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养蚕和纺织业有了新的突破。织锦业在刘裕（宋武帝）灭后秦以后将关中锦工迁至江南，在丹阳（今江苏南京市）斗场成立锦署后，成为继蜀锦之后又一个重要产地。至于制盐、冶铸、造纸和制瓷业方面，也都有突破或新的发明。浙江的海盐和江苏的盐城为重要的产盐地，《太平寰宇记》卷九五引《吴郡记》称海盐是“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冶铸业方面当时在华东区的着名作坊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50里），齐时上虞人谢平还创造杂炼生铁法以炼优质钢。造纸业方面，当时的藤纸非常着名，做文书“皆用藤角纸”。而藤纸的产地即在今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剡溪（今曹娥江上游）和余杭的由拳村。制瓷业也有了长足发展，青瓷窑分布在今绍兴、温州一带。而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的南方着名商业城市有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八个，而华东区就占了前四个。当时的建康在梁时“城中有二十八万户（以1户5口计，约有140万口），东西南北各四十里”。都城内有四市，附近有大小市十余所。京口也是连接南方和西部的大市，山阴是着名的绢米交易中心，寿春则是连接南北交易的大市。
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都与北方汉族的大量迁入和统治中心建立在这片土地上分不开。此期的经济发展，终于使西汉时还处于比中原地区落后得多的华东，开始成为全国着名的经济中心，出现了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的局面。人们可见的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兴旺景象。华东“简直成为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三、隋唐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随着隋朝建立，南北统一，动荡的政局和战乱开始结束。虽然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不久之后建立的唐朝，则开始了封建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唐王朝的扩张过程中不断被同化，成为汉族中一个组成部分。而华东自从东吴立国，再到东晋南朝政权的更迭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活动于此的大量山越，也在被征剿和移居平地后，在南北朝尤其是到唐代时被同化，成为华东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华东区最终成为单一汉族聚居的区域。
不过，正当人们分享盛唐繁荣的时候，横扫华北的“安史之乱”爆发了。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始，到宝应二年（763年）止，经过8年激战，中原地区是“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关上地区“间井萧然，百不存一”。大量为躲避兵乱的流民，进入相对稳定的江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便是当时历史真实的写照。华东的江北地区，成了北方难民一个重要的栖息地。
当时北方汉族为逃避兵火而南迁的路线大致分东、中、西三路，其中东路通过大运河南下，到达江北地区，而后有的还经过江西进入福建，有的则进入岭南。因此，江淮是接受北方汉族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虽然史无确切数字记载，但从各种典籍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庞大的北方汉族迁入，并对华东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淮南由于地处南北两地的连接地带，逃避安史之乱的北方汉族首先乘此路南下，加上安史之乱时，许远、张巡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使淮南得以保全，给避难者以一种安全感。所以大批南下的流士、流民便在此地居留下来。许多文献记载，当时为避安史之乱，“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中国（中原地区）新去乱，人士多避处江淮间。”当时江淮间的扬州，在兴元无年（784年）时，因“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州（今安徽和县）在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其户数比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户数增加数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非有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否则，绝不可能增殖得如此之快。
与淮南一江之隔的江南，主要指的是苏南、浙江和皖南地区，当时也称江南、江东或江外，与淮南等地合称则为江淮，同样接纳了大批北方迁入的汉族移民。江南因有六朝立国的基础，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因此，当安史之乱发生后，不少人以为朝廷又将仿永嘉南迁之举，政权中心可能移向东南地区，于是纷纷向这一地带迁徙。史载：“中原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两京（今长安、洛阳）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因此，当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这些流士及大量的流民迁入江南，使此地人口急剧增加。宣州（治今安徽宣州）、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濒临长江，为北方移民首先达到的地区，户口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顾况曾说当时“宣州户五十万”。而天宝年间，宣州只有12．12万户。这儿说“五十万”或许有些夸大，但在宝应二年（763年）宣州增置了旌德县；永泰元年（765年）又自宣州析置一个新州池州，复又置石埭县；会昌五年（845年）宣州更升为望州，则表明宣州的人口，在安史之乱后大量增加应该是事实。至德（756～758年）后曾一度升润州的江宁县为江宁郡，除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外，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历年间（766～779年），由于户口增加、经济发展，润州刺史萧定被评为理行第一。
常州在安史之乱后户口也有一定增加，这种增加的原因，大约就是北方汉族的迁入。同样由于人口增加显着，经济发展迅速，大历年间（766～779年）常州刺史萧复被评为天下理行第一。在会昌五年（845年），常州也升为望州。相对于常州更南些的苏州是当时东南的重要都会，它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移民聚居地。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载：“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则南迁的人口已占苏州治所吴县编户的1／3，而天宝时，苏州有户7．6万左右，依此推算，移民数在2万～3万户。难怪顾况说：“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若以每户5人计，则有10万～15万的北方汉族在安史之乱时迁入此地。
