖、外来移民的徙入和区内的民族融合三个方面），延至东汉后期，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在汉族人口数量较多、相对比重也较大的蜀郡、广汉郡和犍为郡等“三蜀”地区，合计为57．8万户227．13万口，按汉族占70％估算，大约为40．46万户158．99万口；其余巴郡31．07万户。108．6万口，按汉族占50％计为15．54万户54．3万口；地跨今滇、川两省的越嶲郡13．01万户62．34万口，按滇川各一半和汉族占20％计为1．3万户6．23万口；再加上北部汉中郡涉蜀部分和西部广汉、蜀郡两属国汉族约3万户12万口，共计为60．3万户231．52万口。如果上列估算误差不是太大，那么两汉之世巴蜀地区汉族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一倍以上，是为巴蜀汉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
汉族在巴蜀的发展，使之在秦汉时便已覆盖了四川盆地底部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东、北方向基本上与荆湘、关陇及汉中一带的汉族分布区连成一片，西、南一线则据《后汉书·笮都夷传》所载西汉时蜀郡“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今芦山县）主汉人”和《华阳国志·蜀志》所称“僰道县（今宜宾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等零星记录，可推知已延伸到了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结合部的边缘地带和川南金沙江——长江沿岸地区。不过，对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上述区域内尤其是东部巴郡辖下的广大丘陵河谷地带，除了汉族之外，当时还分布着大量巴、蜀、濮、夷等土着或外来的少数民族族群，他们与迁入巴蜀的汉族移民一道，共同构成了巴蜀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
（二）汉族向滇黔的迁入和发展
汉族向滇黔的迁入与汉“开西南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汉“开西南夷”，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晚期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疆拓土和置吏施治活动。“西南夷”的空间范畴，通常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限指今云南、贵州2省大部分地区和滇、川结合部的大、小凉山一带；广义则在上述地区之外，还包括今甘肃东南部和川西高原。盖因这一广大地区在地理上位于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和四川盆地的西南方向，且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非汉民族的分布区，故史册概以“西南夷”称之。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汉“开西南夷”始于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历时20多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初步完成，其间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共七个“新郡”，将其纳入了西汉帝国的版图之内并相对稳定下来。其中，与滇黔地区相涉的共有四个郡，即：牂柯郡，郡治且兰（今贵州都匀、黄平），辖区、地望当在今黔中、黔西及滇东一带；犍为郡，初治鄨县（今贵州遵义），旋即移治南广（今四川筠连），再移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后又移治武阳（今四川彭山），辖地当在今川、滇、黔三省结合部；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辖区当在今川西南至滇西北一带；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宁县晋城镇），辖今云南大部分地区。
汉“开西南夷”，据记载，在继先秦之世“张若因取笮及江南地”和“庄入滇”之后，降至秦朝初年，还曾大举开凿“五尺道”并将其统治势力自川南僰道（今宜宾）经滇东北、黔西北向南延伸到了今滇东曲靖一带，惜不久便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崩溃。对此，《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按：此句似有误，《汉书·西南夷列传》作‘关蜀故徼’，当是）。”然而，民间的商贸往来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史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有的甚至还深入到了今澜沧江、怒江西岸的中缅边界附近。正是这种割舍不断的血肉关系，为后来的汉“开西南夷”和滇黔汉族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经济基础。而在其间，业已先期形成的巴蜀汉族，又曾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较典型的如临邛卓、程两大家族，《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程氏，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蜀人”的早期商贸活动，发挥了先导和启发的作用。
