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向内地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投资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的25％。”应该说，25％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对内地的投资将达到190亿港元。
当然，李嘉诚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达到25％这个比例。因为他素来一言九鼎，从不食言也从不爽约。如果没有十成的把握，他不会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否则，就等于是给自己套上紧箍咒。他的一贯态度是凡事留有余地，认为这样才会争得主动。但是，从李嘉诚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判断出，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向内地的投资便将气势磅礴，势如长虹。
1992年10月5日，以和黄集团为核心的港方财团与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在北京签署深圳盐田港发展合同。在该发展项目中，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拥有3成股权；港方财团包括和黄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熊谷组公司等，共占7成股权，控股权在和黄集团。
深圳盐田港发展公司总投资额为5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建成与香港货柜码头互补的世界级盐田货柜码头，工程分若干期完成，第一期拥有2个货柜泊位和4个杂货泊位，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香港货柜码头的压力。
但是，盐田港计划曾遭到马世民竭力反对，他认为在内地搞货柜码头，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对此，李嘉诚更具远见卓识。他说：“深港间的大鹏湾是天然深水港，我们不抢先建盐田港，别的财团也会抢着去干，那将成了我们与别人对打。”
从1992年秋天起，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便与李嘉诚的长实、新鸿基地产及香港多家中资港资银行，商谈合作兴建一幢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大厦占地5.5万平方米，楼面积30万平方米，以当年物价计算，需要投资3.5亿美元。
现在，这幢全广州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已在天河拔地而起，成为广州天河新城区的招牌建筑。正如一提起白天鹅宾馆，人们就联想到霍英东一样，一提到广州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人们就会想起李嘉诚。
1992年11月下旬，李嘉诚与胡应湘达成协议，合作发展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工程广州至珠海段，总投资为96亿港元，长实与和黄共持控股权，其余股份由新鸿基地产及数家日资公司拥有。
该项工程项目的投资回报依赖于征收费用，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长线基础设施投资。李嘉诚看好这段公路的广阔前景，他认为回报虽然慢，但回报长期而且稳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投资回报额将会逐步提高。此外，修路也是造福积德的好事，何况能进一步提高声誉。
1992年6月，在上海，港沪发展有限公司与闸北区政府签署协议，以1.31亿美元租得火车站以南5.78公顷土地的使用权。港沪发展由和黄、中国光大、香港鹏利等财团组成。该联营公司，准备在租下的地盘上建造22万平方米的综合建筑群，需投入资金上百亿元人民币，全部工程已于1998年底完成。
李嘉诚在上海的另一项大手笔是海港工程。这是他1992年9月间在上海考察码头设施的结果。
1992年11月23日，和黄集团及上海港务局，就合作经营的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达成原则协议。据协议，和黄投资60亿元人民币，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这样，李嘉诚不仅在香港拥有货柜码头的半壁江山，还将在中国内地的货柜码头业坐大，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
在亚洲称王，李嘉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这样一来也使和黄集团内地与香港的货柜码头互为犄角，兼顾统筹。
1992年9月初，在海南，长江实业、香港熊谷组、中信旗下的荣高贸易、台资大中华及海南省3家银行，共同组建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80亿港元，发展洋浦自由港，其中长实占一成股权，投资约18亿港元。
1992年11月，长实集团与福州市政府签署协议，由长实投资35亿港元，参与福州旧城区三坊七巷的改造和重建工程。
从1992年秋起，长实集团就在大西南选择投资基地，最后将目标确定为西南第一大都会重庆。
1993年，长实系三家公司斥资8亿，对重庆市中区依仁巷进行全面改造，建成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住楼群。
1994年3月，李嘉诚在重庆专设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参与该市康居工程建设。该工程分布在重庆市五区一县，总建筑面积达500万平方米，全部由港方投资并承建。第一期工程150万平方米，长实系投资10亿港元。土地由重庆市政府提供，房屋由市政府包销，利益按协议分配。
李嘉诚投资内地房地产，可谓驾轻就熟，一来房产是他赖以发展的核心产业，而且房产一般投资短，见效快；二来房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康居工程，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李嘉诚乐此不疲。
在北京，李嘉诚也参与了多家酒店投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2年与郭鹤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李嘉诚说过，内地的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在香港的不少地段，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
中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中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李嘉诚投资内地地产，就是充分利用了地区间的差别，充分挖掘了资金潜力。
投资内地，与投资海外一样，李嘉诚不投则已，一投就宛如一场席卷内地的旋风，而且势比长虹，独领风骚，这一点与他先前的犹豫徘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投资原则，那就是在投资之前先按兵不动，静待最佳时机，一旦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之后，就会果断出手，大干一场。
6.大胆尝试，积极运作经营方略
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勇往直前去做。
——李嘉诚投资箴言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说：“最美好的财富人生始于个人敢于行动的气魄。”金钱是发亮的，美梦也是发亮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毫无疑问，这些人缺乏实现自己那些梦想的勇气。换句话说，他们大都喜欢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之中，却没有尝试新的成功途径的勇气。
李嘉诚的财富之梦，完全出自于自己对成功人生的期盼和努力，他善于经营自己的每一步，并把每一步都视为开拓人生的重要环节，所以他赢得了财富人生。
我们知道，投资绝对不能死守在一项计划上，必须要学会多计划经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利润。所以大投资家都善于创新去旧，或者说调新离旧。所谓调，就是从市场调查出发，从自己的头脑中调出新观点、新计划，所谓离就是抛开陈旧思维，另起炉灶。
李嘉诚在投资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调新离旧，这与他“尝试是成功的开始”的投资谋略有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搞了许多开发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投资项目，是东方广场计划。这对他来说，也是尝试成功的新开始。
东方广场位于北京王府井商业区，邻近的具有古今象征意义的建筑有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
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似登天，现在竟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这样的肥肉，谁不想咬上一口呢？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搞妥了上海闸北一块土地，旋即联袂飞往北京，第二天便与北京市政府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嘉里主席郭鹤年在香港名气不如李嘉诚，但他却是大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也不亚于李嘉诚。
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他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有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都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
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共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对这种情况，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之手。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了，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一般房地产开发，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们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这些拆迁户将从此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对于那些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的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但是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大的难题。结果搬迁出人意料地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