当时的越州（今绍兴地区）也是接受迁入汉族较多的地区之一。鲍远曾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渊薮。”因此，相当一部分南迁的流士定居在越州。由于户口增加，贞元年间（785～804年）越州增置上虞县，会昌五年（845年）同样升为望州。
除上述州县有大量汉族迁入之外，在杭州、歙州（今安徽歙县）也有许多北方汉族迁入。其中歙州的58姓中，有28姓为安史之乱后迁入，而黄巢起义后还有大量姓氏迁入，因而使得此地风俗大为改观。诚如罗愿在《新安志》卷一中所说：“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于此，后或去或留，风俗益向文雅。”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并没有完全进入和平稳定阶段，面对残破不堪的山河，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军将叛乱而造成的政局动荡，人口继续流失，恢复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没有恢复。根据《元和郡县志》所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开元（713～741年）时共有36万户，元和（806～820年）时只有12万户，仅得1／3。洛阳所在的河南府，开元时有12万户，到元和时仅有1．8万户，减少了6／7。这些损失的人口，除了部分死于战火外，大部分则外迁他乡。
在中原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的混战和五代时的朝代更替时，南方，尤其是华东区所在的江南，却获得北方大量的汉族移民，使劳动力增加，经济开始长足地进步。“南方已超越北方；北方依赖南方的接济，愈来愈殷切。”这一点当时人的文章、史籍中也多有谈到，如《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府君神道碑》（卷六三〇）中说：“天宝（742～756年）以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李肇也说：“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载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大量粮食通过运河而黄河输往关中。而江南的财政收入，也成为国家的财政支柱。韩愈称：“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杜牧谓：“今天下以江淮为命。”而三吴地区，“国用半在焉”。这一点，白居易也承认，“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州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因此，经济重心已在江南，只是政治、文化中心尚在北方而已。江南的发展，除了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外，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多种经营是此期江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最终压倒北方的重要原因。而在劳动力增加和工具的改善方面，北方汉族移民的迁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从此，中原汉族为正统的观念开始打破，华东汉族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优势之后，其正统地位也开始得到认同。
四、宋元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北方汉族的南迁，往往总是与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战争等事因相一致。北宋灭亡，金人入主中原，南宋王朝的建立，从而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的发生。这是一次因长期的动荡不安和持续的反复争战相结合的阶段性的移民迁徙，有人将它分为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是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时期，人民潮涌而至。第二阶段是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3～1164年），金主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造成大批汉族南迁。第三阶段是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1208年），宋军北伐失利，金军攻入淮河流域，民众再次南迁。
第四阶段是嘉定十年至嘉定十七年（1217～1224年），金朝因受蒙古威逼，迁都南京（今开封），并大举攻宋，加上蝗、旱灾难，北方汉族大批南迁至淮南。第五阶段是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1234年），宋和蒙古联合攻金并灭之，北方汉族为避战乱而南迁。第六阶段是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蒙古军攻打南宋，造成大批汉人迁徙。第七阶段是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大批军人、民兵南下进入广东等地。七个阶段的移民与华东比较密切的则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阶段，移民数所占比例也非常大，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土着居民。
也许附表并没有直观地表达这次移民的特点，因为在江南的许多汉族迁入地的原居住民，往往因战争而逃离或被杀殆尽，损失人口相当严重。因此，我们很难从表中看出实际迁入汉族绝对数的大幅度增长，而事实上，两宋之际的北方汉族迁入华东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规模都要大得多。它对华东经济、文化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现代。
北宋末，金兵的铁骑不仅踏灭了北宋王朝，也踏碎了北方汉族过和平安宁日子的梦想。随着金兵长驱直入中原大地和淮河流域，紧接着北宋朝廷覆灭和南宋王朝的建立，使大批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及成千上万的北方汉族，随着躲避战乱的滚滚洪流而南迁到江淮地区。当时的运河是北方人口南下的通道，加上高宗未渡江前曾一度驻跸于扬州，所以，官员百姓便纷纷进入淮南。高宗渡江后，这些人又随之南行，其“众数万”。
由于淮河南北曾成为宋金的前沿，双方争战不断，因此，大量进入淮南的人口不久又重新南迁，或进入浙江或再迁入福建等地。同时，两淮等地的居民为躲避战乱也同样南迁，造成了淮南人口的锐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政府曾采取了屯田等方法，但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南宋后期，金朝衰弱，两淮战争减少，移民才得以居留下来。嘉熙四年（1240年），朝廷为安置北方流民，分别于淮河以南边城三五十里内和长江以北70里内分田耕垦，“遇警则用以守城”或守江。
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江淮统帅李擅降宋，宋取淮北涟水等三城居民于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二州之间。同年，聚集在扬州的北方人达数万以上，李庭芝在城中“募汴（今河南开封）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扬州大城）”。南宋后期，淮南东、西两路的人口分别比嘉定十六年（1223年）增加326％和135％，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迁入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