而从汉“开西南夷”的实施过程和最终结果看，尽管每一重大举措的决策和部署，几乎都是出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本人，但具体实施起来，又自始至终莫不是以巴蜀地区和巴蜀汉族作为依托而得以完成。其中，作为最终的结果之一，便是随西汉帝国的疆域向南拓展，西南汉族的分布面也相应地由巴蜀地区扩大到了南部滇黔一带。因而可以说，汉族在滇黔的发展，乃是汉“开西南夷”的历史产物，时间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西汉中叶。
汉族在滇黔发展之初的具体情况，虽因年代久远史料奇缺而不得其详，但透过一些零星的记载仍可知其大概如下。
其一，汉族移民在滇黔地区最初的分布格局，多是星星点点地聚居在由巴蜀向南延伸而来几条主要交通干道线和新设置的部分郡县据点周围，在当时有如汪洋大海般的“西南夷”各部栖息地内，植入并构成了一个个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汉族移民聚居点和分布带，且分别与各自所在地的滇僰、昆明及僚、濮、邛、笮等土着民族交错杂居、朋比为邻。其中，较大的聚居点，一是益州郡郡治周围，即当时的古滇国腹地今滇中地区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3大淡水湖沿岸地带（即汉滇池、谷昌、建伶、俞元、昆泽等县），以及益州郡辖下南盘江上游今滇东曲靖（汉味县）、陆良（汉同劳县）和滇西洱海沿岸大理（汉叶榆县）、澜沧江西岸保山（汉不韦县）等地。二是牂柯郡郡治今黔东南都匀（汉故且兰县）、黔北遵义（汉鄨县），尤其是北盘江上游今黔西安顺、镇宁（汉夜郎县）即当时的夜郎国中心区一带。三是犍为郡南部今滇东北昭通（汉朱提县）和邛家、会泽、东川（汉堂琅县）及黔西北威宁、水城（汉汉阳县）等滇、川、黔结合部。四是越嶲郡郡治今川西南西昌（汉邛都县）及其南部今滇西北大姚（汉青蛉县）、华坪（汉姑复县）、永胜（汉遂久县）等金沙江两岸地区。至于汉族移民的分布带，则主要是沿“南夷道”（一说即秦“五尺道”）、“西夷道”（即“零关道”）、“博南汉道”和“庄蹻故道”等所谓“古西南丝路”各干线，经上举四郡郡县据点和古代城镇而呈断断续续的带状分布格局。
其二，迁入滇黔的汉族移民，据有关记载分析主要是由落籍屯户与寄籍军政吏卒两部分组成。其中，屯户又可再划分商屯与民屯两种，商屯见于记录的如《史记·平准书》所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民屯则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云：“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此类人员，因“募徙”而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垦荒屯田以就地提供租赋粮草，故一经徙入便多落籍定居下来，是为滇黔汉族移民中较为稳定的基本成分。至于那批随开边置郡而来修路开道、转运辎重、征战驻防或署理军民政务的将校士卒和官吏僚佐，则一般属暂驻性质，往往遇事奉调而来，事毕即返，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因各种缘故而从此滞留不归，成为汉族移民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在移民的来源与身份上，相毗邻的北部巴蜀地区，历来是滇黔汉族最主要的来源地，其次是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关陇一带。不过，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移民的身份，似乎又因来源地不同而略有区别。一般而言，来自巴蜀地区的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多为具有合法身份而被征调遣发南来的“吏卒”和“士”、“兵”、“卒”之类的从征将士。例如唐蒙初“开西南夷”时，史载其“以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后司马相如略西夷，亦“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再至益州郡设置前后，又“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其间，还曾因征发过度引起了“巴蜀民大惊恐”。而与此不同的是，来自关陇一带的移民，则多为“三辅罪人”、“京师亡命”等类的囚犯刑徒。究其缘由，大概与当时的宏观人口布局和“徙民实边”的某些法令政策均不无关联。此外，据后世的记载追述，在当初的滇黔汉族移民中，还有部分属来自巴蜀、关陇以外其他地区者，但其中的大多数也是先由内地徙居巴蜀一段时间以后，再辗转南迁进入滇黔一带。如滇西不韦县（今保山市）吕氏家族的来历。按《三国志·蜀志·吕凯传》注引晋人孙盛《蜀世谱》的追叙为：“初，秦徙吕不韦子孙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故而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滇黔汉族，主体是由巴蜀“吏民”向南迁徙蔓延而来，同时也汇入了相当一部分来自关陇等地的北方移民。
最后，还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是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尽管早在汉“开西南夷”以前，已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从巴蜀陆续进入滇黔地区，但因为人数有限，且多属来去匆匆的商旅，间有少量留居下来者，亦当与先秦之世的“庄入滇”一样，不久便“变服、从其俗”而融入当地土着民族之中。因而滇黔汉族历史的开端，严格意义上应从汉武帝开边置郡、徙民实边始。二是基于汉世之巴蜀同样也是多民族杂居区，而当时迁入滇黔地区的外来移民又以各类巴蜀人户为主，所以移民中除汉族之外，势必还杂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族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